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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刑辩律师的困惑
本来，为罪犯（现在称嫌疑人）辩护是律师的天职，2000多年前诞生这一行当，就是为犯罪的人设计的，我常说，不做刑辩的律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律师，这句话可能招骂，可摈弃神权、皇权的统治，确实是、也应该是法治理性的产物。
近年来，律师挨骂还是好的，挨对方当事人的打、挨当地公检法的揍也常见，网上很多事例大家并不陌生，所有这一切“虐缘”，可能都在最初的职业设计范围，所以，从事刑辩，就要扛得住这一切，江湖上有句话“接受多少赞美，扛住多大诋毁”，性格腼腆、心理懦弱的最好远离刑辩，不听劝者，你的人生岁月，痛苦将陪伴终生。
现实中，有些刑辩律师无论接手何案，听了当事人诉求之后，一律先入为主的去做无罪辩护，人送绰号“张无罪、李无罪”，那是执业激情使然，被冲昏了头脑。冷静思考，我们必须承认，刑事诉讼中的被告，多数还是有罪的，否则，我们岂不真的处于黑白颠倒的世界，虽然，冤假错案还不能完全杜绝，但监狱里的大部分，绝不是白玉无瑕的。
我也多次说过，即便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人渣，也有权自辩和获得他人辩护。控辫双方原本就是上天分配出来的冤家，不可能也不应该手拉手去指控犯罪。很多人说，公检法和律师是“法律共同体、一家人……”，我很反感这种说法，律师如果都去”共同体、一家人”了，当事人就成了敌人，“使当事人合法权益最大化”也就成了谎言。“控辩”作为两种职业，无论从制度设计，岗位分工，还是生活方式，以至生老病死，均不能同日而语，总是拿“天价律师费”说事儿，而不针对案件本身的，无非两种人，一种是真不知道律师与公务员的区别，另一种就是居心叵测者了。
再说个家常事儿，即便是同一父母生养，因律师职业与其他从事公检法的兄弟姐妹不同，有时对某一案件的看法，也常常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在家庭聚餐的饭桌上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职业分工，出发点迥异，世界观自然不同。
在一个法治欠发达的社会，传统道德的制高点很容易占领，即便各种职业道德相加，也难以与之抗衡，而传统道德发起飙来，轻松横扫一切，即便庙堂之上的高官，一夜之间就可使你“臭不可闻”，让你的亲人如过街老鼠。更何况，为那些“杀人越货、强奸放火”之徒而辩护的个体户律师了，这一点，当年雾都利用的淋漓尽致，以至登峰造极。
“猥亵案”发酵，网上一片叫骂，舆论铺天盖地，茶余饭后大家都在谈这个舆论一边倒的案子。前几天，在云南大理，与开车的白族阿鹏哥闲聊，你怎么看给猥亵女童的辩护，他义正辞严：这家伙就该枪毙！还辩护什么！为他辩护的也不是好东西！一连串掷地有声，呛的我上不来气，心生一股悲凉：为什么法律越来越完善、法治观念却和大家渐行渐远，为什么对恶的仇恨演变成对刑辩律师的个人攻击，是人们祈求衣食无忧、安护妻母儿女的日子受到了挑衅，还是我们的环境遍是道德洼地，菁英阶层担当不起塑造公民精神的职责。
很多正义使者，可能忽略了“猥亵”案一个基本事实链，被害人当初报案是猥亵，公安立案也是猥亵，警方通报还是猥亵，公安侦查终结移送起诉仍然是猥亵，检察院正式起诉也不外乎猥亵，法院经十六小时庭审，继续认定、且顶格判决的，又是猥亵，判决同时认定，本案不存在“其他严重情节”。
该案披露的 ”阴道撕裂伤”，最早见于去年7月3日的上海报纸和网络媒体，这一隐私，并不是陈有西首先公开，法官答疑中有两句很重要的话：本案没有其他恶劣情节，那么小女孩的阴道撕裂伤如何认定？是否自相矛盾？任何一个辩护律师提出类似质疑，都应是职责所在。
陈有西、李肖霖二位律师，行事、办案是非常严谨的。相信他们在没有做出准确判断，坚定当事人无罪情况下，不会违背事实去无罪辩护。所谓收了多少律师费就违背良心为人背书，那就成了人身攻击，属无稽之谈的范畴了。陈有西的八点声明，也算字斟句酌中规中距了，在不违法前提下，回应民众关切的热点案件，也是律师应有的担当，这个声明，除了“引火上身”外，还为民众指责甚至大骂法院轻判，挡了枪。
法院根据控方求刑，从重、顶格判被告五年，二位律师并未像代理其他案件一样公布该案辩护词，也未透露庭审中的证据和争议焦点，可外界山呼海啸般的舆论和正义善良的呐喊者，又有几多了解法庭真相、案情真相、证据真相呢，而这些真相，辩护人的执业纪律不允许对外公布，这也是很多刑辩律师在不公开审理案件中独自承担“口诛笔伐”而又不能吭声的委屈。
至于上海的司法鉴定是否有效，不过多评论。
2020.6.23云南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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