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诗考⑦|镌刻诗歌的纪念碑：陕西70后诗人及其写作
镌刻诗歌的纪念碑
陕西70后诗人及其写作
王可田
陕西70后诗人，或来自城市，或来自乡村，或来自祖国各地，他们有着各自的成长轨迹，从属不同的精神谱系，却都乐于承认自己是群体中的一员，对年代归属并无异议。是诗歌将他们聚拢在一起，聚拢在三秦大地。
代际问题本是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诗歌界将其引入，用于描述复杂的诗歌现象，对庞杂的诗人群体进行适宜归类。70后概念的提出，在国内先有陈卫等在南京《黑蓝》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后有《诗歌与人》《诗文本》等民刊的广泛宣传，这期间也有陕西70后诗人的推波助澜。1997年，邹赴晓参与策划了《表达》诗报“97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大展”；1999年，王琪和黄海在西安创办《七十年代》诗报；2001年，黄海主编的《唐》第二辑推出“70后诗选”……陕西高校校园诗歌也呈蓬勃发展势头，走出了很多此后享誉诗界的70后诗人。随着越来越多的报刊推出70后诗人群体及其作品，70后作为一个完整的诗群也被诗界和学术界广泛接受，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2006年，古城西安，诗人之道编辑出版了《长安大歌》一书，其中收录50位70后诗人的作品，这是陕西70后诗人群体的一次精彩亮相，也为他们此后相互认知和交流以及集体意识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陕西70后诗人，或来自城市，或来自乡村，或来自祖国各地，他们有着各自的成长轨迹，从属不同的精神谱系，却都乐于承认自己是群体中的一员，对年代归属并无异议。是诗歌将他们聚拢在一起，聚拢在三秦大地，尽管他们的诗学主张和诗歌抱负各异，写作独立而分散，但经过持之以恒的艺术实践和探索，蔚为壮观的诗歌风景已然形成。
一、成长与崛起
70后诗人基本上是在中学（中专）、大学时期就喜欢上文学，并开始最初的诗歌练习的。而真正拿出较为成熟的作品、在诗坛发出自己的声音，则是九十年代后期至2000年初的事了。这期间，是一个漫长的诗歌练习和积累打磨的过程，正是前期扎实的准备工作，为陕西70后诗人奠定了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诗学素养。王琪和马召平起步较早，中学阶段就是负有盛名的文学少年。王琪敏感多思，在一所中专学校里勤奋创作，以抒情诗人的身份频现校园类报刊的重要版面，并与全国各地的诗友结下深厚友谊。上高三的马召平，因一首诗获得了第五届全国中学生文学夏令营一等奖，受邀参加了在北戴河举办的活动，这个活动由中华青少年文学基金会和十多家学生报刊联办，被誉为中学生文学的黄埔军校。当时，在西安有一份著名的学生刊物《中学生文萃》，在它周围聚拢了一大批青少年文学精英，今天依然创作且成绩不菲的就有马召平、王琪、杨广虎、刘峰等。文学的火种播撒进幼小的心田，愈燃愈炽，很多年后终成星火燎原之势。
祖籍四川，如今客居西安的邹赴晓，少年老成，和60后一起写诗办报，闯荡江湖。来陕之前的1989年，还在上职业高中的他，就已经是中国中学生诗人协会四川分会会长、中国中专生诗人协会副会长，他和张修林等创办了《新诗人报》，这是中国中专生诗人协会会刊，如今看来，仍是一份最具先锋气质的中学生诗歌报。宝鸡诗人秦舟参与主编的宝鸡《阵地》诗报，2000年创刊，苦心经营十余年，推出了无数的诗歌新人，作品被《诗选刊》《诗歌月刊》等转载。2003年，汉中诗人武靖东与同仁创办民刊《此在主义》，主张诗歌“去口水化、去程式化、去意象化”，倡导语言“自主化”、形象“事象化”、思想“此在化”，擎起一面“此在主义”旗帜。2004年，西安诗人徐淳刚发表《物主义宣言》，倡导诗人对“物”重新思考和真切呈现。黄海、周公度大学毕业，留陕创业，写作、办刊，通过多个诗歌奖的设立、多次大型文学活动的举办，令一大批文学青年积聚在《小品文选刊》《诗选刊·下半月》《手稿》周围，一时间轰轰烈烈，诗歌氛围愈显浓厚。安康诗人李小洛凭借《安康日报》平台，筹办《新诗届》，创立“汉江·安康诗歌奖”，使之成为国内独具特色的诗歌奖之一；咸阳诗人宁颖芳主编《秦都》，多次推出陕西青年诗人、作家作品专号，她们在自己成长起来以后，又尽其所能为诗歌的繁荣做出贡献。
经过学生时代的痴迷，走上工作岗位的坚持，成家立业后的苦心经营，陕西70后诗人在一二十年的摸索实践之后，艺术积累和写作功力愈显深厚，他们一次次发力，冲出潼关，走出陕西，在国内广阔的诗歌版图上展现风采，树立起自己的文学形象。
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全国70后诗人中的实力派，有的成为其中翘楚，为陕西70后诗歌在全国赢得一席之地。“青春诗会”被誉为中国诗坛的“黄埔军校”，自2006年以来，陕西就有李小洛、张怀帆、横行胭脂、梦野、王琪5位70后诗人参加。在国内诸多文学奖项的角逐中，他们的身影愈见增多，实力愈见雄厚，其中李小洛获得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第四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郭沫若诗歌奖、柳青文学奖等，横行胭脂获《诗选刊》2010·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柳青文学奖等，张怀帆获第三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孙犁散文奖等，马召平获孙犁散文奖、鲁藜诗歌奖、柳青文学奖，王琪获鲁藜诗歌奖，梦野获柳青文学奖，等等。加入中国作协、参加鲁院高研班学习、签约陕西文学院、入选“百青计划”作家中诗人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更是数量浩繁、品质日渐提升，70后诗人俨然成为陕西诗坛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
当然，对一个诗人的写作及其成就的考察，并不能完全凭借发表过多少作品、加入什么协会、获过什么奖项来断定。尤其在文学环境日益恶化、“包装营销”之风盛行的当下，用外在的“硬指标”来衡量，往往会对潜心创作的诗人带来遮蔽。在陕西70后诗人中就不乏这样一些“隐士”，比如，客居柞水小城的张翼默默写作十余年，很少发表作品，外界也少有人知，但他的诗歌已呈现出70后诗人少有的大气象、大格局。还有，十余年来一直以“民间立场”活跃于诗坛的周公度、黄海、武靖东、朱剑、徐淳刚、史雷鸣等人，他们的创作理念和方法有别于主流群体，但他们的写作已构成繁茂、开阔的另一重风景。
二、群体特征下的个体差异
70后这一代人的学生时代，适逢国门洞开，社会转型，各种新鲜事物、各种文艺思潮蜂拥而至，这令他们既振奋又迷茫，既惶惑又期待。他们上中学时就普遍接触到“朦胧诗”，可以说，是北岛、顾城、舒婷这些人给了他们最初的诗歌启蒙。然而，“朦胧诗”的相对晦涩和诸多不确定性，仅具标示和引领作用，并没有让稍显稚嫩、还没有太多诗歌准备的他们找到内心的共鸣，倒是整天哼唱的港台流行音乐带来情感的抚慰，崔健的《一无所有》和《花房姑娘》以及其他大陆的摇滚乐激荡起胸中沸腾的热血。武侠、言情小说一度让很多人如醉如痴，席慕容、汪国真的通俗诗歌也给他们造成艺术上的错觉。紧接着，海子诗歌的纯粹和神性，“第三代诗人”的庞杂和多元，给70后诗人带来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困惑，也预示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可能。
有着乡村生活背景的70后，是城市和远方为他们勾画出精神的地平线和最初的理想，然而在进入城市并与其抵牾之时，城乡文明的冲突、现实的重压、梦想的失落在他们身上剧烈地演绎着。而在此时，童年记忆复苏了，并作为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家园意识的形成与发现出现在他们的写作中，甚至在意识、潜意识层面更深地支配着他们诗歌的底色和精神走向。
可以说，在陕西70后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有着大体相同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也有大体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这就使得他们的写作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对政治话语和宏大叙事的疏离，对自我的发现，向个人性、生活化、物质主义的靠拢。当然，他们个体间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也正是这种差异性构成了他们各自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汉语诗歌的发展渐趋沉稳，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已不可能，流派意义上的写作已不可能，用极具涵盖力的时代主题命名时代的精神走向已不可能。
在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语境中，陕西70后诗人的写作呈现一种兼容并蓄的状态，是基于自我个性，对各种艺术手法、诗歌史上各种流派、主义的拣选或杂糅。在他们当中，以反叛姿态确定自我身份的只是少数，更多的是通过广泛的阅读和吸纳，认同并自觉承传诗歌传统，寻找自己的话语空间和表现方式。
1、地缘文化对写作的影响。陕西70后诗人的写作状态和诗歌面貌多种多样，很难归类并加以鲜明的区分。但在和诗人们的接触以及对他们文本的广泛阅读中，我有一个颇深的印象，就是地缘文化的差异给写作带来的影响。陕西本土的张怀帆、王琪、马召平、秦舟、赵凯云具有代表性，他们身上携带着秦人特有的质朴、敦厚和诚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地域文化遗留的保守因素，反映在作品中，他们近乎一致地以真情实感打动人，注重作品的内质，情感饱满充沛，意蕴颇深，但写作方法和理念上的更新相对薄弱。而邹赴晓、黄海、周公度、朱剑等来自外省，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存理念，他们身上有很多异质的东西，无论是办刊物、搞活动还是写作本身，往往有很多新点子、新方法，给人以启示，他们对诗歌在传统意义上的创新甚或颠覆都是很突出的。陕南的李小洛对诗意安康的表现和阐释，充满了楚文化的细腻和灵秀，她的诗在随意、率性中透出沉思的品质，将对生活、生命及世界的认知统摄在具有地缘文化特征的“安康性”的诗学表达中。陕北的梦野集中书写高原风物，质朴粗疏，具有高原游牧文化的特征。可以说，李小洛和梦野两位的诗歌风貌是对南北文化差异性的有力印证。嫁到陕西的横行胭脂，她的抒情有着南方人的绵亘，但也时时流露出对长安和大唐在文化及精神意义上的豪迈认同。
2、对诗歌传统的反叛和继承。以地缘文化的差异来描述他们的写作方式和艺术特征，未免浮泛和粗疏，或许只有着眼于写作本身，紧扣他们各自的诗歌主张、创作手法和价值趋向，才能更深入地把握他们之间的异同。陕西70后诗人的诗歌主张和创作手法，如果进行最直观最简单的归类，呈现为口语和非口语表达之分，抒情与反抒情（叙事）之别。口语诗人强调“日常、当下、现场”，在文本的书写中克制或反对抒情，呈现出情景化、叙事化特征。具有口语倾向的诗人中，朱剑、黄海、武靖东令我印象深刻。朱剑的口语诗很出色，语言干净利落，描述不动声色，关键处总能点到生活的软肋和内心的隐痛。黄海的诗有口语化倾向，他选词造句极其俭省，呈枯瘦之美。武靖东经过提炼的新口语，对事物的呈现很有表现力。陕西70后诗人的口语化表达，针对文化、道德以及诗歌传统的反叛，其实并不极端，是一种温和的背离。在人的生存及生活枝节的凸显中，主体精神的撤离或抽空也相当明显。口语和非口语、抒情与反抒情（叙事）之间，也并非语言材料和写作方略这么简单，在它的背后，更多是写作者价值观念的差异。
陕西70后诗人更多选择非口语和抒情性的方式进行写作，他们对于诗歌传统、文化以及道德采取接纳和继承的态度，当然，他们对此也并不缺少审视和反思。横行胭脂、王琪、赵凯云、党剑、杨芳侠、袁治中的抒情乃至激情式书写，张怀帆抒情和叙述的并重，周公度、史雷鸣独特的诗美追求，李小洛节制的叙述，边围对诗歌幽默元素的倚重，郦楹、邹赴晓、宁颖芳的知性审美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在保持艺术个性的同时，广采博纳，融会贯通，使自己的写作进一步走向丰富和深入。
马召平
3、生存现场与家园重铸。生活、社会和时代，是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无法回避的现实。70后诗人由于对政治话语和宏大叙事的有意背离，放弃了对神话原型的追索、对历史纵深感的痴迷，他们更倾向于对自我和生活现实的表达与书写。当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闪电还在他们的记忆中回放，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的浪潮已将他们置身严酷的生存现场，理想的失落、生活的艰窘以及存在的虚无，迫使他们痛苦地思索和审慎地表达。现世的温暖、美好事物的闪现、生命的瞬间关怀，无不牵动他们的神经，牵动诗歌伸展的触角。李小洛的《病历书》为这个时代出具了一份病象报告，张怀帆的小镇诗歌传递出世俗的关怀和悲悯之情，更有口语诗人对现实的揭露或揶揄，更有张翼等诗人对生存现场的越离，注目生命本质以及世界构成。
陕西的本土诗人普遍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这与他们的出生和成长环境密切相关。陕西70后诗人，很多都写到自己的故乡，其情殷殷，其心拳拳，这不仅是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感纠结，更是生命意识和家园意识在心灵深处的投射，是身处城市生活现场的一种精神回望和生命追寻。比如，梦野的陕北、张怀帆的曹塔村、马召平的马家庄、王琪的罗敷河、黄海的黄石、徐淳刚的南寨、赵凯云的豳州等等。在这些诗人当中，王琪、赵凯云、徐淳刚、梦野的家园意识更为强烈，他们集中书写、大规模呈现，为家乡立传，为自己的精神重铸家园。
三、多文体写作中的诗意坚守
陕西小说大家路遥、贾平凹、高建群、杨争光、红柯等都是以写作诗歌起步的，可以说，是诗歌给了他们最初的语言敏感以及诗性的认知和把握。陕西70后写作群体，诗人的阵容也最为庞大。很多70后诗人在诗歌为他们带来一定影响和声誉后，逐渐转入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等其他文体的写作，在各个领域施展才华，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表达载体。也许，广泛的涉猎和融会贯通会为诗歌写作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但诗人群体内部的分化和流失也成为一种现实。
作为70后的老大哥，高勇以散文、小说著名，但他最初的文学实践却是诗歌，而且是一种激情式、具有崇高精神指向的诗歌类型。黄海的文学实践，一开始就是诗歌、小说、散文、评论齐头并进，且互不妨碍。2000年，他就提出“原散文”的概念，倡导“日常、当下、现场”的写作方式，在圈子中有很大影响。周公度是学者型的作家和诗人，他的《自由诗人十诫》很有启发性，才华和异禀让他在诗歌及诸多文体中都有卓越的表现。他并不想让诗歌承载太多，故而他的诗整体上简短精巧，透着内心的机智和灵性。张怀帆的诗歌真诚虔敬，散文和随笔却汪洋恣肆、泼辣酣畅。
马召平出过两本诗集，他的诗清醇自然，富有个人特色，但他随后转向具有虚构成分的长篇散文的写作。近期他又谋划小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宁颖芳、邹赴晓、阿眉、穆蕾蕾、边围、史雷鸣等，也是诗歌、散文、随笔、评论等并重，且样样出手不凡。相对于前面这些诗人寻求新的写作增长点，在写作体裁上的遍地开花，李小洛、王琪、横行胭脂、郦楹、梦野、武靖东、朱剑、赵凯云、杨芳侠等，则更专注于诗歌本身，心无旁骛，在这个相对单一却蕴藏着巨大空间和可能性的文体中，期待更大的突破和提升。这其中有两位很特别，张翼和徐淳刚，他们的写作都有坚实的哲学支撑，潜心于宏大的整体性诗学探索，他们的作品容纳了诗歌、散文、小说等文本元素，呈现一种综合性的混合文体的写作特征。
穆蕾蕾
对体裁的拣选或寻求写作上的转型，于写作者个体而言是一种常态，也成为必要。但毫无疑问，诗歌仍是最切近心灵和生命的东西，是他们自我表达的最佳途径，无论他们改写何种文体，诗性的东西将会贯穿始终，并且明显优于非诗人的写作。
四、制约性因素及写作前景
70后是带着自身的使命和宿命、优越和局限走上时代舞台的。当他们在幼年被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激励的时候，那个时代却倏然而逝；当他们满怀理想从大中专院校毕业，国家已不实行分配制度，自主择业成为大部分人必须面对的现实。“出生在一个讲理想的年代，却不得不生活在一个重现实的年代，是这一代人最大的尴尬。”然而，既注重理想又务实创新、难免保守又积极进取的精神特质，让他们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陕西70后诗人正是在这样的外部现实和内心忧虑中展开写作的。他们面对时代精神的陡转直下，精英意识和理想品格难免失落，但对于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大肆侵袭，却心生抗拒，不愿苟同。当他们中的大多数失去体制的依托和庇护，为了应对生存不得不暂时甚至长久放下最为钟爱的诗歌，或者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下惨淡经营，生活的无着和精神的焦虑凸显无疑。
同时，在他们起步和成长过程中，50、60后诗人的老而弥坚始终是难以逾越的艺术标杆；就在他们在诗坛刚刚站稳脚跟，80后诗人的生猛和来势汹汹又形成新的夹击。他们在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定位上显现普遍的焦虑。他们既要面对外部环境的制约，又不得不正视自身的局限，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焦灼状态。可以说，陕西70后诗人是在生存和写作的多重夹缝里展开诗歌梦想的，一种备受压抑和挤迫状态，必将爆发巨大的精神能量。
然而可贵的是，他们并未将这种困境夸大，而是积极应对生存和写作上的挑战，在独立自主、不事张扬的写作状态下坚持自己的梦想。相较于前代诗人，他们有自己的优势；相较于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80后，他们思想上略显保守，品格上却愈显坚韧。他们不善于自我标榜、自我宣传，不屑于种种营销、炒作手段，却专注于诗歌艺术本身。生活阅历和人生经验已成为财富，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写作资源。他们是“尴尬的一代”，也是传递诗歌梦想、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有自身的使命和艺术承担，也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从生存和写作的夹缝成功突围，在沉潜中出落大气象、大格局，彰显诗歌强劲的生命力和恒久魅力。
在文学史和诗歌史上，很多天才人物在青年乃至少年时期就完成了自己的文学使命；才华横溢者，青壮年阶段写出代表作是很普遍的现象；而更多的诗人，并不完全仰仗才华，而是通过扎实的写作、艺术的积累和素养的提升，一步步推进，同样抵达艺术创造的巅峰。陕西70后诗人的写作显然属于后一种，眼下他们正值人生的盛年，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创作力旺盛，已经到了出作品、出大作品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没有令人失望，不断生成的群体性影响和出示的富有说服力的文本，让我们相信：经过有力的书写，经过智慧和心血的不息镌刻，一座诗歌的纪念碑将在岁月的凝望中巍然耸立！
王可田：1972年于陕西铜川。作品散见于《诗刊》《绿风》《星星》《北京文学》《芙蓉》等国内30多家报刊，出版诗集《梦的翅膀》、《麦芒上的舞者》等数部。陕西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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