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水墨城市_我的伊甸园…
··水墨城市
我的伊甸园··
关于艺术对性的理解折射其生命态度
李孝萱：1976年7月28日凌晨那场吞噬几十万人的大地震，我是这场劫难的目击者和幸存者。1981年大学毕业创作，我激情跃然地画《唐山大地震》这幅画，试图表达因地震给心中带来的创痛、苦闷和疑问，表现我个人内心深处对灾难中人们的处境和态度。最终这幅毕业创作成了有问题的画，当时即“黑画”。重要的是，其一没有表现那种集体记忆下的“人定胜天”的精神。
毛主席一挥手，天塌下来都不可怕，况乎地震亦如何？其二我的创作中暴露了女性人体，实属黄色，大逆不道。这幅毕业创作的命运来了一个大翻船，因此遭遇的打击和痛苦在我刚刚二十出头的年龄真实难以接受，更难以承受。
关于绘画创作中对于性的艺术性转化
李孝萱：这个问题一般是大家回避的问题。
“性”或者“性爱”，既是崇高又是罪恶的。这和每个人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相关。这本身就是一个完全个人化的问题，但它关乎人的情感走向，甚至至社会的稳定与否。而对一个艺术家无论对其崇拜、渴望，还是厌倦都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态度。
当然这背后需要一个价值观的支持，是精神的驱动还是欲望的驱使都会自然地呈现出来。世界上没有多余样式的人，一男一女构成了人类世界。性爱即人，人即性爱，柏拉图说“以这种方式生存下来，使人的种族及以存在，使我们的天性再相结合，合二者为一体，这是多么远古的时代就根植于我们心中的愿望”。这是任何人也逆转不了的秩序，世界的存在，文化的延续都源于它。
淫欲是置贪婪的激情易于罪恶，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就是能够保持理智，但人类根深蒂固的弱点往往也因为理智的边际令人恐惧。
关于性压抑年代
及社会背景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李孝萱：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是扭曲的，我问过我母亲，我是怎样生出来的？我母亲说是吐出来的。
这并非中国的历史伦理秩序，而是特殊历史环境、政治威胁给人造成的恐惧，在这强大的政治背景下给人的心理造成的一种扭曲，使人们无知无欲，让人们有饭吃，让人们顺从。而我们往古的中国人的伦理行为时正常的，过去孩子们要结婚，家长一定要在他那个柜子里或箱子里搁一本春宫图，家长没有直接的义务教你，一切都在里面你去看就是了。
因为人类要循环，性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这种东西被压抑以后，情绪就会有变化，文化的指向也会被颠倒。当我们刚清楚这一点，另一种倾向又颠倒了这种倾向。黑白、项背总是在颠倒或在彻底颠覆中，一会就可能有了新的解释，反复无常，等你稍明白一点，又掉到了陷阱里，总处在疑问和怀疑恐惧中的生命，怎能有一种踏实的心理？
关于以何心态面对作品各种社会关系
李孝萱：画家就应该持守，起码有自持的能力，个人的自信一定要有个普适的前提，正确地认识自然，尽可能宽容地看待周围，不光自己认为自己画的好，有洞悉的也认为你画的好。我的努力即是在少数有眼力的人当中得到认同就满足了。对于我自己渴尽能力去做，最终达到无愧于心就够了。
这个混乱的年代可谓价值标准彻底颠倒。少有真眼力的人，也少有实话，人都被利益驱动着，个人的价值也没必要非让别人承认，哪怕带有忧伤的激情画，总还是激情就行，至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最让我头疼，从来都躲远点。
关于时代与作品好坏的关系
没有那么多关系了
李孝萱：咱们作为一个画家，就是在案子上面潜行的研究，人一生做一件事，你把所有的心血都用在上面，一切还都是未知，我们历史太长久了。
如果早上几百年，也许我们的创作都是前所未有的。历史遗留了这么多痕迹，这么多大师林立，我们在夹缝里活着，在门缝里去看，连一块处女地都看不见，我们再不研究还算什么？我们还有吹牛的余地吗？我把心都用在里头做一件事，都未必做得好，何况把心思都分走呢？为此我就特别痛苦。
但面对现实只有平淡，只想着漫游在其中的快慰，心情自然好，至于营销时代与作品的好坏没多大关系，一切都在个人。只要你爱它，不把个人凌驾于技术之上，自律而自然的就好。
关于其他
艺术史学者高居翰有一本写园林方面的书，前面讲风水，后面讲了中国古代女性在园林绘画当中的表现，比如女性在后宫当中的失落，在情绪表达上是很隐讳的
李孝萱：只能伤感，不能暴露，中国美术史上基本上找不着直接表达生命、痛苦这样的画。即便古人画的画带着忧伤的情绪，也不能太直接的，稍微着墨一点也是隐喻的。
我画中国画，借助了表现主义等好多西方因素，主要还是西方精神上的，当然手段上的也有借取，但是我一定让它接受中国传统笔墨的改造，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
李 孝 萱
1959年生于天津汉沽；1982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任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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