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浅诗的盛行与工艺诗歌的产生
赵卫峰：新世纪中国诗歌脉象简观——
经济大革命中的诗意扩张与诗性辩证
当说新世纪诗歌显然主要以20世纪后期作为参照，这表明某种不可割裂与延续。若说80年代“朦胧诗”是以“文化大革命”作为相对的精神对应坐标，90年代“第三代”突兀于“社会转型期”，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则缚于“经济大革命”并短兵相接。
在“城市化、工商业化、数字化、全球全国化”等众所周知的新现时环境里，机遇与难度是同等的。在当代传播的强劲裹挟下，中国诗歌旧貌与新颜同步，时现尴尬之状与蹒跚之象。
综合观之，这是一个诗意广泛扩张下的诗歌通俗化时代，也是一个传媒主导的泛诗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过渡中的浅诗时代。
一、诗意的扩张与日常生活审美的普遍
二、诗性的隐匿与诗人概念的变化
三、浅诗的盛行与工艺诗歌的产生
四、传皤的牵控与诗歌传媒写作的是非
▎ 三
浅诗的盛行与工艺诗歌的产生
具体到写作本身，类似“共识”仍值得再提醒：众声喧哗却无独领风骚者，整体敏感聪明和激情却无独秀的个体，诗歌个人性的缺省状态日益呈现，诗歌信息传播盛况空前，诗歌本身则显出集体性的平庸？
而其实，“浅诗歌时代”的盛行与“诗歌的传媒写作时代”和“诗歌的写作资源微利时代”互为因果。信息密集、消费主导、观念消长，这形成诗写诸多方面的共享与“大同”，也形成了以传播求“认同”的从众逻辑；媒介的兴盛使个体的写作不能不融入、并较快呈现于相对公共信息视野，貌似自在的“个人写作”其实又暗显个体的被动与从众。
自网络铺开之始，几乎就意味着诗歌全面进入一个不可测控的通俗普及时代或“浅诗歌时代”，全国诗作年产量据称“以千万计”，它直接就压扁了写作难度和阅读门槛，感官代表感觉，感觉压倒知识，依古守成式的观念牵引诗歌鼻子，抄袭、仿写情况变本加厉……诗歌写作的平淡、同质和过多业余化也让诗歌文化表现力、影响力相对低微。
沮丧的结果于此难免：观念及表达方法趋于相对稳定状态的环境中，文本质量相互距离不再，一首诗引起反响的情况并不多或并不持久；一个选本、一个奖、一首诗、一个诗人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诗界的普遍认同的可能性也成了“难度”。
也因此，关于文本“标准”、诗歌“难度”及、好诗歌的关注与研讨成为新世纪以来关于诗歌发展的常事。对文本的多方测量多样评定当然体现了参与建设的积极性，“评奖、最佳选本、好诗歌、好诗榜、十大民刊、佳作品读、经典诗歌”以及流少倡立、召唤当代李白之类的呼吁屡见不鲜，种种原因却使这种尺度研讨反复陷入无序无止的分歧与无果。
难度当然是复杂的变量，它体现理性评判的愿望，又好说不好做。现在看，新世纪以来被频频提议的诗歌难度问题不用解更不需要解，它会自行过滤处理并且已在进行中。
如果一个诗人的诗很像诗，如果同一主题题材可以形成新闻化纪录或通过影视、摄影、散文、小说甚至散文诗处理完成，或说一个诗人用诗来寻找的表现的如果就是其他艺术方式早已找到、或更方便找到、更有效的，那其诗在庞然复杂的精神生活局面里的价值确实值得反问反思。
总体看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路径是多车道并行，多向多样又时有交会。在主流意识形态诗写之外，“通俗诗”与“翻译体”最为显态。
“通俗诗”（日常性审美及口语化表达）可谓新世纪以来最为壮硕的一枝。围绕它的话题主要有二：内容的雅俗之争（以及写实度、情色度和道德感）、语言的文学与非文学性之争；由此延伸出的是其形式建设效果之争。在其优势与益处须充分肯定之外，我以为新世纪以来广义的口语诗的问题，不在于它是诗歌的语言表达还是日常生活用语的所谓艺术再造，而是它可能存在一种本末倒置的前提性思维，从果到因；这让若干“通俗诗”貌似朝向语言艺术、倾向人性本来，贴近生活，实效却事倍功半，另者，其情绪化、实用性和取巧功能也时有过度。
即它的大部分属于一种可以速成速效、可在成品半成品基础上的复制加工的“工艺诗歌”范畴。通俗易懂是其形式表征，而其将情绪化标语、纪实新闻短语、广告词、宣传品、杂文小品、日常交际语等“信息”进行杂烩的特征，使之极易取得阅读认同。长远看，通俗诗写看似好写然非人人可写且能写好。所以我有说口语诗人多多，代表却总是几个。
其次是“翻译体”。当代诗歌素质的普遍提高，翻译的主动性与选择度更宽敞，这一枝日益丰腴，亦缘于传播条件的逐步成熟，它让新一代人增加了解和理解世界的可能。
西方诗歌的影响力对上世纪初期和后期“朦胧诗”、“第三代”的积极作用已有目共睹，90年代至今，虽然我们也会看到诸如臧棣们的“高校”“学院”诗群对其的主动创造和变异，如以反讽、荒谬、戏谑来深入测试、多维刻画当代人身心的多样线面，但正如日常性口语队伍的含混情况，翻译体诗歌大军给时光的印象同样参差不齐，临空蹈虚成癖，仿袭成性，一些80后直接就以60后、70后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了模本。
“翻译体”的突出印象是梦里不知身是客？其心理矛盾跃然，一方面，寄身寄生于“中国”的当事人会出于崇洋、或好奇而将这一套待完好消化的话语体系视为另类时尚高雅而心理自足，言必称希腊或出口不离欧美；另方面它有意无意会以非中国的美学取向与本土传统诗歌文化路线拉开距离，接受和依靠阅读资源激发写作冲动甚至形成心理习惯。
作为一种知识探索兴趣的这类写作倾向是必要的，如何将个人性文化想像与实在的生命环境、生存处境有机对接，也是迟早需要解决的。
以上分类并不准确，仅是考虑到众所周知。文本是精神的内化及诗性的感性呈现，值得注意的是，“主流派”、“通俗诗”与“翻译体”间的界线并非森严，写作者本身其实也不能以此划分，除非具体的诗人有意从传播宣传策略考虑来自加标签。这恰好是预示了新环境及传播条件下必然的取补借鉴，诸如代际观念、地方意识和传统回归主题等均可随意川行各个路径。
从诗歌的运动本能看，流派、主张、观念分歧形成的写作的阶段差别，会被实质中立的传播、被反复的实践、阅读选择和时间抹平，而新的差异又不断产生。因此，这是诗吗？是好诗歌吗？或类似标准、难度的的疑问之产生，终归是阶段性的。诗歌之奥秘也在于其求新求变，不依规矩。
另方面看，诗歌各条战线都有欠缺，亦表明新世纪以来的阅读接受更加成熟，也更宽容与理解。当然，我们更希望各种实践能有理想的结果，并不希望“通俗诗”阵营最终成了犬儒及反智话痨或滑舌癞痞集市，也不希望有着文化心理优越感的时尚包装的年轻一代沉迷于洋垃圾的“中国制造”。
如此可能言重但情真意切。博尔赫斯是曾说“我有一种感觉，我一直身在中国”，“他当然没有什么错。但是，作家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想用博尔赫斯的语言叙说的是什么？（南帆）”
……
回头望望，关于时代、诗歌，关于生命、生存与生活，我们的经验、情感与想像是些什么？回头望望，时间的意义也是指变化，所谓发生，就是不应错过。无论如何，诗歌没有错过。虽然它仍未呈现理想的模样。而诗歌本就没有理想的时代，有的是持续的理想，它本身就是一种理想。
（2016年2月于贵阳）
原载《诗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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