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诗歌的社会炼金术：事件、包装、话语权与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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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诗江湖”：
当下诗歌的社会炼金术
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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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曾在《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中提出“社会炼金术”一概念，形象的指出文化权利的争夺其实是一个社会资源积累的过程，正如炼金术士一样，不断筛选，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仙丹”。当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时代，诗歌也难免成为进行社会炼金术的道具，诗人以此谋取自己的文化资本。
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在社会场域中存在着诸如政治场、经济场、艺术场等小的场域， 文学场也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文学场涉及权力（例如，发表或拒绝出版的权力）；它也涉及资本，被确认的作者的资本……不同的行动者或体制都以特别的活动或特别的策略为代价，在以往的斗争过程中积累起这一象征资本。”（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实际上，在文学场里获取文化资本的重要途径就是社会炼金术。
诗歌的社会炼金术的“得意之作”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盘峰论争”。当时“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都试图解构与建构什么，双方的诗学主张是带有明显的对抗性情绪，但从事后的结果上看，它要对抗所谓的话语霸权、帮派主义的初衷却是以一种诗坛分裂，捧红一些诗人，甚至是造成新一轮话语权利和粗暴批判行为的再度形成而收场的。拨开层层迷雾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他们的真面目——都想占山为王成为“老大哥”或者“一统江湖”。无论哪一方占山为王都对诗歌毫无裨益，如果诗坛只有一种声音，必然会堕落到万马齐喑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泥潭之中。
诗歌写作的社会炼金术在90年代“小试牛刀”之后，最终在新世纪迎来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文化上的暴发户，随时准备让金钱的权力和他们对精神事物及其仇视的世界观在整个社会大行其道。”（布尔迪厄）进入新世纪，诗人身份的危机感和主体性的重构正在成为一种诗学焦虑的中心，中国诗歌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商品化大潮的席卷与人文价值观的嬗变，新媒体的强势崛起与渗入，通俗文学的空间挤压，一系列诗歌事件的影响……这让诗歌炼金术发挥了用武之地。在这个喜新厌旧的时代，科技陷阱如此巨大，诗意栖居几乎成为不可能。
就像阿尔•戈尔先生所描绘的：“在感性上，我们离超级市场更近，而不是麦田，我们对包装面包的的五彩塑料纸给予更多的关注，却较少关注麦田表土的流失。于是我们越来越关注用技术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我们与自然界联系的感受却变得麻木不仁了。”尤其是当网络技术深入人心并不断制造诸多日新月异的“快感”与噱头的时候，诗歌已经彻底被边缘化了。新时代的生活方式更容易让天性敏感的诗人在不同程度上承受着各自的“身份焦虑”，并通过开发诗歌社会炼金术表达出来。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诗歌的社会炼金术是当下文化焦虑的显影，也是身份游离阴影下的必然产物。
其一是层出不穷的诗歌事件。新世纪以来诗歌刚在90年代沸沸扬扬的口水中稍作安歇，就遭遇了一系列让诗歌蒙羞的诗歌事件（或称之为诗歌的“行为艺术”）， 让大众对诗人的人格产生了强烈怀疑，并逐渐对现代诗失去信心。在分析这些诗歌事件之前，有必要重申今天诗歌写作的社会境况和诗人的文化心态。当下几乎所有的诗人已经默认了诗歌边缘化这一社会现状，诗人已经被褪去了神圣的华美的精神外衣，回归平凡的芸芸众生。除了面对生活压力和遭受精神焦虑外，一种新的心理矛盾也产生了——诗歌写作带来的崇高感和精英意识与暗淡的社会处境形成了强烈落差。在这种落差的折磨下，一些诗人终于按捺不住寂寞，冲出书房，走上诗歌的T台。
此外，如果深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当下诗歌事件的产生也有着学理上的存在背景。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日渐边缘化的境遇及后现代思潮对启蒙理性的否定使得一些学人对“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启蒙传统产生了怀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过去政治色彩浓重的理想主义虚妄面孔，而一些人受福柯的知识权力论影响，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知识作为一种“权力话语”一概加以排斥。于是“造反”的心态就产生了，对诗歌敬畏不再，把写作当成游戏并随意把玩也在情理之中了。
何为“诗歌事件”？在笔者看来，这里分为诗人主动制造的和被大众与媒体制造两种情况，比如“裸体朗诵”与“按斤卖诗”就是诗人个人的行为，而诸如“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则搀和着媒体和大众的炒作。这些打着诗歌名号却抛弃诗歌文本和违背诗歌精神的行为，本身与诗歌写作就没有多大关系，笔者在这里称之为“诗歌事件”。那么诗歌事件的动机是什么？对于诗人个体来说，妄图通过极端的行为吸引眼球，达到炒作和被包装的目的，进而成为“著名诗人”；被制造的诗歌事件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尤其在网络媒体极其发达的今天，一个任何的诗歌事件都有可能被无限放大，摆放在大众面前供人茶余饭后咀嚼、赏玩。
这些乌烟瘴气的诗歌事件违背了诗歌精神，严重践踏着诗歌的尊严，让本来就不怀好意的大众抓住了把柄，狠狠地恶搞了一番，过足了中国式的小人物棒杀是非的瘾。那些玩弄行为艺术的诗人，则在大众的欢笑和鄙夷中成为跳梁小丑，贻笑大方，并在顾影自怜中逐渐枯萎。“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今天，我们很奇怪的陷入一种怪圈：当下沉寂的诗坛总要时不时的制造或者被制造一些诗歌事件，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是人格障碍与包装炒作。另外，这些事件带来的争论又大抵与诗学观念的分歧无关，主观情绪化、人际关系等非诗歌因素的介入让诗歌面目全非、丑陋不堪。
再者，利用诗歌刊物与网络媒体拉拢人脉和输出话语权。一个诗歌流派和一个诗歌红人的产生总要做足宣传和包装，文论为争夺诗歌话语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一系列诗歌民刊的迅速出现成为他们“出人头地”的先头兵。众所周知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间诗刊在支持诗歌探索和发表新人作品上，是官方的刊物无法比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诗歌发展的活力所在。时光流转，承载着八九十年代最具活力的精神内容和语言奇观的诗歌民刊在今天却已经成为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谋取文化资本的手段和拉拢同谋的大本营。我们发现今天的诗歌刊物几乎成为某主编某社长的“私人财产”，以帮助发表为噱头，拉拢江湖小弟，结交诗歌权贵，为谋取文化资本招兵买马。尤其在网络新媒体崛起之后，各种诗学主张和诗歌流派充斥这一虚拟空间，论战与媾和在各大诗歌网站、论坛已司空见惯。试图通过办刊与网络输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和价值立场，以此达到占据话语高峰和拉拢人脉、炒作自我的目的，已经成为当下诗坛常态。
针对文学场的问题，布尔迪厄认为：“这些沙龙中进行各种交易，由此它们也是场之间真正的关联所在：拥有政权的人力图把他们的观念强加给艺术家，尤其通过圣伯夫所说的文学报刊，将艺术家把持的认可和合法化权力据为己有；而在作家和艺术家方面，他们作为恳求者或说情者，有时甚至作为真正的压力集团进行活动，努力取得对国家颁发的各种物质的或象征的奖励的一种间接控制。”布尔迪厄提醒我们的是，当下无孔不入的政治谋略和商业思维已经完全渗透到诗歌写作，穿着“诗人”外衣的政客与奸商穿梭在各大诗歌刊物和网络媒体，成为诗歌背后的推手，欺骗不明真相的文艺青年和诗歌爱好者。
另外，在这种情况下，“招安”也就在所难免了。翻开中国诗歌史不难发现，一个打着“先锋”旗号的诗歌刊物和流派的领袖在积累足够的“第一桶金”之后，迅速转行或是走到自己的对立面。这样的恶性循环仍在继续着，诗歌只不过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社会炼金术的玩物和把戏。
第三是各类诗歌奖与排行榜的盛行。诗歌界是一个奇怪的圈子，我们历来喜欢制造虚假的繁荣，并在皆大欢喜的结局里沾沾自喜，自欺欺人。是否拿几个诗歌奖就是“著名诗人”？是否进入某某诗歌排行榜就是“伟大诗歌”？当下的一个奇观是：三五好友小聚，几盏淡酒下肚后，忽而突发奇想设立一个所谓的“诗歌奖”。张三做评委时奖给李四，李四做评委时奖给张三，这样的诗歌奖有何意义呢？更不用说其中的“兄弟情义”和“儿女私情”了。诗歌标准化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个心病，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如何建立一个人人信服的“排行榜”？再说了，诗歌本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东西，文化层次不同、心智与境遇不同，对诗歌的见识亦不同。笔者从未听说李白和杜甫的诗要拿取排行争个高下，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诗歌的伟大。由此看来，所谓的“诗歌排行榜”只不过是一些闲着蛋疼的家伙拿着排行的噱头来炒作，并借此让自己顺利进入大众视野。
此外，包装和炒作已经蒙蔽了诗歌的本来面目。这是一个包装和炒作横行的“小时代”，埋首修炼心性和性格低调的诗人显然已经out了，君不见在一次诗歌活动上，我们要给一个诗人的名字前加上多少头衔才能停止惹人厌烦的喋喋不休？包装大于文本，万紫千红，利欲熏心，于是“新红颜”与“诗歌嫩模”也就横空出世了。这种结果只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其魅惑，参与围观的行列；另一方面，虚荣心摧毁了诗人对诗歌的感知，并助长了其飘飘然心态甚至点燃其嚣张气焰。于是就可以动不动在各种会议上夸夸其谈其“辉煌”经历和蹩脚诗学，并以导师姿态对诗歌小辈们指点江山了。一帮诗歌界的流氓和侏儒死死占据着诗歌的甬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年轻小辈若行经此路须交付大量的“买路钱”和“保护费”。结果只能是诗歌界的恶性循环与逆向淘汰，装逼者继续招摇撞骗，沫猴而冠；牢骚者要么埋头苦干，死死抓住“网络”这根精神稻草，投石问路，骂骂咧咧，经高人指点后顿悟“此路不通”。
对于文化霸权一说，按照葛兰西的理解，霸权是要争取的；人们通过在社会实践的具体场所中进行斗争而不断地赢得和失去霸权。“取消了那些来自文化、传统的附加于诗歌之上混淆诗歌精神的其他标准”，“对于‘秩序’、‘权威’、‘辈分’等的粉碎则显性地完成了其革命性意义”。（沈浩波）对于这类人，布尔迪厄有很好的论述：“这是所有介于艺术场和经济场之间的人物，即出版商、画廊经理或剧院经理的状况，更不要说负责实施国家文学艺术资助的官员了，作家和艺术家通常与他们保持一种潜在的、有时是公开的暴力关系。”（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社会炼金术让诗歌掺杂了过多的非诗歌因素，并把诗歌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诗人娴熟的将诗歌的社会炼金术运用到极致，给当下诗歌写作带来严重的伤害。“人们更多关心的不是诗歌发展品位等实质性的东西, 而是谁和谁闹矛盾、 谁和谁又‘打仗’了的鸡零狗碎的小事情, 流于谈资化浮表化。这种‘事件’大于‘ 文本’的诗歌时代说起来总难免让人有些悲哀。”（罗振亚、周敬山《先锋诗的“ 多事之秋”:世纪末的论争和分化》） “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江山轮流做，长江后浪推前浪，这究竟是谁的“诗江湖”？
（卢山，1987年生于安徽，南京师大文学硕士。居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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