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手机变成人体的新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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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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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手机变成人体的新器官
汪民安
手机不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
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
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
人们丢失了手机，就像身体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像一台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配件一样。尽管这个配件有时候并不工作，如同人体上的器官有时候并不工作。不说话的时候，舌头不工作；不走路的时候，脚不工作；睡觉的时候，手和脚都不工作。
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从理论上来说，可以传送到任何地方，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传送。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摄影·还叫悟空
在这个意义上，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它是在和手的关联中，绽开自己的意义。
手握着手机，斜插在嘴巴和耳朵之间，这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形象。尽管历史短暂，却已经无所不在。这是这个时代最富于标志性的面孔，它镌刻了今天的最深刻的秘密。电视、广告和各种图片已经在视觉上反复地强化和肯定了这个形象，在二十年前，这个形象一定怪异而陌生。手机意味着人体的进化，我们不是主动地控制或者拥有这个手机，而是相反，手机开始强行闯入到你的身体中来。
一个孩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也在逐渐膨胀，这也同时意味着一个手机会插入到他的膨胀身体中，这个过程如此地自然而然，以至于没有人会怀疑它的确切性，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最终，每个人都会和这个机器以及这个机器所发出的铃声相伴终生。
这或许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神话中的“神”的能力。能够随时随地对一个遥远的人说话，能够随时随地听到遥远的声音，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进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在某些紧急时刻，这一点被强化性地得到说明。
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就像一个溺水中的人，能够迅速同岸上伸过来的长杆子接续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今天，如果要强制性地剥夺一个人的能力，要强制性地制服一个人，首先是将这个人的手机同他的身体强行分离开来。对于劫匪，对于警察来说，都是如此。
手机扩展了身体的潜能。因此，在某些危机和决断的时刻，手机和身体的关联是决定性的。人们一旦丢失了手机，就如同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样，如同切掉了一个器官，他就变得残缺不全，他的能力一下子就被削弱了。反过来，人们一旦打不通一个人的手机，很可能会为这个人本身担忧。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一旦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它就没法再裸身地返归。
手机永远是处在双向通话过程中，它必需借助于另一个手机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功效。手机渴望着更多的别的手机的存在。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它编织了一个无限的网络，每个持有手机的身体都置身于这个网络，并且在其中占据了一个环节。
这个网络具有如此的社会覆盖面，以至于人们现在是按照这个网络来组织自己的交往行为。人们现在借助手机在社会中来为自己设定一个位置，设定一个可见性的时空场所。
每个人都被想象成一个手机人，一个有手机号码的人。人们要确定这个人，要找到这个人，不再是去直面他，不再是去找到他的肉身，而是要找到他的手机号码。他的号码就是他自身。肉身似乎变成了一个号码，每个人都被抽象成一个手机号。人们一旦开始认识，一定是要彼此交换各自的手机号码，相互将号码储存在对方的手机之中。
储存了这个号码，就储存了这个人。社会关系现在就以手机号的关系得以表达。人们的社会关系联络图就以手机号的形式锁在手机之内，不被储存着的号码有时候会被排斥，事实上，很多人发现手机上的来电并非是被储存号码的时候，就会拒绝这个交往链条之外的电话。人们也常常改变自己的号码，这是为了使自己同先前的某些社会交往链条崩断。让自己从另外一些人的目光中消失，就是让自己的号码从另外一些人的手机中消失。
一旦人们按照手机来组织这个社会，那么，如果没有手机，处在这个手机网络之外，在某种意义上，就会被抛在社会之外。因此，一旦参与这个社会，就应当作为一个手机人的形象出现。就一定要掌握、运用和顺应手机，一个生物体一定要进化。一个人如果长时期关掉手机的话，不论他每天如何频繁地出没于大街小巷，人们还是会认为这个人从社会中消失了。
人群就这样借助手机而彼此区分开来。事实上，除了这几种人外，还有一种人主动地放弃手机，这些人并非不社会化，只是，不使用手机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种实际上的功能考量，没有人不觉得手机会使自己变得方便，尽管也会添加麻烦。当整个社会被手机所宰制的时候，当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手机身体的时候，对手机的拒绝就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姿态。
拒绝手机，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保持独立，就像拒绝大众文化，拒绝社会思潮，拒绝时尚一样。这是一种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有点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是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奇怪的结合。这种姿态，是以一种激进的姿态来最终实现他的保守性。不过，可以预想的结局是，手机最终会将他们完全吞没，尽管是被最后吞没的。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肉体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当人们无所事事的时候，在等候的时候，在闲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去翻动手机，就像儿童在玩玩具一样。手一旦和手机暂时性地分离，他就感觉到一种不适应(出门忘了手机后，很多人会马上返回)，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
许多人和一个手机相伴日久，手指对手机的每个按键都异常熟悉(有些人竟然能够盲打字母)，他们甚至对这个机器产生了一种依恋之情，而并不愿意轻易地淘汰它。也有相反的情况，人们很快地厌烦自己的手机，而频繁地更换，他在不断地追逐最新的手机式样和型号。每一个新的手机都激发它的兴趣。
人们愿意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这个手机本身。两个人如果发现对方使用的是和自己完全相同的手机，就会相互对视并惊喜而又默契地一笑。手机似乎可以对主人说话，它既表明了主人的身份，也表明了主人的趣味：人们有时候借助手机来自我展示。手机构成了今天的物神，一种新的手机拜物教诞生了。
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还常常会突然打乱既定的秩序：一个铃声没有预料地响起，人们不得不终止现有的状态：写作的人终止了思考，聊天的人终止了谈话，吃饭的人终止了进食，睡梦中的人终止了鼾声：他们从此时此刻的境况中抽身而出，同另一个空间的人对话。只有通话结束，才重新返归到先前的语境。
但是，一个没有预期的电话结束了，另外一个没有预期的电话又来了：人们不断地卷入到这种没有预期的状态中而偏离了自己的预定轨道。同样，呼叫者有时候也是突发性的。他要度过一个无聊时段的时候(看看机场候机大厅，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摆弄手机)，或者猛然想起了一件事的时候，或者记忆中的某个人突然浮现在他大脑中的时候，或者和某个人聊天时突然对方提到了某个熟悉的人的时候，总之，在并没有具体而必需的事情需要通话的情况下，他也可能拨打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完全是偶发性的，对于通话的双方而言，都是如此。这个偶发电话也改变了人的既定状态。
意料之外的频繁电话(以及短信)，有时候会让人撕裂成一段段的碎片。不仅如此，这种预料之外的偶然电话，繁殖了很多意外事件。人们的单纯生活，因为手机而添加了异质性。偶发的不经意的手机铃声，无论是对于呼叫者还是被呼叫者而言，甚至会产生重大的后果。
手机将自己如此地暴露于世，使自己束缚于外在世界。但是在另一方面，手机也构成了一个私密空间，他也可以将外在的世界抵挡在外，一个手机构成了一个人的界线。他人不能越过这个界线。在任何时候，人们埋头看自己的短信的时候，总好像是在看自己的秘密一样。手机通话(短信)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是两个人之间的契约。如果有足够的默契，它的隐私性完全可以得到保证。同时，由于它的可移动性，通话可以轻易地避开他人：在办公室，在家庭，在聚会场所，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事情，人们总是利用手机来回避周围的人群。
人们经常看到，一旦铃声响起，通话者马上转向一个隐秘的角落，悄悄私语。人们充分利用了这一手机的私密性，来实施某些不宜公开的行为。欺骗，敲诈，交易，政治和情爱等经常借助于手机(短信)而行动，由于这些并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在手机中肆无忌惮。
摄影·黄鲲
一旦社会交往是依照手机来进行的，那么，这个社会的组织越来越偏向于为手机而设计。因为每个人都被设想成一个高效的手机人，每个人都按照手机人的模式存活于世。社会开始在重新组织它的语法：它按照手机的模式在自我编码。手机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的组织中。我们或许进入了一个手机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整个时空都被高度压缩了，这个压缩趋势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但是，手机的出现则将这个趋势推向了极端：时空对于信息的障碍瞬间就被摧毁了。
人们的交往，遵循的是手机模式，以至于别的信息传递方式很快就被取而代之。我们已经看到了电报的消失，书信的消失。或许，有一天，固定电话也会消失，它在今天相对于手机的优势，仅仅是通话价格的优势。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
如今，人们身上总是携带着两样金属物：一把钥匙，一个手机。钥匙打开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人们回到了自己的隐秘之地；而手机则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但是，我们发现，有时候，你的手机里面储藏了大量的人名，但是，你却不知道该给谁拨去一个电话。这是今天的吊诡：一方面，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迅速地跟他讲话；另一方面，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会有点沮丧地发现，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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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民安：1969年生，哲学家，文学博士，首都师大教授
主要从事批评理论研究。
著作《罗兰·巴特》《福柯的界线》《现代性》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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