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消亡：哄人玩意儿之一
·诗曾和形而上学、政治并列为三种哄人的玩意儿·
论中国诗歌的消亡
吕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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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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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在当代已经发生了嬗变，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诗歌从古至今，经历了多种文体的转化。钱钟书先生的《谈中国诗》曾作如下结论：“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
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就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智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会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譬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试以唐诗为例，唐诗肇始于唐，辉煌于唐，也没落于唐。唐人写诗富有朝气，气势如虹，神驰于想象，谢冕先生可以说唐人能够创造出诗的辉煌，是因为唐人的心里充满了第一次创造的喜悦，他们在尝试着一种崭新的文体，而且凭着自己的创造力让这种文体在有唐一代登峰造极。
但是，中国人太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唐诗到宋，嬗变成宋词；到元，宋词嬗变成元曲。到了晚清，唐诗成了无比工整、无比玲珑的格律作品，每一个用字、每一个用词都无懈可击，至此，近体诗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当胡适口占一首白话诗“两只花蝴蝶，双双飞上天”之后，近体诗就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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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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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有这种社会功能，我们常常把说话来代替行动，捏造事实，乔装改扮思想和情感。值得注意的是：在诗词里，这种无中生有的功能往往偏向一方面。它经常报忧不报喜，多数表现为“愁思之声”而非“和平之音”，仿佛鳄鱼的眼泪，而不是《爱丽斯漫游奇境记》里那条鳄鱼的“温和地微笑嘻开的上下颚”。诗人“不病而呻”，和孩子生“逃学病”，要人生“政治病”，同样是装病、假病。
不病而呻包含一个希望：有那么便宜或侥幸的事，假病会产生真珠。假病能不能装来像真，假珠子能不能造得乱真，这也许要看各人的本领或艺术。诗曾经和形而上学、政治并列为三种哄人的顽意儿，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当然，作诗者也在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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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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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生活节奏和信息量百万倍于诗歌盛行的前代，人类接受的文化形式也与前代不可同日而语，整个社会的心态因为目标性、趋向性的混乱而变得日渐浮躁。谁能设想在一个以财富衡量人生价值的社会里讲究“穷苦之言易好”的诗歌？
诗歌的口语化成为必然的趋势，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表面化的东西，对深入灵魂的力量不自觉地产生排斥，这也不是一种坏品质。人们适应了表面化的幸福，而抗拒灵魂的反思和痛苦，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是，人们逐渐疏远了圣洁的诗歌王国，记忆也必然少了诗情画意。
人们在哀悼过去的同时，也在展望未来。历史，本来是一个人类逐渐学习适应世界的过程。若神话传说是人类童年时的玩具，那诗歌也可以算做是人类最多梦想的少年时期的宠物，古代的李白、杜甫和现代的泰戈尔、艾青都写下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诗歌，而现在呢？我们不过正处在余音绕梁的时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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