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 京 ”的 意 蕴
故宫博物院研究院院长 郑欣淼
1926 年11 月16 日，依托沈阳故宫的“东三省博物馆”成立（1928 年曾改称奉天故宫博物院），从此走过了不平凡的90 年时光。2016 年11 月16日，沈阳故宫博物院庆贺90 年院庆，精心筹划的“曾在盛京—沈阳故宫南迁文物特展”也拉开了帷幕。这个展览很重要，沈阳故宫拿出了大量的精美文物。由于历史的原因，原存沈阳故宫的10多万件文物目前分藏于海峡两岸多家博物馆。这个展览的一部分文物，正是借建院90 周年之机回来“省亲”的。
我感到这个展览的主题很好。“曾在盛京”，说明这些文物曾为沈阳故宫所有，也说明沈阳故宫曾经有过的辉煌。但看完展览，筹展者的立意似乎并非那么肤浅、简单，而是着重讲述这些文物（包括借来的漂泊在外的那些文物）与沈阳故宫的关系，这些文物与宫殿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幅盛京皇宫曾有的生动、多彩的画图。我们看到，这些文物原来都有故事，这些宫殿原来都有生命。因此，这个展览，从深层次来说，是对于这些文物精神价值的新阐述，是对于沈阳故宫价值完整性的新探索，也可略见沈阳故宫博物院今后的学术发展方向。
“ 盛京”当然是沈阳了。天命十年（1625 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把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并在沈阳着手修建皇宫。天聪八年（1634 年）清太宗皇太极尊沈阳为“盛京”。顺治元年（1644 年）清朝迁都北京后，沈阳为留都。顺治十三年（1657 年）清朝以“奉天承运”之意在沈阳设奉天府，故沈阳又名“奉天”。“盛京”作为清朝（后金）在1625 至1644 年的都城，不过20 年时间。所以我理解，“盛京”作为展览题目，其实与“奉天”、“沈阳”一样，只是表示这些文物曾经属于沈阳故宫；但是，用了清人入关前的“盛京”这个概念，则更有了一种历史纵深感，突出了沈阳故宫与这些文物的历史渊源。
盛京作为清朝的开国都城，既为龙兴之地，又是祖宗陵寝“盛京三陵”之所在。“盛京三陵”即永陵、福陵和昭陵，永陵葬有肇、兴、景、显等清帝祖先，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及其后妃则分别葬于福陵和昭陵。1643 年清太宗死，子福临嗣，是为世祖章皇帝。1644 年为顺治元年。这一年的七月初八日，清朝决定“迁都于燕”。八月二十日，年仅6 岁的顺治帝自盛京启程，九月到达北京，自正阳门入宫；十月初一日祭天，“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年”；十月初十日顺治帝再行登基大典。过了十年，顺治帝提出回老家展谒陵寝的动议：“朕仰承天眷，统一区宇，深惟我太祖武皇帝肇造艰难，太宗文皇帝大勋克集，诞祜朕躬，以有今日。自登极以来，眷怀陵寝，辄思展谒。……今将躬诣山陵，稍展孝思，议政诸王、大臣、满汉九卿等官，其详议以闻。即传谕礼部知之。”但因国内政局未稳，灾害多发，讨论结果是暂不能去。顺治帝后又多次提出，却又一再被搁置，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福临患天花早逝，其东巡祭陵之愿遂成遗憾。
清迁都北京后，盛京成了陪都，原盛京皇宫也就成了陪都宫殿。在清人离开盛京27 年后，即康熙十年(1671)，康熙帝以“寰宇一统，用告成功”，终于回到了肇业重地。康熙帝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康熙十年(1671)第一次东巡祭陵，就是说在此之前的17 年，对于他，盛京与祖陵都是述说中的、想象中的，这次才有了实在的、深切的体会，找到了根，看到了北京紫禁城与东北盛京的联系。康熙帝也开创清帝东巡祭祖之制。此后150 年间，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帝共10 次东巡，展谒陵寝，期间又在盛京宫殿举行升殿、筵宴祀神、阅射、行赏等一系列活动，成为陪都宫殿历史上无以复加的盛事。
清代帝王盛京东巡的意义，当然可有多方面解释，但我感到最重要的，是通过谒陵祭祖、瞻览宫殿等活动，既以展孝思，同时缅怀祖先功业，回思肇造之艰难，从而更好地治国理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寻找路是怎么走过来的，知道今后怎么继续努力，这是不忘初心、寻觅精神家园的行动，有着重要的精神激励作用。
颂扬功烈，怀思遗绪，继往开来，这在康熙、乾隆东巡时的诗作中有充分的反映。启运山原名桥山，是清永陵的陵山，清世祖福临于顺治八年（1651），敕封此山为启运山，意为运隆祥和。康熙帝第一次告祭永陵，有诗抒怀：“峰峦迭迭水层层，王气氤氲护永陵”“一自迁岐基盛业，深思遗绪愧难承”（《三月十一日雪中诣永陵告祭》）。乾隆帝第二次东巡盛京，也有《恭瞻启运山作歌》：“长白龙干西南来，灵山启运神堂开。源远流长绵奕世，骈蕃褆祉皇图培。”乾隆帝第一次到盛京，所见所闻，百感交集，写了一批诗歌。例如《故宫咏烛》：“火传薪岂尽，漏响夜方深。照得当年夕，艰难缔造心。”他还有一首诗，题目是《乾隆八年秋，朕奉皇太后恭谒祖陵，还至盛京，受朝锡宴。夫汉高过沛而歌大风，情至斯动，直己陈德。况予小子觐扬光烈，能无言之不足而长言之哉？爰作世德舞辞十章，章八句》，直抒胸臆。
但是在清顺治元年至乾隆十年（1644-1745）的100 年中，盛京故宫基本是作为“国初旧迹”予以保护，并未有明显的改变。康熙皇帝曾于康熙十年、二十一年（1682）、三十七年（1698）三次东巡盛京，亲祭太祖太宗山陵，周览盛京畿内形胜，于盛京宫殿宴赏文武百官耆老等。但三次东巡，均未在盛京宫殿中的先皇后宫内下榻，所有活动与礼仪亦未正规化。真正使盛京宫殿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盛京的尊贵地位得到显著提升的是乾隆帝。
乾隆帝分别于乾隆八年（1743）、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四十八年(1783)共四次东巡盛京祭祖谒陵。在乾隆皇帝东巡以后，对盛京的地位及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并采取了三方面的重大举措：
一是对宫殿进行了多次改建和增建。第一次东巡后就对盛京宫殿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和营修，增建东巡驻跸行宫，使其建筑规模、使用功能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沈阳故宫最后一批增扩建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四十八年，主要是文溯阁等西路宫殿的兴建。在原有宫殿之西建起160 余间大小房屋，形成与原“大内宫阙”部分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西路建筑群，也使盛京宫殿平面分布由两个区域扩展为三个区域，终清之世保留了这一基本格局。
二是从北京移送大量珍贵文物及用品至此收藏。清定都北京后，盛京故宫藏有清入关前的一些宫廷文物。乾隆时期运送的，主要有清帝及后妃祭祀、庆典活动所用的各类物品，帝后宝册、典章文物和皇家档案，历代艺术珍品和新造的各类皇家御用器物等，以此来提高盛京故宫的尊贵地位。当时不断地由北京向盛京运送宫廷珍品，例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就拨送康熙、雍正、乾隆年款各色瓷器10 万件。还专修文溯阁以贮存《四库全书》，新建尊藏《实录》、《玉牒》等宫廷文献的楼阁等。在乾隆帝下令编纂的“西清四鉴”中，就收录了盛京故宫的900 件青铜器。盛京故宫的文物都载在清末道光年间所编的《翔凤阁存贮器物清册》、《西七间楼恭贮书籍墨刻器物清册》等中。
三是皇帝在东巡驻跸期间的礼仪活动进一步规范化。自乾隆皇帝首次东巡起，在清宁宫举行萨满祭典、在崇政殿举行谒陵礼成庆贺典礼、在大政殿举行盛大筵宴的三项仪式都载入清代《会典》和《大清通礼》中。
通过以上举措，使旧宫成为清代著名的皇家文物收藏所，也使其原有“先皇旧阙”的性质发生新的变化。
以上所述，就是“盛京”之“盛”，就是盛京曾经有过的辉煌。
民国初年，盛京故宫作为皇室产业，名义上仍属溥仪小朝廷所有，并沿袭清末旧制，设盛京内务府办事处进行管理。后政府决定成立古物陈列所，遂将盛京故宫所藏大批宫廷物品运至北京，以敷陈列之用。1914 年，共运送6 次，包括瓷器、古铜、字画、珠玉文玩、书籍等1201 箱，约114600 余件。翌年，盛京故宫文溯阁所藏《四库全书》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亦运至北京，置于保和殿等处，仍归古物陈列所。文溯阁《四库全书》以后回到沈阳故宫。1966 年10 月，鉴于当时备战形势需要，这部《四库全书》被拨运甘肃省图书馆收藏。帝后宝册，现由辽宁省档案局管理。绝大部分珍贵文物离开了它的存藏地，盛京故宫元气大伤。
当年盛京故宫文物运北京后，所余文物大宗者有敬典阁、崇谟阁二楼内的《玉牒》《实录》《圣训》等物，还有清宁宫内的萨满祭器，銮驾库内卤簿、仪仗、乐器，太庙的玉宝、玉册，以及日华楼、师善斋所储门神、对联，西七间楼的数百面信牌、印牌，以及内府写本、刻本、档案等。20 世纪50 至80 年代，通过政府调拨、自身征集、社会捐献等多种途径，沈阳故宫博物院的藏品逐渐丰富。1954年至1980 年，故宫博物院17 次拨给沈阳故宫清代宫廷文物7546 件，包括书画、瓷器、雕刻、玉器、漆器、织绣品、钟表、家具、陈设、杂项、武备等。
据资料介绍，沈阳故宫博物院现存藏文物共33 类、21810 件套。其中，以清宫原藏宫廷遗物和历史文化珍品为主，兼及沈阳地区历史文物及具有特殊意义的近现代文物。不仅数量巨大、类别繁多，而且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其中，清入关前历史文物，清代帝后御用文物、明清及近现代书法绘画、清代家具、清代服饰等都很珍贵。如清入关前使用的满蒙文信牌、印牌，努尔哈赤的宝剑，皇太极的腰刀、弓、箭、鹿角椅以及御用常服袍，清宁宫萨满祭祀用具，康熙、乾隆时期用于宫廷典礼的乐器以及清历朝帝后谥宝、谥册等，都是清史、满族史、清宫史研究极为重要的实物佐证。清代书画，从清初的“四王吴恽”“四僧”“金陵诸家”到清中期的扬州画派、宫廷绘画，再到清后期的海派以及近现代等诸多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均有收藏。清代康、雍、乾盛世的官窑瓷器，清宫帝后服饰、首饰佩饰等，显示了清代皇家生活的风范。均是院藏文物精品。
沈阳故宫博物院有着清晰的学术脉络和很好的学术传统。对于盛京故宫的最早研究，应是金梁。他于民国初年组织一批满族学者，对沈阳故宫崇谟阁所藏清人入关前最重要的史料《满文老档》进行整理汉译，1918 年以《满洲老档秘录》为名出版。此后，另外一些译稿又以《汉译满文老档拾要》为题，在《故宫周刊》上连载。1913 年，金梁还将其对盛京故宫翔凤阁所藏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历代书画的记录，整理成《盛京故宫书画录》和《盛京故宫书画记》公开出版。
1929 年至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担任东三省博物馆（馆址在沈阳故宫内）委员长期间，主持编印出版了盛京故宫所藏《清内府一统舆地全图》、《圆明园东长春园图》等。1924 年7 月，任满铁工业专门学校助教授的日本人伊藤清造，率人对沈阳故宫进行了为期3周的考察并对部分建筑进行测绘，后编成《奉天宫殿建筑图集》（日本洪洋社发行）和《奉天宫殿之研究》（大连亚东印书协会发行），此为沈阳故宫建筑群的最早研究资料。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日人村田治郎、园田一龟等先后撰写了《满洲的建筑》和《清帝东巡之研究》，其中相关章节对沈阳故宫的建筑和历史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同时还有一些相关研究文章发表。有关沈阳故宫的研究也颇受中国文化界人士的关注。1947 年初，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设立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沈阳故宫为其古物馆所在地。该筹委会延揽了一些文化水平较高、文史造诣较深的学者，其代表性成果有阎文儒《沈阳故宫建筑考》、金毓黻《文溯阁四库全书校勘记》、傅振伦和李鸿庆《沈阳故宫藏品概说》、郝瑶甫《沈阳故宫藏书记》、李文信《沈阳故宫卤簿仪物小记》等，特别是《沈阳故宫建筑考》，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从20 世纪70 年代后期起，对沈阳故宫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沈阳故宫博物院陆续培养和引进一批从事历史、文物、满文等方面研究的专业人员，结合宣教工作和陈列展览工作的开展，开始对一些涉及宫殿历史和文物的课题进行更深层面的探讨。另一方面，此时所能利用的史料也较以往更为丰富。1984 年后出版《盛京皇宫》《清帝东巡》《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品荟萃》《清实录教育、科学、文化史料辑要》《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明清楹联选》《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明清绘画选辑》以及《沈阳故宫博物院学术论文集》（共四辑） 等。这一时期，除了历史、文物等学科学者的研究外，许多从事古代建筑专业教学和科研的学者，从建筑技术和艺术等角度，对沈阳故宫进行更具有科学性的研究，形成了《中国建筑艺术全集·沈阳故宫卷》《特色鲜明的沈阳故宫建筑》等具代表性的科研成果。
对沈阳故宫价值认识的重大提升是它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前后。2004 年7 月，作为明清故宫拓展项目——沈阳故宫和明清皇家陵寝拓展项目——盛京三陵（永陵、福陵、昭陵），经第28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评审，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宫三陵”本身就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是“龙兴之地”的代表性建筑物与清人另一面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
沈阳故宫的突出普遍价值在于：“沈阳故宫在承袭中国古代皇宫建筑传统的基础上，汲取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保留着满族民间传统住宅的典型特色，在建筑造型和装饰艺术方面，形成集汉、满、蒙族建筑艺术为一体的生动而独特的风格；特别是其以满族独特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为依据排列的建筑布局，在世界宫殿建筑中独树一帜。清宁宫内皇帝的祭祀场所见证了满族传承了数百年的萨满教传统。”（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文件WHC-12/36.COM/8E）
世界遗产的申报与保护为沈阳故宫学术研究创造了新的机遇。2003 年，《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有关沈阳故宫、永陵、福陵、昭陵的档案史料汇编，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当时“一宫三陵”的状况，包括皇帝东巡、宫廷礼仪、三陵祭祀、建筑修缮、文物收藏等内容，大部分为首次公布，为研究历史、民族、宗教、文化、风俗、建筑、皇室经济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武斌主编的“沈阳故宫文库”——《清沈阳故宫研究》《沈阳故宫与世界文化遗产》《清入关前都城研究》于2007 年前后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反映了沈阳故宫研究的不断深入。《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了大量有关沈阳故宫建筑、文物以及清人入关前后的研究文章。
北京故宫博物院在长期的多次的争论中，对故宫价值的认识逐步深入与全面，从而提出了故宫学。在故宫学概念中，故宫被视为是一个宫殿、文物藏品、宫廷历史文化相互联系的文化整体。故宫学倡导将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研究，从文化整体的角度去评估故宫的文物价值和文化内涵，防止故宫研究的“碎片化”。同时，故宫学也从文化整体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故宫学的各个领域（如古建筑、文物藏品、宫廷历史文化和博物院史）的深刻内涵及各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
故宫学又倡导“大故宫”理念。所谓“大故宫”，即完整的故宫遗产，既要关注72 万平方米内的故宫，也应走出故宫，看到故宫与北京及其以外明清宫廷建筑之间的联系，看到故宫文物与流散于海内外的清宫文物的联系。“大故宫”是就故宫学研究对象的外延而言。例如，北京故宫与沈阳故宫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文物都属于宫廷文物。作为宫殿，为清代统治者入关前后所用，不仅如此，北京故宫还有一些满汉结合的特色。例如坤宁宫，是明朝皇后居住的地方，清顺治时按满族习俗仿沈阳故宫内清宁宫改造为崇奉萨满的祭祀场所，宫前月台上立逾4 米高的祭神杆即“索伦杆”，菱花窗改建成吊搭窗，室内东侧改成皇帝结婚的洞房等等。
故宫学为故宫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北京故宫、台北故宫、沈阳故宫都是故宫学的重镇，故宫学成为联系三个博物院的重要纽带。近年来，沈阳故宫博物院从对沈阳故宫价值的认识以及沈阳故宫博物院发展需要着眼，提出要把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纳入到故宫学范畴，认为沈阳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如果没有故宫学为指导，则没有高度和深度；故宫学如果没有包括沈阳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实践内容，则不全面，不完整。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与故宫学相对接，出现了一系列新成果，学术研究和博物院工作展现了新的局面。
故宫学是一种学术理念，也是一种研究方法。我对“曾在盛京—沈阳故宫南迁文物特展”给予很高评价，就是因为反映了这种理念与方法。展览主题明确，从“陈设清供”“宴庆佳器”“供奉·赏品”三个方面，反映了盛京故宫的历史文化，有助于人们对其价值与地位的认识；把文物、宫殿以及宫廷历史文化结合起来，所选文物，都是现藏沈阳故宫或曾存藏于沈阳故宫的，展现了文物与宫殿的关系以及这些文物之间的联系，重视文物的多方面介绍，重视文物背后的故事，不是一般的文物精品展；与展览结合，举办学术研讨会，收到了好的效果。
100 多年前，沈阳故宫10 多万件文物离开旧宫，一去不复返。但今天沈阳故宫看到了这些文物与其在精神上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文物虽然不再由他们管理，但仍然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是认识沈阳故宫价值完整性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文物不只是供他们研究，也需要海内外多方面研究力量的共同努力。“沈阳故宫的南迁文物，承载着盛京皇宫的历史，展示了清代皇官的辉煌。它们在南迁路上历经曲折，也见证了世界文化史上的传奇。对沈阳故宫而言，虽然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成为沈阳故官人的隐痛，但庆幸的是，这批南迁文物大多完好地保存下来，为中华文化传承发挥着应有的功用。”（白文煜：《曾在盛京—沈阳故宫南迁文物图集》序）沈阳故宫博物院白文煜院长的这段话，既指出了一个明确的学术方向，也展现了一种难得的文化情怀；对于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发展，人们有理由充满期待。
转载自《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