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总有不同的诗歌标准?一直让人一头雾水的事情!
徐自摩和他同时代的诗人们
油画by高小华
专业诗人认为那些合乎公共标准的好诗
几乎都是陈词滥调和陈腐模式的衍生物
诗歌标准:公共的抑或专业的?
一行
引言
在诗歌标准这一问题上必定会产生分歧，这是由诗歌本身的两义性决定的。一方面，诗与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意识相关，诗一直是对民众进行情感和道德教化的重要依据，因此，诗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共同体或民众紧密相连。另一方面，诗作为一种制作、一种技艺，它又是需要严格训练的，因而具有很高的专业性，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对这一领域指手划脚。
诗歌的前一方面导致了诗歌需要某种公共的、从共同体的集体道德和情感出发的标准，而后一方面则导致诗歌需要一种专业性的、从技艺的严格性出发的标准。这两种标准之间经常会产生冲突，它曾被人概括为“见证的迫切性和愉悦的迫切性之间”的冲突。在我们时代，批评家和诗人们为了诗歌标准问题争吵不休。本文并不打算进行调停，而只是为了揭示出这两种标准各自的合理性和缺陷。
诗的公共标准
公共标准：由一些试图为民众代言的批评家提出。民众的趣味决定了公共标准的取向，持这一标准的批评家要么单纯迎合民众的趣味，要么试图以人文主义的理想来净化和提升这种趣味。就后者仍然关心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而言，它仍然是公共性质的。一般民众的诗歌趣味：由中国古诗、浪漫主义诗歌、小资诗歌混合而成的意境主义、道德主义和情感主义。这种趣味的实质，是道德自恋和情感自恋。
公共标准又分为两种：
低的标准：诗歌要让人感动（满足人们的道德自恋和情感自恋）或回味（意境主义）。这种标准对诗的要求，仅仅要求其符合人们惯常的情感模式和感受模式。中国五四以来的大多数新诗，台湾的大多数现当代诗歌，还有舒婷、席慕容等人的小资诗歌，都符合这些标准。
高的标准：诗歌要能安慰人的灵魂，要承担起对时代现实和人性的洞察，同时成为时代良知的声音。对洞察力的强调使得这个标准显得具有某种精英性质，但是，在这里，洞察力仍然与人文主义的道德倾向挂钩，因而成为人文主义宏大叙事的附庸。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洞察力并未得到真正的解放，而是被预先规定了基调和方向：一种情感性的洞察力。这种诗总是诉诸人性中较柔弱的部分，而不是最强大的、最有活力、最具创造力的部分，因而仍然极其容易滑向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自恋。王家新、杨键、杜涯、叶丽隽等人的作品，就属于符合这一标准的类型。这种诗的特征是：诗总是环绕着某些带有情感氛围和道德光晕的词语展开，例如雪、冬天、天空、树木、石头、金子、单纯、温暖、坚忍、空旷、寂静、悲哀等等，而缺少更丰富、奇特和不可思议的经验补充进来。它们调动的经验总是较为类型化的。
诗的专业标准
专业标准：由极少数专业诗人及专业批评家组成的共同体，或明确或隐含地遵守的标准。在这里，标准是绝对精英主义的：诗是一门极其严格的手艺，代表这一手艺最高水准的人们，与门外汉对诗歌的看法毫无共同之处。在这里，诗几乎成为了尖端科学或体育竞技性质的东西。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在跑步，但只有极少数教练员和运动员才知道如何最快速、最有效地跑步。持专业标准的人也认为，绝大多数写诗和读诗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最严格意义上的诗。
专业标准的实质内容是：以诗歌中呈现出的心智的成熟程度、包容力和独特性来判断诗的高下。专业标准首先强调个人风格的独特性，其次强调诗人在想象力、洞察力和运用语言方面的控制力，最终是强调一个诗人的作品的容量（调动和保存尽可能丰富的经验）和精粹性（使用尽可能恰当、精确、简练的语言）。同时，在这种专业标准之内，又保留着进行先锋实验的空间，对每一种真正独创性的风格都保持尊重，不做出轻易的评判。这是因为，独特性是专业性的最基本的要素。专业性虽然与严格的技艺训练相关，但这种训练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培养相似的写作技能，而是为了每个诗人的独特声音服务。
符合专业标准的诗的基本特征是：语言简洁，每个词语都富有光泽和弹性，句式的松紧度适当，修辞新颖而准确，细节中包含一种微观的洞察力，节奏和整体结构的平衡和稳定。
在当代中国，坚持诗歌的专业标准的人可能不到三百个吧。这些人认为，诗歌存在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感动人或安慰人，也不是为了充当人文主义的良知见证者，而是为了丰富和拓展人类经验的边界，为了挑战人们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就像几何学或围棋那样。
两种标准之争
持公共标准的人攻击持专业标准的人：前者认为后者是技术主义者，认为后者使诗歌脱离现实和民众，成为小圈子里的精英们孤芳自赏的玩物。他们认为，在这个苦难深重的世界上写专业性的诗是不道德的，是没有良知或道德冷漠的表现，是一种自居为贵族的精神自恋。
持专业标准的人一般不参与社会上关于诗的争论，因为他们大多认为这种争论毫无意义。作为一门专业的诗歌写作只需要自己埋头写就行了，无须、也不可能得到普通读者和民众批评家的认同。但是，有时候，一些专业诗人忍受不了诗歌生态的恶化，也忍受不了外行对于专业性的攻击，于是他们也会起来反击批评者，认为这些只能理解公共标准、满脑子所谓“思想—良知”（实质是陈词滥调）的人是在误导民众。如果整个社会都被民众趣味和公共标准同化了，专业诗人写诗的环境就会非常恶劣。专业诗人一般不会和他们认为不专业的人讨论诗歌问题。
当他们被迫在众人面前为专业性辩护时，他们会表现出对于外行批评家的蔑视。但他们实质上并不是在蔑视民众（民众没有诗歌教养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而是蔑视那些自以为懂得诗歌、对专业诗歌进行攻击的半吊子（这些人智力低下、毫无理解力和想象力）。专业诗人们认为，用道德来反对诗歌的专业性，就像用道德来反对数学家和围棋高手的专业研究一样荒谬。即使诗歌与伦理相关，诗的伦理也远比简单的道德陈词滥调和煽情把戏复杂得多。诗的伦理，是提供更精细的感受力，提供更丰富的经验方式。
诗的伦理就是和空洞的道德大词作斗争，就是让一些基本的人类情感回归它们原初的灵敏性、微妙性和强度。专业诗人们认为，那些合乎公共标准的所谓好诗，几乎都是陈词滥调和陈腐的诗歌模式的衍生物。这些诗方便地讨好了民众和半吊子批评家的趣味，或者一厢情愿地试图用人文主义理念感化民众的灵魂，它们回避了诗艺的严格考验，在最应该下功夫的地方偷懒，用对人性献媚的方式来投机取巧。
两者各自的缺陷：
公共标准的缺陷在于，它忽略了诗歌作为一项技艺的严格性和个人风格的绝对重要性。只符合公共标准的诗，往往是满足读者惯常期待、不具备个人风格的（叶丽隽那种写法，在中国女诗人中大概不下上百个）。某些具有一定个人风格的公共诗人（如王家新、杨键）的作品也基本不具备技艺的精确性，在细节处理上显得粗糙、平常，很多时候，他们为了突显道德和情感姿态而放弃了诗歌的得体。这些诗人的修辞能力、想象力和理解力都是较弱的，感情比较洋溢，头脑比较简单。
另一方面，公共标准本身是带有保守倾向的。这种保守倾向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它用一种在传统中习成的诗歌趣味抵制了许多任性妄为，例如普通读者对“口水诗”的自发反对就是这种公共标准在起作用。但坏处是，它使得真正有意义的创新和实验，使得需要投入大量努力才能理解的诗歌得不到承认。持公共标准的人有相当一部分在骨子里对异质性很反感，他们希望用一种较为统一和稳定的程式来主导诗歌写作。而当代的诗歌状况恰好是异质性的，各种写法的诗人都有。诗歌是多样的，尽管诗对语言有一个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但公共标准往往在这种最基本的要求之外，还提出一些对诗歌的实质写法的限制。这就会使诗歌写作丧失活力。
更重要的是，持公共标准的人在反对口水化的同时，也把复杂性当成了敌人。并非所有的复杂性都是故弄玄虚，正如不是所有高深的数学都是“民科”性质的胡思乱想。很多时候，不是专业诗歌有意脱离民众，而是民众们因为事情太多而没时间花功夫来理解专业诗歌。指责专业诗人使诗与人们隔离是不公平的，应该指责的可能是这个时代本身——每个人都在为生存而忙碌，稍微困难、复杂一点的东西（只要它不能带来利益）就几乎无人问津。;但是单纯的专业标准也有缺陷。完全以专业标准来评判诗，就会忽略诗歌承担的传统责任：安慰人和教化人。专业诗人可以声称，自己的作品不提供安慰。但是，民众确实需要安慰。
诗不安慰人，那么谁来安慰人？难道交由那些劣质的煽情制作物（这些煽情制作物还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真情流露”）吗？就教化而言，一种完全个人化的、与共同体的集体意识无关的诗歌是不能承担起教化任务的，因为教化的基本目标在于凝聚整个共同体，从而形成一种身份认同。同时，过于强调写作中的控制力，会使诗变得过于精致，格局变小。过于强调认知而缺乏真正的情感投入，会使诗的声音变得失去血色，失去厚度，最终是失去情感力量。还有，一种专业性的写法是否能够最终成立，要看它是否能在历史中汇入公共标准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要素。敌视公共标准而拒绝与之沟通，会导致专业诗人们的写作日益自闭和圈子化，而这是违背交往理性的。好的专业诗人懂得如何引导公共标准朝更高的层次运动，懂得如何充满同情和善意地与公共诗人和批评家们交流。
这两种标准既然都有缺陷，那么是否可能将它们综合起来形成一种更全面、更妥当的标准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诗的两义性决定了，尽管可能会有极少数诗歌同时合乎这两种标准，但绝大多数诗歌都只能合乎其中一种标准。因为极其严格的写作往往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而能安慰和教化民众的诗歌又难以具备技艺的精细性。如果强求任何“好诗”一定要同时符合这两个标准，就会使许多诗从“好诗”中被排除出去，而这对于它们是并不公平的，也使诗的领域变得狭小了。
我认为，保持这两种标准之间的张力是必要的：专业标准维系了一个进行深度诗歌探索和实验的空间，而公共标准的存在则使得诗歌仍然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重要的是这两种标准之间的充满张力的平衡。当然，在这种平衡中，我们更应该强调公共标准向专业标准的接近，因为只符合公共标准的诗并不能更新和拓展我们的经验（而只是满足了我们从旧有经验而来的阅读期待）。我们必须强调诗对于人类经验的更新能力，这是诗歌的最高使命。
当代诗歌的公共标准其实也不是民众们自发形成的标准，而是古代文化精英和近代文化精英们的诗歌标准的混合物。而这些古代和近代的文化精英们，通过教育这种权力运作模式使得他们的诗歌趣味普及和传播开来。只要想想《诗经》的解释传统，想想词从伶人词向士大夫和文人词的转变，就能明白，标准从来就是由掌握文化资本的人制定的。这些古代和近代的精英标准，虽然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教育中被相当程度地降低和误解了，但它们仍然或多或少地主宰着民众们的文学趣味。民众们把他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中接受下来的这些标准，当成了他们内心自发的标准。
由文化精英们来制定标准是必要的。因为民众们可能会有质朴、新颖甚至深刻的文学经验，但这些经验只能作为素材，只有训练有素的作家才能赋予这些素材以恰当和复杂的形式。当代的文化精英，在诗歌这一领域中就是专业诗人。但是，当代的专业诗人在制定诗歌标准时，肯定会与从传统而来的公共标准发生冲突。这实质上是当代的文化精英，与已经逝去的古代和近代文化精英们的遗留力量之间的斗争。
如果当代的文化精英不能在这一斗争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文化就会完全被保守的力量所控制。专业诗人们从来不否认古代诗歌经典的伟大性，而是让我们意识到这一事实：我们今天公认的许多诗歌标准，在古代也并非就是当时的公共标准，而只是当时的专业标准。如果我们真正具有一种对于标准之本性的历史意识，我们就应该信任我们这一时代的专业诗人，信任他们在诗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最前沿的成就，信任他们的判断力和诗歌观念。民众和批评家在专业诗人面前保持谦卑，这是在当代中国进行健全的诗歌教育的基本前提。
一种良好的诗歌秩序应该是共和制的。民众们的诗歌趣味，如同公民大会中的公民意见；而专业诗人们，则构成了元老院。批评家们，一部分作为保民官为民众的趣味辩护，另一部分作为监察官防止诗歌风气的堕落和腐坏。民众们与元老院协商，选出执政官——桂冠诗人；在诗歌风气已混乱不堪的紧急状态下，专业诗人们组成的元老院可以指定一个桂冠诗人——独裁官，当然这位独裁官是要受到监察官监督的。于是，诗的国度就得以良好地运转下去，诗歌本身也由此成为一种公民宗教——所有爱诗的人、愿意为诗投入心力的人都是这个宗教的成员。
在当代中国混乱无比的诗歌格局中，这种诗歌共和制的构想近乎一种空想。打着先锋旗号的口水和任性妄为，早已将新诗在这个国度中的信用挥霍一空。我们看到的是，就连坚持一种从传统而来的公共标准都并不容易。自然，更为困难的是，使这种公共标准向专业标准靠近，从而使得专业诗人们的作品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理解。但无论如何，诗歌教育都是唯一的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并不单单是为了这个时代，也是为了未来，为了一个正在到来的诗歌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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