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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新诗开炮
李茗公
一
我们的新诗正在走向死亡！
把一堆堆废话分行当做诗发表，既是诗的悲哀，也是诗坛的堕落。难道哪些非常乏味、非常扯蛋的闲话，一变成短句，就能叫诗？新诗，就是被这样的“诗人们”轮奸了！
然而诗人在“保卫诗歌”集会上脱成裸体，更是一种令人不齿的堕落！请问：无论写诗还是朗诵诗，不脱裤子真的不行吗？捍卫新诗竟然必须返回到动物状态，这些“诗人”的脑子不是进水了，就是神经错乱了！
当人们只要一点鼠标，黎贝亚科学实验室设计的电脑软件就能“创作”出一首废话诗、而且赢得喝彩的时候，诗坛和诗人都应该羞死！
九十年代之后，新诗开始走向沉寂和衰落；进入新世纪之后，仍然没有复苏和重新崛起的迹象，这是中华精神文明的尴尬！你能举出一位近年引起社会轰动的诗人吗？你能举出一本订数超出八十年代的诗刊吗？你能找出不同职业的三个人都能背诵的一首新诗吗？你能在三个城市的个体书店里找到同一本新诗吗？……
大量事实证明新诗已经陷入危机！虽然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虽然政府至今仍拿着钞票养着很多诗人，虽然我们的诗人都非常勤奋。
很久没有见到能让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的好诗了，很久没有听说能让人互相传抄奔走相告的好诗了。振撼人心的黄钟大吕的诗篇，只能是一个越来越遥远的梦想，目前诗坛上的著名诗人，多是因为从前写过让人击节赞叹的作品而享有盛名，而目前诗坛上的诸多新秀，大多数也仅仅是在圈内走红，与老百姓几乎不怎么相干。
除了过去的名诗人外，绝大部分诗人谁不是自费出集子，满脸羞惭地求朋友求大款求权贵赞助、推销？地摊上前些年还有些走红的诗集，现在却基本消失了。你可以瞧不起地摊小书贩和报刊零售亭，甚至你可以对盗版书嗤之以鼻，但你不能不承认这里是文坛的气象台、温度计和风向标。
这年头你听说过许多骗子冒充大款冒充大官，却极少听说有人冒充诗人。当诗人这个崇高的职业沦落到连骗子都没有兴趣冒充的时候，难道不正是这个职业走向没落的不祥之兆？诸多著名不著名的诗人纷纷改行写小说写散文甚至下海经商弃笔从政，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诗人没有必要存在”、“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写诗的也不读诗”，这些偏激之词充分反映了诗坛的不景气。我请一位诗人背诵几首新世纪的新诗，他尴尬地笑笑说：我只能背诵自己的诗。这不能不说明诗坛的危机和尴尬！
二
高傲千年的诗人们也委屈万分！
他们当然不承认自己是低能儿是酒囊饭袋，而且说句良心话，他们中绝大多数确实是一腔热血满腹才华，对诗无限痴情无限忠贞，他们苦守着清贫苦守着孤独也苦守着无奈。今日诗坛冷冷清清象一座见不到几个香客的破庙，只剩下一群面黄肌瘦但仍虔诚地敲木鱼念经卷的老僧，让人既生出许多敬意，也产生许多怜悯。
诗人抱怨读者是一群负心郎，不理解不欣赏他们那高雅深奥精致的艺术，读者似乎除了拼命捞钱就是守着电视如痴如醉，在歌厅舞厅举着卡拉疯狂ＯＫ，他们毫不吝惜地买时装买化妆品，买唐诗宋词元曲，甚至宁愿对地摊上那些下三烂书报慷慨解囊，却不愿意订几份诗刊或者买一本当代新诗集，他们对诗人呕心沥血的作品不屑一顾，这太让人伤心！
无论繁华城市还是偏远乡镇，卡拉ＯＫ歌厅都非常火爆。一听到那些五音不全如痴如醉的破喉咙哑嗓，就让人想起了新诗的困境。然而，再高傲的诗人恐怕也还得承认，许多流行歌曲确实就是美妙的诗句。
诗能咏唱方为妙，歌不流行岂是佳？对“老妪能解”的白居易来说，最自豪的就是“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之诗者”，连妓女也因诵得《长恨歌》而要嫖客涨价！① 宋词和元曲，其实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诗歌诗歌，顾名思义就是好诗应该能歌，能歌才算好诗。
说句难听话吧，新诗创新至少有两条规律不能背离：一是要有内在的节拍、旋律和音乐感，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好诗；二是任何艺术品不能过分抽象、深奥，故意为读者制造无法跨越的欣赏障碍。否则，高等数学和现代物理等科学，早就可以对艺术取而代之了。
诗坛精英正在建筑着神秘主义的寺庙道观，诗的艺术手法正在退化为技术戏法。“技术”与“艺术”虽说仅仅一字之差，欣赏效果却谬之千里。丽则丽矣，奇则奇矣，如果广大观众都不屑一顾渐渐走散，只剩下圈子里少数几个同伙鼓掌叫好，你那把戏还能再玩多久？
三
当人们愤怒谴责社会上那些骇人听闻的丑陋、卑鄙、无耻和罪恶的时候，我们的诗人在哪里？
和诞生才几十的新诗相比，古老而仍流行的民谣就是个健朗的老太太。从城市到乡村，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朴实憨厚的农民，谁不会说一首又一首反映时代面貌的民谣？
让我们的诗人无限悲凉的是：粗俗的民谣竟然到处流传，而他们精心创作的诗篇却无人理睬。
倘若一个心理正常的小伙子抛弃了风韵犹存的少妇而爱上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你会怎么想？象征主义、直觉主义、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无理性主义、先锋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新感觉主义、达达主义、原生态主义……老实说，诗坛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多旗帜令人眼花缭乱，但诗的地位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在人们心中低下得让人脸红。
这绝对是一种无情的讽刺！诗坛不少诗人实际上是是伪诗人，他们在那里搞一些连大学中文系学生甚至诗人也读不懂的文字游戏，而且得意洋洋地宣称“玄妙深奥才是真正艺术”，他们忘记了古今中外佶屈聱牙艰涩难懂的作品都是短命的，他们忘了诗论“真书不入时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的惨痛教训。
以糟蹋摧残语言为能事，后果只能是化神奇为腐朽！
故作高深玄奥的现代诗，象个被抛弃了的半老徐娘。她当然不甘心被永远抛弃，她一边怨恨心上人的无情，一边购买高档化妆品祈求美容师，她要以自己的艳丽把读者重新吸引到自己的怀抱。但也正是在这里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隆胸、描眉、去皱、增白都只是形式美，她忘记了应当和心上人心心相印息息相关。
看着读者和民谣这个满面皱褶老村妇那热烈的爱情，风韵犹存但失去吸引力的新诗就应当上吊自杀！
现代诗似乎不屑于和广大读者同呼吸共命运，甚至鄙视那些能在读者心里激起强烈共鸣的作品！然而读者永远没有错误，不理解这条基本原理，诗坛就很难摆脱目前的危机和尴尬。
于是诗坛悲剧就得继续演下去；诗人孤芳自赏顾影自怜，“为五十年、一百年后的读者写诗”；读者则继续哼他们开心的民谣，唱他们的卡拉ＯＫ。咫尺天涯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双方都很牛气都很滑稽，都很痛苦很无奈！
说句招人骂的话吧！每当我看到白发苍苍的老头和老太太相亲相爱的情景，我总是对那老太太无限敬佩。年迈色衰的老妇仍能吸引自己的心上人，“年轻貌美”的新诗就必须扪心自责：我们为什么失去了读者？
当然，任何事物都要死亡，读读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的论述，你就不会认为这是反动言论了。同样的道理，每种艺术体裁走向顶峰和辉煌之后都是要死亡的。例如四言诗在《诗经》辉煌之后寿终正寝；五言诗七言诗和古风在留下无数名篇之后也开始滑坡；唐诗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宋人就只好写词；元人望着宋词那不可逾越的高峰，无奈地哼起了俚俗的小曲；五四之后旧体诗陷入衰落而新诗崛起……。这也就是苏东坡的“顶峰”论：“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
但是，可怜的新诗才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和其他文学样式的寿命相比，她还是个满脸稚气的孩子，她无论如何都不能死也不该死。还没有成熟就走向死亡，那叫夭折！
四
研究一下短命艺术的死亡原因，对新诗的起死回生也许有用。
汉赋文采光华、词汇丰富、结构宏伟，但致命的缺点是一味歌颂帝王京都、游乐田猎、酒色求仙，迎合讨好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不揭露社会真实面貌，不反映人民真实感情，铺夸的文风、艰涩的词句，冷僻的文字，按类罗列到几乎成为类书的程度，刘勰批评说“虽读千赋，愈惑体要”！因为赋“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② 于是她在生下《子虚》、《上林》、《羽猎》、《二京》等一堆除了专家谁也不看的孩子之后，就死去了。
骈体文也是短命的。她对偶工稳，文字华美，对中国修辞艺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不久就陷入了浮艳雕琢的沼泽而不能自拔。南北朝时宫庭荒淫靡烂酒宴通宵达旦，并逼群臣献诗，将军武夫纷纷找借口请假，无耻文人则夸耀辞藻取宠得赏。于是就形成了“贵贱贤愚，皆务吟咏”的社会风气，导致“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后果。③ 无论任何作品，当它不能感动读者震动社会的时候，也就是她走向衰亡的不祥之兆。
因为旧诗词从语言到感情都远离老百姓呈现出衰败之象，所以五四运动领袖陈独秀，才振臂高呼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抒情平实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
第一个写白话诗的是胡适先生，但公正地说《尝试集》不太成功，历史公认郭沫若是耀眼的五四诗坛巨星。虽然当时冰心、沈尹默、康白情的诗在艺术上也相当成熟，但是唯有《凤凰涅般》、《女神之再生》和《匪徒颂》，才真正代表了社会潮流五四精神。
诗人们，这难道不是事实？今天的新诗，正在犯着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痛斥的那种“雕琢艰涩”、“矫揉做作”、“玩弄词藻”、“远离民众”等致命的重病！
五
新诗当然不会就此寿终正寝，因为她所患的病虽然很沉重，却绝不应该是不治之症。尴尬的是，尽管我在这里肆无忌惮大谈新诗的危机，却也是“笔下纵有万言，胸中实无一策”，没有灵丹妙药能立起沉疴。但是，我知道新诗要重新崛起，至少必须有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其一，诗人首先应该反省失宠。
造成新诗尴尬处境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诗人违背了诗歌创作基本原理。然而，这个观点恐怕很难和众多诗人达成共识。
中国诗论精华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外国诗论精华则是“愤怒出诗人”、“诗人是世界上未经确认的立法者”、“用语言照亮人们的心灵”，这些话都老掉牙了，但它就象“人要吃饭”一样是不能违背的真理。聪明人往往容易在最愚蠢的问题上栽跟斗。许多严重问题的病根却简单得可笑：总是由于人们忘了那些最基本的常识。
诗人们不要忘了“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个基本原理，特别在拜金主义盛行的时候，当一个时代非常无耻的时候，诗人要时时警告自己：不要玷污诗人这个圣洁的称号，不要为私欲而出卖自己的气节和良心。“天恐文章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既然你选择了诗人这个崇高的职业，你就不能再贪图官位、追逐金钱、躲避正义、玩弄小聪明。鱼肉和熊掌不可兼得，世俗的幸福和精神的追求很难兼顾。
当一个人追不上两只兔子的时候，你如果不能果断地做出牺牲的选择，那么你就永远只能是一个伪诗人。蝙蝠可以见鸟了说自己是兽，见兽说又自己是鸟，诗人如果也当骑墙派，特别是当真理在受难蒙羞时你胆怯如兔子油滑似泥鳅，那么给读者的形象也只能象蝙蝠一样萎葸卑琐得不敢见阳光。市侩主义和犬儒主义是诗人致命的不治之症。诗人当然也可以卑鄙无耻或四大皆空，但伟大、浪漫和慷慨激昂却与你无缘！
不论何时，诗人都应该有慷慨激昂，有侠骨柔肠。“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邻墙，推倒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如果没有正义、热血、激情、狂欢、痛苦、忧愁和感伤，就没有真正的诗篇。
其二，诗坛也应该反思和检讨。
《莫里哀传》作者布尔加科夫说，当初那个接生婆如果一不小心，就会使世界少了一个比皇帝还伟大的伟人。其实诗歌编辑和老总如果没有艺术勇气，更容易扼杀天才。
编辑是一个伟大的职业，所以一个没有眼光没有勇气的平庸文人无论干什么职业都行，他甚至也可以当伪作家伪诗人制造一堆文字垃圾，但千万别去当编辑！因为有眼无珠谨小慎微的庸人，常常把名作扼杀在襁褓摇篮之中。而事实上扼杀一首名诗的罪过，并不比错杀一个功臣或清官罪过小！
我一直顽固地认为：没有宗白华的鼎力相助，就没有五四诗坛耀眼的巨星郭沫若；没有巴金的偶然发现，就没有曹禺的《雷雨》等代表中国目前最高水平的剧作；没有孙犁的慧眼识珠，也许就没有刘绍棠雅俗共赏这个高产作家！对于不少诗人来说，“一发而不可收”和“一收而不可发”都是极其偶然的事，但这些偶然细节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平庸胆怯的编辑，实际上是作家的敌人，文坛的罪人；优秀编辑则是诗人的褓姆，艺术的勋臣。一辈子写不出一首名诗，是诗人的遗憾；一辈子没有编出一首名诗，则是编辑的耻辱！
“朦胧诗”在八十年代诗坛上留下鼎盛和辉煌之后，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但诗坛却千万不能忘记当初对“朦胧诗”的围攻和批判，不吸取教训，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老病复发，再次充当文学史上不光彩的角色！
中国曾经是诗的国度，新诗也曾经大红大紫。面对新诗衰落的事实，我们的编辑和老总们还能轻松愉快从容不迫么？“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无诗，职诗者之罪也！”④
其三，社会应当宽容诗人。
“人性的最大痛苦之一就是新思想的痛苦”。⑤ 诗人不是思想家，但诗人必须有思想。没有思想的诗篇，很容易成为无病呻吟的废话。在人们的“创作和欣赏”心理中，存在着一个“喜新厌旧”和“创新犯禁”的艺术悖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品都曾经是禁书。但绝对不能因此就说所有的禁书都是伟大作品。道理很简单，虽然许多豪杰都坐过监狱，但你不能说坐过监狱的人都是豪杰。
虽然连书店的柱子都不能容忍诗人的平庸，但是同时，连作家的亲人也不能理解作家的艺术创新和抨击邪恶。诗人波德莱尔艺术上的大胆创新，引来了母亲那恶毒的诅咒：“我真情愿生下一堆蝰蛇，也不愿生下这惹人耻笑的东西”！⑥ 白居易那些反映社会腐败和黑暗的作品不仅得罪了权贵，也得不到亲属的支持，在极端痛苦中他只好向朋友诉苦：“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⑦ 不仅仅是白居易，“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也有同样的痛苦：“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也；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⑧
原谅我们的诗人吧！诗人常常是冲动和偏激的，诗人不可能象道学先生一样举止合度，处处温良恭俭让；诗也常常是冲动的偏激的，诗绝对不可能象我们的领导讲话或者单位工作总结那样面面俱到恰如其分。即使诗人是那美丽的孔雀，开屏之后也要露出极其不雅的屁眼。更何况诗人和诗篇本来就像维吾尔族的姑娘，满头都是小辫子，“政治警察”们如果硬拿放大镜和显微镜来吹毛求疵、引申罗织，那么我们就不会有一个真正的诗人！
爱护我们的诗人吧！弗．梅林的《马克思传》中有个非常动人的情节：当著名诗人海涅违反事实引用马克思的话做挡箭牌，证明他从基佐内阁领取津贴是无可指责的时候，马克思宽宏大量地保持了沉默。马克思这位伟人甚至认为，不能用常人的尺度来衡量诗人。要他们唱歌，就不要对他们严加批评。恩格斯有句名言更值得全社会沉思：“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⑨ 人们只有理解了革命导师这句似乎有点艰涩的至理名言，才能把伏尔泰的名言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我憎恨你写的东西，但我以生命来保证你有继续写作的可能。”⑩
我相信，只要这些艺术常识能够得到诗人、诗坛和全社会的赞同和实践，那么走向衰落的新诗就肯定能够重新崛起，文学艺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也许就在眼前了！
注释来自《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文学发展史》《影响人类历史的名人思想大观》《恶之花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李茗公：副研究员，有作品被《新华文摘》、《读者》、《诗刊》和《作家文摘》转载；出版作品集《书生之见》和《官场怪圈定律》等。居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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