从明史看中美货币战！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汉人正统皇朝，大明的覆灭，令中国人唏嘘。也正是大明覆灭，成为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总结大明覆灭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包括根子里的原因，比如说本公众号此前文章所【21】所指出的，贪婪的明太祖立国时候定下的愚蠢贪婪极度自私的世袭制度，埋下了大明最终覆灭的祸根。
今天我们从贸易及货币等技术问题，探讨大明灭亡的历史及其对于目前中美贸易战及货币战的启示。
中国货币简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中国使用货币的历史非常悠久，传说在四五千年以前甚至更早货币就兴起了。
我国最早的货币是起源于商朝的贝币。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贝币的流通数量日益庞大。由于天然贝来源有限，不敷应用，于是便出现了仿制贝。最初的仿制贝是石贝、骨贝、陶贝，以后便发展到用铜来制造，这就是铜贝。铜铸币的产生，使古代货币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铜铸币的发展及其广泛流通是早期货币发展中的重大转折。这一时流通的货币主要有四种——布币、刀币、环钱和蚁鼻钱。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措施，统一货币就是其中之一。规定全国使用统一的货币，统一的货币分黄金和铜钱两种，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铜钱为下币，按枚使用，币面铸有半两二字，表明每枚的重量是半两，史称半两钱。禁止其他财物作为货币流通。
唐朝时期，唐高祖对钱币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废除五铢钱，铸通宝钱。自此，在中国历史上行用了数百年的铢两货币被废除，进入通宝钱阶段。这次改革使钱币名称同钱币重量完全分离，也就是说货币的账面价值与货币本身的价值发生了分离，是中国钱币的重大变化，从此，中国钱币进入了年号钱阶段。
宋朝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对货币的需求大幅增加：一方面传统金属货币的铸造和携带不便，无法满足市场对于货币的需求；另一方面，造纸业与印刷业的发展，使纸币的印刷远比金属铸币更为快捷。这样纸币在宋朝时期应运而生，先是私人商号，首先使用纸币，称作私交子，作为商品交换的介质；后来由于私人商号的信用问题导致私交子无法兑付的纠纷时有发生，官府禁止私人商户发行私交子，改由官府户部，也就是财政部发行交子，称官交子。
宋代的纸币，也就是官交子，的发明和使用，属于全球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官交子的管理相当规范，以金属铁钱作为发行准备，规定每三年一界，界满收回旧交子，发行新交子。
大明货币
宋朝发明使用纸币之后，元朝基本沿用，并对于纸币的管理进行了完善，以法律形式对纸币的发行使用进行了规范。
大明立国初期，明太祖时代，基本沿用宋元惯例，发行使用大明宝钞纸币作为唯一通行货币。
宋元时期纸币是分界的，有发行期和回收期，市面流通的纸币总量，户部一清二楚；换界时期的货币投放也相当谨慎，依据当时的商品交换需要投放相应的数量。
但大明的纸币管理水平，比之宋代混乱了很多，大明宝钞没有换界，因而只有发行没有回收。限于当时的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大明宝钞的纸质非常差，又没有回收机制，在流通过程中的损耗也难以估算。加上只发行没回收，各个皇帝就任后都往市场投放宝钞，全然不管市场上需要多少宝钞，使得市场上的大明宝钞越来越多，通货膨胀逐年高涨。
几代之后，大明宝钞已经基本形同废纸。正统元年，明英宗发布命令：江南府县必须将四百万石的粮食贡赋改为一百万两白银，变相承认了白银的法偿货币地位。嘉靖四十一年，帝国完全放弃了金银交易禁令，被迫承认白银为大明的合法货币。《水浒传》成书于明代嘉靖末年，全书绝无使用纸币的描写，甚至用铜钱也罕见，市场交易不论款额大小，几乎专用白银。
通货通缩
大明宝钞在商品流通中被市场所淘汰，为晚年大明经济失控走向覆灭埋下了祸根。
从币材有效性来讲，白银为币的限制是很多的。皇帝权力再大也不能变出白银来，有多少白银才有多少货币。白银货币体系束缚了封建专制帝国的掠夺之手，帝国再也不能随意动用货币政策这种杀手锏来劫掠民间资财，是纯粹的好事吗?
纸币比之金属尤其是贵金属直接作为货币，其先进性不言而喻。贵金属直接作为货币，缺陷在于贵金属具有天然价值，因而在使用过程中会被私人收藏，从而影响流通，导致市场上的贵金属货币越来越少，货币通缩必然产生。同时由于贵金属本身的稀缺，导致政府在需要通过货币投放提升需求促进生产的时候，受到贵金属资源有限的制约。
据《天工开物》记载，大明帝国银矿分布于湖广、江西、浙江、云南一带，一半以上的白银产自云南。即使在云南行省，每年产白银不过也就是十万两，全年帝国产银不过也就十八万两。
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大明帝国每年所产白银用几辆大卡车就能拉走，即使大明帝国放开一切对新兴产业的束缚，从国内货币供应量来看，原始自由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经济起飞！无论你想干什么，哪伯是摆个地摊，第一位需要做的就是筹集资本。
大明宝钞的管理不善，导致了大明早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大明宝钞被市场淘汰。白银取代宝钞，导致了大明的通货紧缩，严重限制了大明的生产力发展。
大明的国际贸易
嘉靖年间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整个帝国开始遭受银荒的困扰。嘉靖四十三年，帝国正式承认白银为货币两年后，户部有了这样的奏报：太仓全年岁入不过二百万两白银，半年不到就已经花掉了一百七十万两，过头税也不能再收了，顺天府正税每年不过十万两白银，额外加征的税银已经到了十一万两，所辖大兴、宛平两县，无论穷富，全村逃亡的不在少数。
嘉靖四十五年，一辈子向神仙行贿的朱厚熜还是没有看到长生不老报告获批，终于带着无限遗憾去跟神仙面谈了。
隆庆皇帝刚刚登基，就面临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大明帝国缺钱，想铸钱没有银矿，想发行纸币又没有人承认。时人慨叹：天下之民，惶惶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
办法总比困难多，没有银矿没关系，国内没有，国外还没有吗？
隆庆元年，隆庆皇帝下令，放开自成祖死后就开始实行的海禁、承认私商下海合法、进口白银，即《明史》中所谓隆庆开海。
很多人认为，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集中于西欧与新大陆、非洲、印度，中国没有参加这场世界性的大变革。
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十五至十六世纪，确实有很多货物从新大陆、非洲、印度运输到西欧，但这些货物相当一部分不是买来的，而是抢来的，所以不能称其为商品。
当时，西欧人做买卖，买的是中国货。
大明的庞大顺差
西欧人对华贸易多是转口贸易，吕宋、日本、马六甲、台湾岛和澳门是几个最重要的中转站。有三条商路最为著名：
从美洲、西欧—吕宋—中国，主要贩运中国的生丝、棉织品；
西班牙、葡萄牙与中国台湾、澳门之间的直接贸易，主要贩运瓷器、香科、丝绸；
西属美洲殖民地—日本—中国台湾，每年春节之前，早已来到日本的西方商人扬帆起航，借助东北季风载着白银驶向台湾等地，在这里他们可以买到中国白糖、小麦、丝绸、沉香木、樟脑和陶瓷。
在运回中国货的同时，所有西方贸易舰船只向中国运输一种东西，白银。
据《美洲的船队及海难》记载，即使一条小商船也会载有上千条白银，每条重七十磅。万历年间曾有一艘葡萄牙商船在驶往澳门的途中沉没于东南亚海域，1985年这艘沉睡了几百年的航船终于重见天日，打捞者惊讶地发现，这艘船上居然装了整整一万公斤白银！
人们都知道，第一代全球霸主西班牙独占了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据说，是当之无愧的全球霸主。仅就自银占有率而言，还有一个比西班牙更牛的霸主——大明帝国，西欧官方数据估计，全世界另外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向了中国，而美国学者则认为，三分之一仅仅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如果加上走私，新大陆43%—57%的白银最终流入了中国。
台湾著名经济史学家全汉昇估计，隆庆到崇锁年间，共1.5亿两白银从海外流入中国；很多人说隆庆开海激发了大明帝国对外贸易，自此，大明帝国商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这也是大明帝国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证明。
6
全球化的获利者
隆庆年间大明帝国确实有繁荣的海外贸易，只不过城郭之间的私商同样没有捞到任何便宣。隆庆开海并非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扬帆远航，还是要办很多手续的：首先要在居住地由邻里进行担保；然后才能向当地县、州两级衙门递交申请；最后由朝廷海防机构核准后，发放船引即出海贸易的营业许可证。
一个普通商人可能确实去过县里、州里的衙门，去朝廷办船引，难度就比较大了。因为，一张船引的价格只有三两白银，而一船白银的利润却至少是几十万两白银。行业准入需要审核，如此低廉的入门费、又有如此丰厚的利润，要说没有黑幕鬼都不信，获得船引的人又岂能是私商？
先不要愤怒。其实，在世界历史中，商人与帝国权力相结合是一种常态。大航海时代。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家都是获得了王室资助才得以率队远航，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也都是在王权庇护下才获得贸易专营权。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大明帝国贩运出去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生丝、瓷器、香料、丝绸、纺织品……拿回来的只有一种东西，白银。
剑桥中国明代史这样描述：中国商人想从大多数外国商人那里得到的是白银，他们只关心自己能得到多少白银而不关心其他西方货物。
白银在大明是同行的货币，但是不是财富？不是，白银属于贵金属，本身具有价值，但更大程度上白银只是财富的交换介质，而不是财富本身。
货币的过多流入，而且这种流入只有少部分从事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涉及的商品生产的人获利，贫富差距必然扩大。过大的贫富差距，在缺乏强有力的能征税能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中央政府的调节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
更要命的是，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情况下，白银的诱惑吸引了过多的劳动力参与国际贸易，基础行业，比如农业，日渐凋零，最终导致的粮食不足，对于仍旧处于农业时代的大明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
大明的崩盘
贫富差距的调节有两个手段：货币手段和税赋手段。货币手段是指中央政府发行货币，稀释有钱人手持的现金，并将新发货币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定向投放至贫穷地区贫穷行业贫困人群。税赋手段是指通过税赋政策向获利高的行业地区和人群征税，将征收的税赋通过财政转移投放给贫穷地区贫穷行业贫困人群。
很不幸，大明的政治，到了中后期之后，东林党的崛起，使得皇权日渐衰弱。代表南方新兴工商阶层，国际贸易既得利益集团的东林党人掌握着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及强大的朝廷政治资源，使得通过税赋来平衡财富差距的手段受限。
而货币手段，如前所述，宝钞在成祖之后被白银废了武功之后，大明中央政府实际上失去了铸币权，从而失去了通过货币发行平衡贫富差距的能力。
就这样，国际贸易带来的滚滚白银，美国经过有效的二次分配，几乎全部被全球化既得利益集团独吞。这些白银，没有被用于生产实业的有效流通，没有被用于在实业发展过程中提升劳动生产力，反而被用作土地兼并的利器。贫富差距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被进一步地扩大，筹码进一步集中在少数人手上。
当白银作为筹码，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的时候，这些白银被窖藏起来，社会大赌场因为没有筹码而面临再也开不下去的窘境。
而基础行业尤其是农业的凋零，导致饥荒在局部地区爆发，形成了流民，最终大明皇朝在饥民起义中被推翻。
大明的启示
大明的历史令人唏嘘，足以为鉴。对比大明和当朝，有一些相同点包括：都有庞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都存在财富筹码向少数人集中的问题。
相异点更多，包括：中国的对外贸易，有效地提高了中国的工业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当朝对外贸易占用的人口不但无损中国当前的基础行业，反而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当朝中央政府的强大远非大明中后期所能相比，尤其是纸币时代，当朝货币管理水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整体相当稳健。
中国的隐患在于由于国家货币发行体系存在的问题，过去十多二十年里在庞大外汇储备支撑下，天朝发行了大量基础货币。在大量基础货币支撑下，再通过信用扩张，形成了水漫金山的货币池子，并以房地产及双创权贵的神创为介质，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的鸿沟。在外汇储备缩水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有效的治理缩小弥合财富差距的鸿沟，同时要维持资产价格的整体平衡，考验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
反观美国，过度依赖国际货币铸币权的历届美国政府的放纵下，美国与大明的相似点也不少，尤其是实业在金融业的侵蚀下基本凋零，一旦美元像大明宝钞失去信用一样丧失国际货币的地位，其命运将会非常悲催。
所以中美货币战，中美两国都可以从大明历史中找到一些借鉴。中国现在面对的情况，其实都可以从中国历史中找到经验去借鉴提高，这是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天然优势，一定要发挥这个优势，这其实也是基辛格的书里对天朝五体投地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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