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儒商课程简介5】：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著名历史学家。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是回应韦伯式问题的最有力反击。在西方资本主义未进入中国之前，传统宗教伦理对于本土商业活动有没有什么影响？余英时的回答是肯定的。讨论中国的宗教伦理，必须综合研究新儒家（从韩愈到宋代）佛家以及道家三教关系对中国商业活动影响。
自先秦以后到两汉，儒家思想内圣弱外王强，两汉佛学传入中土，魏晋时期道家玄学盛行，隋唐时期佛教大兴，儒家学说的主体性暗而不彰。作为主体思想的儒家，在唐代却是章句之学和门第礼学，不是“人伦日用”的儒学，而佛教和道教却广为流行。儒教衰微，佛道盛行，士大夫深感忧虑。韩愈深受刺激，决心重振儒学。
但是韩愈对于儒家的心性论并无贡献，新禅宗的心性理论对士大夫以及平民依然有强大的吸引力。重建心性论，成为振兴儒学的关键。而重建心性论，必须建立彼岸世界，打通心性修养与彼岸世界的联系。这个任务落到了程朱、陆王的身上。程朱和陆王因而建立了天理世界，天理是一种应然秩序，是此岸修炼的追求，肯定天理世界，也是对此生的肯定。可见，这种心性修养不是为了自我解脱，而是为建立一个理想儒家秩序做精神准备。这就是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在这种目标追求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典型的入世苦行。在王阳明的发展下，新儒家进一步向下渗透，民间信仰呈现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格局。简而言之，入世苦行，这就是中国近世宗教伦理。
由于商业的发展，士商关系出现了新变化。这就涉及到文章的核心问题：商人与儒学的关系。明清商业的发展，士商的关系出现变化甚至混同，商人已不再居四民之末。儒家的道德观念也传播到商人手中，商人好儒，士人从商，已不再是稀奇。由于新儒家的影响，商人伦理主要有“勤、俭”，而这是韦伯口中新教伦理有助资本主义发展的首推因素。
余英时论证了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关系，证明儒家伦理有助于商业活动的发展。这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中国宗教》的一大反击，捍卫了儒家伦理的尊严与体面。作者面对韦伯式问题，写了一篇非韦伯式的本土文章，与世界性理论对话，非博闻强识无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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