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 裸体的中国（3）
金
瓶
梅
·
裸体的中国
之（3）
《金瓶梅》人物
返归乡土中国
返归世道人心
返归柴米油盐
我们就从潘金莲谈起吧，《水浒传》里的潘金莲是一个不真实的潘金莲。这个不真实首先就表现在她的起点太高，一开始就纯洁得不得了。大户要纠缠她，可是她绝对不肯依从。
当然，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没有，但是却与后来的潘金莲的性格演变衔接不上，况且，其实在中国社会里，面对财主追求而不肯依从的“喜儿”从来就很少、很少。富人欺压穷人的故事也很少、很少。他们之间大多还是采取的有所交换的方式。
我们过去所了解的中国社会，女性都是“喜儿”，都是“白毛女”，男性呢？要不就是“大春”，要不就是“洪常青”，再不就是“黄世仁”。但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真实的。最真实的关系其实是，当有了一定的物质交换、权力交换以后，一切关系都是可以改变的。西方有部小说，说有一对儿生活贫苦的夫妇，妻子很漂亮。有一个富人就提出：我借你妻子一晚上，你愿意不愿意？他们回答：肯定不愿意。富人说：我出五万呢？他们回答：还是不愿意。再问：出五十万呢？还是不愿意。
后来说：出五百万呢？两个人开始忍不住了，商量了一晚上，回答说：愿意。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全人类所有的人。在五百万的条件之下绝大多数人会出现什么情况？答案是可以想见的。何况潘金莲只是个下层社会的妇女，她是没有那么高的道德觉悟的。《水浒传》所想象的那种道德觉悟是强加给她的。
可是《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就真实得多了。她先是被大户“收用”的。大户后来是怎么死的呢？就是因为跟她在一起，身体出了问题，才死了：
大户自从收用金莲之后，不觉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泪，第三耳便添聋，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自有了这几件病后，主家婆颇知其事，与大户嚷骂了数日，将金莲百般苦打。大户知道不容，却赌气倒赔了房奁，要寻嫁得一个相应的人家。大户家下人都说武大忠厚，见无妻小，又住着宅内房儿，堪可与他。这大户早晚还要看觑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为妻。这武大自从娶了金莲，大户甚是看顾他。若武大没本钱做炊饼，大户私与他银两。
武大若挑担儿出去，大户候无人，便踅入房中与金莲厮会。武大虽一时撞见，原是他的行货，不敢声言。朝来暮往，也有多时。忽一日大户得患阴寒病症，呜呼死了。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僮将金莲、武大即时赶出。武大故此遂寻了紫石街西王皇亲房子，赁内外两间居住，依旧卖炊饼。（第1回）
你们看，“不觉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这是一个《水浒传》里没有的细节。它使得潘金莲故事更生活化了。
因为，在一个小县城里，一个下层妇女，她哪有那么高的道德觉悟呢？我们再看，大户把潘金莲给了武大郎，是怎么给的呢？他是把她放在武大郎家，意思是：我给你钱，你养着她，但是我还要跟她保持关系。这也是一种在生活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处理方式。更有意思的是武大郎。武大郎反抗了吗？没有。武大郎“虽一时撞见，原是他的行货，不敢声言”。
我觉得《金瓶梅》这样一写就把这个故事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当然，我们从道德上可以说这是不好的。但是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说，《金瓶梅》写得是很真实的。
然后，我们再看，在《水浒传》写潘金莲是根本不想跟武大郎过的，所以才在外面找蜂惹蝶。但是，我们看一下，在《金瓶梅》里，她就开始真实了。潘金莲确实还存在厌恶武大郎的问题。
静态电影《新金瓶梅》（2012）
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冷静的想一想，潘金莲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她还是潘金莲吗？一切都是这个社会强加给她的，可是我们却要求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怕这狗是条癞皮狗你也得跟一辈子。我们是否太不人性？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所以，潘金莲有心理活动甚至有所行动，应该说都是正常的。但是，在《水浒传》里却完全对她采取了一种抨击态度。在这个方面《金瓶梅》就进步了，《金瓶梅》如实写了潘金莲的心理活动，甚至写了看到帅哥她也愿意多看两眼。
但是，她还是想尽可能地维护这个家庭的。她主动拿出了她的私房钱，给武大郎去租那个两层小楼，就是一个例证。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真实的底层妇女。这个底层的妇女当时也就二十四岁吧。一方面，她忍受了社会给她的不公，另一方面，她仍抱有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这一点来说，潘金莲不是一个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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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看西门庆追潘金莲的一个细节。《金瓶梅》里有潘金莲的九次“低头”，是在《水浒传》里都没有的：
那妇人低头笑道：“官人休笑话。”
妇人分外把头低了一低，笑道，那妇人便低了头缝针线，那婆娘也把眼来偷睃西门庆，又低着头做生活。只低了头不起身，（第3回）
妇人便低着头带笑的回道，一面低着头微笑道，这妇人一面低着头弄裙子儿，
这金莲一面低着头（第4回）。
九次低头，显示出的是一副女儿态。我想起徐志摩写于1924年5月陪泰戈尔访日期间的长诗《沙扬娜拉十八首》中的最后一首中的一句：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这样的句子当然不适宜用在潘金莲的身上，但是，潘金莲的九次低头，说明她不是“引诱”，而是“娇羞”，却是可以肯定的。
其实，在西门庆追潘金莲的时候，潘金莲的整个儿表现都是正常的，都是有分寸的和有底线的。只要你把她想象成一个中国的底层妇女，你就知道，她已经做得不错了。她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跟武大郎呢？她有什么理由就不能追求新的感觉呢？而且，在她所有的表现里，她的几次低头说明她的心里是有底线的。她没有抵抗得住，那只能是说她没有抵抗得住。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她不是一个坏人。
在道德上的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都一定要学会善待别人。不要简单地说“你是第三者！你道德败坏！”其实，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远远比这个复杂。当然，这个不能和徐志摩的那个“低头”相比。但是，它也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低头”。因为这也是一个中国乡间妇女最有中国特色的九次“低头”。而且，这时的潘金莲真的是很真实。她想追求武松没追求到，心情很沮丧。正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西门庆。他并不爱他，但是却毕竟很有好感。这个时候，她就开始把对爱的追求转化为一种性的宣泄。帅哥西门庆毕竟并不令人讨厌。看一看潘金莲和西门庆之间的见面就知道了，其实潘金莲是被容貌打动的：
（看武松）这般人物壮健，毕竟有千百觔气力。（第1回）（看西门庆）见了那人，生的风流浮浪，语言甜净。（第2回）（看武松）这段姻缘却在这里了。（第1回）（看西门庆）他若没我情意时，临去也不回头七八遍了。（第2回）
在这方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李敖。我觉得，从性格的角度，潘金莲与李敖很相似。你们看一看胡因梦的回忆录，就会知道李敖为什么结几次婚都不成功了。其实李敖也是一个“爱无能”者。他最早爱的是一个大学生。结果没追上，他为了她自杀三次，但是还是没有追上。后来这个女孩在欧洲经商，也是一个富婆。她非常蔑视李敖，从来就认为这个人不值得爱。这无疑深深伤害了李敖。后来为什么李敖那么强势？在下意识里他都是要做给这个女性看的。
因此，在他的性的强势的背后隐含的，恰恰是爱的失落——爱无能。他在与胡因梦做爱的时候，甚至非常喜欢在镜子里欣赏自己的“骑术”。仅此一例，就可以看出他的一无所有。潘金莲也是这样。因此，不要一看到男女之间的事情就往淫荡的两性关系上想，动辄想起妓女和嫖客的故事，在《金瓶梅》里写的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有性无爱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我们今天看起来觉得不是很美好。
再来看一下武松。武松在《水浒传》中是头号英雄，但是《金瓶梅》的作者对武松显然是不以为然的。我认为，这个“不以为然”是正确的，也是很有美学眼光的。一个人上了黑道，他要是不够“黑”，怎么可能上得去？林冲为什么在黑社会始终都不怎么吃得开呢？就是因为他不够“黑”。
可是武松不同，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中国最著名的“愤青”，金圣叹后来评价武松的时候也说过：武松这个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他特别莽撞造成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水浒传》里写武松的时候，他基本上没有按照一个很真实的性格描写的角度去写，他写的是一个理想化的英雄。
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实际上武松这样的英雄是很奇怪的。他是黑社会中人，如果道德品质比这个社会的那些非常正面的人物还要纯粹，还要高尚，或者用一句我们通俗的话说，还要高雅，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在看《水浒传》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象得到，它的描写的一些失真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金瓶梅》的作者在这个方面实在比我们要高明得多。因为我们就是在几百年以后的现在还理解不了，但是在几百年前，《金瓶梅》的作者就做到了。这是我们一定要给《金瓶梅》的作者一个很高评价的原因。比如说《金瓶梅》里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把西门庆从武松的刀下救出来，这本身就是个很大的改变。
静态电影《新金瓶梅》（2012）
当然，这个“救”绝不是说西门庆就是个好人，而是说，作者真实地看到了，在当时的社会里，武松这样的一种打抱不平根本就起不到匡复社会正义和公平的作用。所以，他觉得西门庆死在武松的刀下可能是一种最不真实的写法。然后，他还说，不但西门庆不可能被武松杀死，而且，武松也不可能比西门庆的道德水平要高多少。其实武松那样的一个懵懂少年的状态，绝不是一个道德的高尚状态，所以，我们不能对武松的道德给以太高的评价。而在《金瓶梅》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真实的武松。
首先，武松这个人是没有兄弟情谊的。这一点在《水浒传》里就写了，但是在《金瓶梅》里又被更加突出。《金瓶梅》的第一回就叫做《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它的意思是说，在中国这个社会，从“桃园三结义”开始的朋友传统根本就是假的，这就是“热结”的意思，讽刺他，表面热，里面冷。然后说亲情怎么样呢？也是假的。
你看看武松这样的英雄，成了打虎英雄，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品牌，并且被封了一个刑侦队队长，结果他就把自己这次出门的真实意图——看他哥哥——忘在了脑后，他当官后宁肯在街上闲逛，却都没有去找他的哥哥。他是偶然撞见了卖炊饼的武大郎。
这真是人间闹剧。他哥哥就在身边，可是他几个月都不去找，只顾自己在这儿享受。结果，“偶然撞见”。弄得他哥哥反过来问他：“兄弟，你今日做了都头，怎不看顾我？”（第1回）这样的人是什么英雄呢？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黑社会的人，而黑社会的人自然是没有什么亲情的。我们再看一下武松跟潘金莲的表现，《金瓶梅》是很擅于写低头的。潘金莲见了西门庆低头，武松见了潘金莲，也低头：
武松见妇人十分妖娆，只把头来低着。武松吃他看不过，只得倒低了头。（第1回）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己只把头来低了，却不来兜揽。（第2回）
心里如果没有鬼，低什么头呢？每一个男性都有见到绝色美女后目瞪口呆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美的那种惊叹的感觉确实让人震撼。看来武松到了这个时候也顶不住了，因此，看来他还是心中有事啊。否则，他为什么要“低头”呢？我们说“低头认罪”，我们从来没有说“抬头认罪”的，“低头”肯定是因为心里有事。所以，这种武松的真实的性格特征，我们在《金瓶梅》里看得比在《水浒传》里看到的清楚得多。
我记得过去有人看国内演的电视剧《水浒传》后发议论说，一看就觉得武松和潘金莲是天生的一对。实际上，潘金莲和武松也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金瓶梅》在描写的时候，就很清楚这一点，潘金莲被别人追的时候，她是“低头”的，而武松被别人追的时候，他也一样“低头”。他们两个的表现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潘金莲“低”了九次，武松少“低”了几次而已。但是，他的这种心理状态还是一样的。
武松去报仇的时候，也很正常，绝对不像一个英雄。无非是吃了几碗酒，然后跪着声冤。也没有打死西门庆，倒是一上手就把自己的去给西门庆传递消息的同事打死了，结果被送进了大牢。等到再出场，已经是在第87回了，西门庆早已病死，潘金莲也被西门庆的老婆吴月娘赶了出来。此时，他的报仇也是不那么高大。我们来看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是武松毫不客气地卷走了王婆的财产。
在《水浒传》里，我们看到的武松和鲁智深犯一个毛病，就是：他只要去打抱不平，只要去杀人，他临走的时候总是要把别人家的金银餐具踏扁了，揣在怀里带走。这是武松“匪”气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他总是要顺手牵羊，占点儿小便宜。
但是占到《金瓶梅》里卷走王婆财产的地步，是我们在《水浒传》里没有看到的，第二个细节，他的侄女儿名叫迎儿，迎儿一看武松杀了人，而且武松肯定要跑，迎儿当然就会关心自己啊，迎儿就跟他说：“叔叔，我也害怕”。大英雄武松是怎么说的呢？武松说：“孩儿，我顾不得你了”（第87回）。然后掉头就跑了。要知道，他这一跑，迎儿就或者是要沦落到青楼或者是要在街上讨饭，几乎是死路一条啊，但是，他却根本不去考虑。
下面我们再看西门庆。西门庆在很多读者的心目中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改革开放以后，又开始抬他，说他是封建社会的掘墓人，是新兴的商人。事实上，我个人觉得，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西门庆就是中国社会最真实的暴发户。西门庆这种人，过去我们没有一种很真实的感受，评价不了。但是现在如果谁还说评价不了，那就是假话了。因为西门庆就是我们今天在乡间，在县城，甚至在某些城市，甚至在大城市所见到的某些商人。
中国这样的商人太多、太多了。而且，如果看过《金瓶梅》你就会知道了，西门庆做生意，远远超过中国很多很多的商人。他做生意，我们没有看到一次坑蒙拐骗。他做生意是非常讲诚信的，当然他会走后门，他会拉关系，他会利用中国的潜规则去逃税避税，但是他没有坑蒙拐骗过一次。西门庆有“男女”问题，但是西门庆的男女问题没有一次是用强暴的手段获得的。他没有欺负过任何一个女人。他都是符合当时社会的准则和社会道德的。
当时的社会，是可以纳妾的，也是可以到“红灯区”的。他的这两种情况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我们现在去骂他，没有多少道理。何况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家都比他要坏无数倍，他们就真实地生活在我们身边，可是我们也并没有批评过他们什么。
我倒不是替西门庆辩护，包括作者，包括我们现在去评论他，都并没有说西门庆是个好人，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就反过来说，他是个坏人。他只是一个人而已。他身上所有的缺点，其实每一个男人或许或多或少都有，尤其是很多商人身上更如此。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金瓶梅》写了一个很真实的人。他凭着自己的才能赚了钱，可是赚了钱以后又没有很高的追求，也没有去给希望工程捐款，也没有去做什么慈善义举，而是用他的钱去吃、喝、嫖、赌。如此而已。
因此，在《水浒传》里和在《金瓶梅》里的西门庆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再说那人姓甚名谁？那里居住？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第24回）
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饶有几贯家资，年纪二十六七。
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
一自父母亡后，专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学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第1回）
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水浒传》里的西门庆要更坏，到了《金瓶梅》里，“奸诈的人”，“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这类的评价都被删去了。这样的删节肯定是有其美学理由存在的。显然，在《金瓶梅》里西门庆其实也就是个不三不四的人，然后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官员，娶了几个不三不四的女性，交了几个不三不四的朋友，他也就是这个水平而已。
但是，假如说我们把这个社会还原到一个很真实的水平，那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社会并不是由那些蒸馏水一样的人来组成的，它就是由很多很多不三不四的人组成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层次上有不同的“不三不四的人”。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对西门庆去苛求了。我一再说，西门庆不是一个好人，也不是一个坏人，他就是个人，就是这个意思。当然，《金瓶梅》也不是要为西门庆翻案，不是反过来要说他是新兴商人的代表。《金瓶梅》只是把这个人真实地展现出来。
西方文学理论提出要塑造圆形人物，而不要塑造扁形人物，《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就是个圆形人物。所以，像西门庆这样一个在社会上特别活跃的主角，是不可能用“坏蛋”一个名词去概括的，而在《水浒传》里，我们看到的西门庆这个人就是一个“坏蛋”。
还值得注意的是，西门庆这样的人也是不可能由武松这样一个江湖汉子来主持正义，一刀就把他杀掉的。在《金瓶梅》里，我们看到的西门庆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西门庆。他不是没干过好事，但是他也干了很多的坏事。
尽管这些坏事严格地来说都不是在法律的底线之下，比如说他利用他的权力去整一个人，给一个人穿“玻璃小鞋”，他利用他公安局副局长的身份把谁谁谁栽赃一个罪名后弄到监狱里，但是西门庆在干了这些事以后，《金瓶梅》告诉我们的最大真实是：他仍然有生子、加官的好运。我们中国人经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我们在《金瓶梅》里第一次看到，一切都不是这样的。我们在《窦娥冤》之类的作品里看到的都是：善最后一定要有善报，恶一定要有恶报。但是，在《金瓶梅》里，我们看到，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比如说，西门庆竟然得以“善”终。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受到社会的任何的法律和正义的惩罚。他是自己没事找事病死的。
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说西门庆不是到处去买春药，到处去乱吃，然后到处去放纵他的情欲，他可能还要活很多年。西门庆是33岁时死的。他如果不是自己放纵自己，他活到八十岁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也不会出现一个武松那样的人去一刀砍掉他的人头。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残酷。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真实性。所以，是他自己油尽灯枯，和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关系。
举个例子，在《水浒传》里，西门庆和武松两个在狮子楼上打得不亦乐乎，尽管西门庆的身手显得弱了一点儿。但是在小说里，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可能都有一个印象，好像在这个县里，除了武松，西门庆就是老二，他们的武功好像是不相上下的。如果没有武松，这个县里，就没人能够把他摆平。但是，我们看一下《金瓶梅》，我们就发现了，西门庆成了一个很真实的商人。除了有几个钱之外，别的本事我们也没见着他有什么。武松找他报仇的时候他也吓得跳墙，躲到别人家的厕所里。他的害人之心也不是非常强，比如说他害来旺也是潘金莲三番四次地挑拨他，然后他才去害人的。
所以，在《金瓶梅》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平庸的西门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样一里他会更真实。而且，看《水浒传》你会觉得，西门庆这个人在社会上志满意得，洋洋得意，但是到了《金瓶梅》里，西门庆也成了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爬行动物，他也成了中国基层的一个小人物。他有他趾高气扬的时候，但是他也有他树倒猢狲散的恐惧。
我们看到在第17回，听说他在中央的靠山倒了，他怎么样呢？我觉得书的描写实在是太准确了，他“耳边只听‘飕’的一声，魂魄不知哪里去了”。然后就是“惊损六叶连肝肺，吓坏三毛七孔心”，整个的就瘫倒了，然后就躲在家里，很长时间没有敢出门，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形象，看《水浒传》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看《水浒传》的时候，我们就以为他是一个地痞流氓，天不怕地不怕，事实上也不是。
所以，大家看《金瓶梅》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它是借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壳”，还中国社会之“魂”。在《水浒传》里，西门庆十恶不赦，在《水浒传》里，潘金莲是千古第一坏女人，在《水浒传》里，武松是千古第一的大英雄。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玩儿概念。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学生写的作文儿，是靠不住的，但是到了《金瓶梅》里，它开始变得真实了。我们一定要这样去看《金瓶梅》，你才能学到东西。要不然你就什么也学不到。
上面我分析了三个人物，其实《金瓶梅》里的很多人物都是非常真实的。我下面再简单提示一下：
一个是应伯爵，应伯爵大家知道，他是中国文学里千古以来写得最好的一个拍马屁的人。在我们想象中这样的人肯定是个坏人，其实也不是。其实，这样的人他也很辛酸。他为什么天天要拍马屁呢？他为什么把拍马屁拍成了一个专业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的一家都要靠他的专业水平来生存。就是说，他们家要生存，就必须靠他整天跟这个朋友来往，跟那个朋友来往，然后赚点儿小钱，去蹭两顿饭混日子。他甚至经常早上没饭吃，只能想办法去占西门庆的便宜。可是，他也不是一点人情都没有。
《金瓶梅》里有一个人叫常峙节，他想找西门庆借钱，可是借不来，于是他老婆就天天骂他，说：你吹牛说跟他那么好，可是借点儿钱你都借不来。常峙节实在没办法了，就去找应伯爵帮忙。应伯爵很同情他，就帮他去借，结果把钱借到手了。在这里，应伯爵有点儿像《红楼梦》里刘姥姥，刘姥姥他们家穷，刘姥姥说，咱们不是有富亲戚嘛，咱们想办法借。他们家人都不肯去。刘姥姥就自告奋勇去，刘姥姥说了一句非常形象的中国底层社会的人都会说的话：你们都是拉硬屎，不肯亲近他们。她不“拉硬屎”，结果三进大观园，最后，发了点横财。
应伯爵也是这样，你也很难说他就是一个坏蛋。他只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有他的同情心，他也有他的不知廉耻之心，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我们想一想，我们就真的比应伯爵高很多吗？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心态，见到领导整个儿的身子都会矮下去，拍马屁，说软话，阿谀奉承，可是我们看到应伯爵却就讽刺，好像自己道德很高尚似的，其实一旦碰到了你的领导你比应伯爵要坏无数倍，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
《金瓶梅》里面的传神之笔还有很多。例如小说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情节，武松听说西门庆和潘金莲有事，就提着刀去找西门庆，在《水浒传》里，是所有的人都帮武松。但是在《金瓶梅》里，不少的人却帮西门庆。西门庆不是跳到了一户人家的厕所里嘛，这是胡大夫的家，而且西门庆也是慌不择路，竟然跳到女厕所里，正在上厕所的丫鬟就喊说“有贼”，可是胡大夫一看是西门庆，却没有责备西门庆一个字，他怎么说呢？他说：哎哟，老弟，没事了，祝贺你啊，你这次死里逃生了。武松因为打死同事，已经被抓走了。你可以放心回家了。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腐烂程度，一个真实的中国。
这个细节，你在中国的任何一部小说里看得见吗？这个胡大夫应该还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吧，我们说土豪劣绅，他好歹还算是个“劣绅”吧。但是“劣绅”见了“土豪”以后怎么样呢？半斤对八两。
还有一段也很有意思，是写的什么呢？是写的一些社会上的无赖想追王六儿，结果发现王六儿和她的小叔子韩二通奸，因为追不到王六儿，他们就想办法把王六儿跟韩二当场抓住，绑在一起游街。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就出来骂了，说：叔嫂通奸，两个都应该杀头。你看看，慷慨激昂吧。
但是，写到这里还是《水浒传》的写法，再往下写，就是《金瓶梅》的写法了。《金瓶梅》怎么写呢？《金瓶梅》里说，他其实是跟三个媳妇都有私通关系，而且满大街都知道。可是他竟然还说别人“应该杀头”，你看，《金瓶梅》的妙处就在这儿，于是别人就开始说他了：你老人家深通法律，这小叔养嫂子的就是杀头罪，要是公公养儿媳妇的是什么罪呢？这个老头儿一听，低着头就溜了。这就是《金瓶梅》的真实。它让我们回到了中国社会的底层。当然社会的高层也好不到哪儿去，只不过是他遮得比较严实，你看不见而已。
我们再看看武大郎，武大郎在《水浒传》里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这个人胆小怕事，但是也没什么坏心。到了《金瓶梅》里，他就开始变得更加真实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一想，一个社会上卖炊饼的人，他有多高的道德觉悟？有多高的文化修养？谁又要求他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平呢？没有人这样要求，也没有必要，否则他不是就到中学去教书了嘛？！
所以，武大郎的道德水准不会很高，甚至会很低。比如，可能会小气，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生活在一个一分钱、一分钱地挣钱的社会环境里，在这种环境里培养出来的人相对来说，肯定是比较小气，比较自私的。但是我们在《水浒传》里却看不到。可是，在《金瓶梅》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来看一段比较：
当日吃了十数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吃几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却又来望哥哥。”都送下楼来。那妇人道：“叔叔，是必搬来家里住。若是叔叔不搬来时，教我两口儿也吃别人笑话。亲兄弟难比别人。大哥，你便打点一间房请叔叔来家里过活，休教邻舍街坊道个不是。”武大道：“大嫂说得是。二哥你便搬来，也教我争口气。”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说时，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来。”那妇人道：“叔叔，是必记心，奴这里专望。”（第24回）
都送下楼来。出的门外，妇人便道：“叔叔是必上心搬来家里住，若是不搬来，俺两口儿也吃别人笑话。亲兄弟难比别人，与我们争口气，也是好处。”武松道：“既是嫂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来。”妇人道：“奴这里等候哩！”（第1回）
请注意，在《水浒传》里，潘金莲要把武松留下，武大郎也附和了一句。但是在《金瓶梅》里，武大郎却没有开口。显然，潘金莲在拼命地追求武松，武松在拼命地抵挡，可是武大郎躲在一边干什么呢？在打小算盘。他心里在想：啊哟，把我弟弟弄来，那我要多花多少钱啊？还不如让他住在公安局大院里呢。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武大郎。你这样去看《金瓶梅》，你立刻就觉得：哦，很真实，很具体。
何九叔，你们还记得吧？在《水浒传》里的何九叔到了《金瓶梅》里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看这一个细节就行了。在《水浒传》里何九叔几乎就是正义的化身，他因为恶势力太强大了，他不敢出面，他就把骨头什么的都留着。说有朝一日武松回来了，我一定要替武松打抱不平。可是到了《金瓶梅》里，这个人就变得中性了。
他知道这个事不对，他也想这个事将来肯定要找他做证人，因此得留着证据，但是，西门庆送他的钱，在《水浒传》里，他是原封不动留着的，在这里就变成了什么呢？“这两日倒要些银子搅缠，且落得用了，到其间再做理会便了。”（第6回）钱照花，事如果不出来，我就帮西门庆，事如果出来，我就帮武松。哪个“何九叔”更真实？
当然是后者。一个中国基层社会的人，他是不会想到他的行为怎么就会对社会的公平正义产生影响的，他甚至都不会想到“公平”“正义”这两个词。他只会想到：都是乡里的邻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他给我钱了，我不花白不花，将来有事时再说。这真是一个真实的何九叔。
王婆是一个人人熟悉的人物。王婆，在《水浒传》里是一个恶人的形象。这个人的专业水平很高，怎么去追求一个女性，她总结得是最清楚的。但是到了《金瓶梅》里，这个人的“恶”的程度却被降低了。要知道，在中国的乡间社会，村镇社会，会有很多搬弄是非的中老年妇女，她的目的也不坏，也就是想赚点儿小钱。
所以，在《金瓶梅》里竟然会出现一个王婆躲雨的诗意镜头，而这在《水浒传》里会出现吗？一个做过坏事的人躲雨，《水浒传》的作者会觉得：这个时候下刀子才好，把她千刀万剐了。但是你看《金瓶梅》，她躲雨躲得竟然很诗情画意的：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买了一篮菜蔬果品之类，在街上遇见这大雨，慌忙躲在人家房檐下，用手帕裹着头，把衣服都淋湿了。等了一歇，那雨脚慢了些，大步云飞来家。（第6回）
“大步云飞来家”，这是一个少女才有的形象。一个老太太怎么可能“大步”地像云彩一样地跑呢？这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她曾经的那个美丽的少女时候的姿态。所以，叫做“大步云飞来家”。
再换一个角度，我要说的是，《金瓶梅》写得最好的是两类人，一类是普普通通的成年人，这些人是《红楼梦》里的贾琏们，晴雯的嫂子们，鲍二家的们，但是，《红楼梦》里的这些人都没有被真正地展开。
《红楼梦》里写得最好的是那些天真烂漫的少女和一个少男。不过，这样的人，说老实话，还是好写的，因为毕竟可以凭借我们的想象。但是，晴雯的嫂子在家里是怎么过的？鲍二家的回到家里是怎么过的？你知道吗？再如贾府里的那些奶妈，她们回到家里，都是怎么生活的？
静态电影《新金瓶梅》（2012）
如果问这个问题，《金瓶梅》就被问出来了。这些人，你看到的就是在贾府干活儿，回到他们家怎么干活，她私下里跟谁好，跟谁私通？这正是《金瓶梅》大显身手的地方。在这方面，《金瓶梅》做得是非常出色的。
还有一类就是妓女。小说里的妓女写得也是非常真实的。我们中国的作品里，一写到妓女往往就是怎样呢？或者是天生就坏，你看现在很多电视剧里的妓女，演得那个样子一看就是太做作，或者是天生就好，往往是什么被迫去做妓女，所谓“卖肉养亲”云云。但我们在《金瓶梅》里没有看到一个天生就“坏”和天生就“好”的妓女，而都是一些很真实的女性。她在社会的这种层面生存，她就不得不做这样的事，如此而已。
这些妓女不比别人“坏”，但也不比别人“好”。比如说，王六儿的老公叫韩道国，我们在中国小说里从来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他默许王六儿和西门庆通奸。通奸以后，我们一般的就会看到提刀复仇，想办法把西门庆杀掉。可我们在《金瓶梅》里看到的是什么呢？两个人还是齐心合力地过日子。
这样，中国社会很真实的一面就暴露出来了。王六儿虽然是跟西门庆好，但是她时时刻刻都还是关心她的老公，而且她的老公也常常跟她讨论，咱们家怎么发展，以后盖一个什么大宅院，将来到哪儿买地，等等。我们发现，他们过得非常真实。当然，他们过得不美好，但是却很真实。我们如果想到中国底层社会的生活方式，那就不会觉得这种现象很奇怪了。我们奇怪的是中国小说里为什么从来就没有这样去写。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金瓶梅》的写家常琐事。在写家常琐事方面，我们发现，它的文笔非常非常出色。它对家常琐事的描写让我们想到了俄罗斯的一部巨著——《战争与和平》，我们可以猜测，这个作者应该是一个很典型的“猪八戒”。也就是说，在吃喝玩乐方面，他很有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他对生活的具体的观察，实在是太体贴入微了，实在是太精致了。如果是我们，我们很可能是写成流水账式的日记，或者把这些省略掉，但是到了他的笔下，却写出了非常漂亮的几十万字。
我一开始就说过，看《金瓶梅》，人们注意的多是它的“饮食男女”里面的“男女”，实际上它的“饮食”写得更漂亮。《水浒传》里的饮食我过去说过，动不动就是割几斤牛肉，筛十斤酒。这种水平确实很吓人，有英雄气概，但是吃得实在是太普通了。甚至就是炊饼和人肉馒头，实在是太低级了。连一个乡村的正常的生活水平都没有。这种东西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阅读的快感。
而《红楼梦》里的饮食实在让我们害怕。我们每一次看《红楼梦》的时候，就充满了自卑感。像刘姥姥这样的人，她在《金瓶梅》里就相当于王婆，她在她的乡里未必不给人家做媒，只不过她没碰到《金瓶梅》里西门庆和潘金莲这样的事而已，刘姥姥应该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但是刘姥姥到了贾府以后，整个儿剩下的就是震撼和自卑了。
静态电影《新金瓶梅》（2012）
我们不妨来看几种贾府的吃法，第8回里的“香糟鸭信”，第60回里的“翡翠羽衣”，还有第62回里的“胭脂鹅脯”，这些名字我们念起来都拗口，要在现在的粤菜里才有。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是“茄鲞”你看看凤姐的介绍：
“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儿，拿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第41回）
你们看看，一个茄子，就做成这个样子。所以，《红楼梦》写出了中国最大富大贵人家的饮食。比如说贾宝玉和袭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袭人有病回家养病，贾宝玉去看袭人，到了袭人家，袭人的家长赶紧就做了几样菜，他一看根本就不吃，袭人也赶紧说：“不敢乱给他东西吃的”，而且，“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袭人家里并不穷，但是却做不出贾宝玉能吃的饭，你看看贾府的排场大不大？不过，要论写一般人家的饮食，那可就非《金瓶梅》莫属了。
《金瓶梅》
“民族的秘史”
总结前面的介绍，我希望你们知道，《金瓶梅》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它真正写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裸体，因此也就让我们透过这裸体而窥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最为内在和最为隐秘的状态。就以呈现生活的复杂程度、生动程度和深入程度而言，我没有看到中国有哪一部小说是可以超过它的。后起的《红楼梦》之所以超过它，也只是因为《红楼梦》里所写的那个理想状态是《金瓶梅》里所没有的。要说写理想状态，《红楼梦》是写得太好了。
但是《红楼梦》的写现实状态，我个人的意见是：也还是不如《金瓶梅》的。打个比方，《金瓶梅》相当于一次电视直播，直播的内容就是“真人秀”。对此，你很难说它是好是坏，但是这种对生活的真实描写却确实是它的魅力所在。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恩格斯也表扬巴尔扎克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书记官。那我要问，中国巴尔扎克的作品是什么呢？就是《金瓶梅》。
必须强调一下的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探索。看一看鲁迅写的绍兴，看一看沈从文写的湘西，看一看莫言写的东北，看一看贾平凹写的商州，看一看福克纳写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像邮票一样大小的家乡。我们立刻就会知道，《金瓶梅》的开创之功是多么伟大。我们有时候好高骛远，一写小说就写得又高又远，其实你把你身边的事写一写，同样会让别人非常感兴趣。
张爱玲就学到了《金瓶梅》的真谛。张爱玲很喜欢《金瓶梅》。有一次她就跟别人说，《金瓶梅》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那就是小歌妓爱月儿在和西门庆初识调情时说的话：“慌怎的，往后日子多如树叶儿”（第59回）。
她说这句话说得非常真实。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很高，其实也是得益于《金瓶梅》的。我们看一看她的主张，她说，她的文字，是“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必也正名乎》），并讲究“分寸”感，反对“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自己的文章》）。这无疑是从《金瓶梅》学到的。
最近作家王安忆在《大家》二○○五年第六期上写了一篇文章，《小说的当下处境》，谈到她自己的体会，我也有同感：
我年轻的时候不太喜欢福楼拜的作品，我觉得福楼拜的东西太物质了，我当然会喜欢屠格涅夫的作品，喜欢《红楼梦》，不食人间烟火，完全务虚。但是现在年长以后，我觉得，福楼拜真像机械钟表的仪器一样，严丝合缝，它的转动那么有效率。有时候小说真的很像钟表，好的境界就像科学，它嵌得那么好，很美观，你一眼看过去，它那么周密，如此平衡，而这种平衡会产生力度，会有效率。
这确实深有体会的感悟。就在这篇文章里，她还以小说中的“生计”问题为例，问了作家们一个问题：小说中的人物是靠什么生活的？这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大概只有《金瓶梅》才能回答啊。
解释（“瞒”）和重构（“骗”）
严密的叙事过滤机制
从这个角度，我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中国美学的根本弱点。中国美学的根本弱点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没有一个优秀的叙事传统，它只有一个优秀的抒情传统。所以，在中国的文学里，诗歌的成就要远远高于小说的成就。有人以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喜欢抒情，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美学传统根本就不利于叙事。
静态电影《新金瓶梅》（2012）
中国人擅长抒情，而且中国人写诗也不是荷马史诗式的叙事诗，而是四句、八句，二十个字，二十八字，往往就是二十个字、二十八个字就把一个朝代的故事给你写完。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在这个传统背后隐含的是中国人对现实苦难的逃避。现实的罪恶、现实的苦难，现实的复杂性，成人社会的一面，中国人都用抒情的方式把它逃避掉了，就好像中学生毕业时候喜欢写的贺卡，“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可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对很多人来说，他的人生永远是冬天，春天是没有的。
还有很多人，他的春天太短暂了，一眨眼就过去了，冬天却很漫长。但是在我们的贺卡里永远是充满了希望，永远看不到冬天。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中国人是非常不务实的。
或者说，中国人是闭目不看社会现实的。社会的黑暗，社会的悲惨，社会的悲剧，他是永远不看的。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瞒”和“骗”，这个我就不去多讲了。
不过，过去的分析毕竟缺少一些真正美学的分析。因此，我在这里还想深入地作些剖析。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美学的缺点就是“瞒”和“骗”，那么，它在美学上是怎么做到的呢？简单地说，它是借助于一套十分有效的过滤机制来做到的。
在中国的叙事文本里，记事的成分往往很少，只要一写文章，中国人就习惯于把大量的事实过滤掉。以便很快地进入想象、暗示和议论。中国人的叙事从来关心的就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于事实的解释和重新建构。
所以，我经常讽刺说，这是报社社论的写法。面对任何一个事实，中国人都不是去接触这个事实，而是只接触皮毛，然后把对我有利的事实留下，把对我不利的事实过滤掉。接着就进入一个议论的阶段，这样，在中国人的叙事文本里，永远是一个混合文本。也就是一个叙事、议论和抒情混杂的混合文本。结果，对任何一个事实，都很快就过渡到“因为”和“所以”，这就是中国人叙事的奥秘。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左传》、《史记》、韩愈、柳宗元的叙事方法。这种方法，与其说它是“叙事”，不如说它是“作文”。中国人称的“作文”，实在是太形象了。我们的叙事方法，无非是把“因为”“所以”套裁到事实的头上，然后再对事实加以掩饰。
在中国，其实没有哪一个人关心事实的本来面目，他们只关心能否从中衍生出自己所要表达的意义。而如果这个表达显得特别巧妙和得体。那你就成了散文或者小说大家。《左传》的议论往往说“君子曰”、“君子谓”、“仲尼曰”，《史记》的议论往往是“太史公曰”。因此，我们不妨就把我们的叙事方法就称作“太史公曰”的文体。
从这样的角度，我希望大家可以重新观察一下中国的文学作品。那么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中国的绘画都是散点透视。你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从来都是表扬散点透视的，说它比西方的焦点透视要好，说焦点透视虽然真实，但是没有诗情画意，而我们的散点透视可以见到高远、平远、深远之类，我们可以见到前山、后山、山上、山下。
但是我们忘记了最关键的一点，如果你要真实地见到一座山，你就不可能同时见到它的高远、平远、深远。你不可能见到它的前山、后山、山上、山下。如果你见到了，那你是怎么见到的呢？肯定是通过人为地剪裁这座山来见到的。所以，我对中国画不是很感兴趣。画山画得都差不多。你要水平很高才能看得懂。看什么呢？你只能看他对这座山的感觉。这就是我们说的“笔墨韵味”。
他画黄山，你也画黄山，你通过他去了解黄山，那根本没用。但是你可以了解他对黄山的抒情。他通过他的笔墨的韵味可以洋溢出一种东西，让你感觉到他对黄山的感觉。其实我们中国的山水画之所以强调“笔墨”，强调“韵味”，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叙事是不真实的。中国画繁荣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这里。
而且，在中国，我觉得小说虽然都是讲故事的，但是对它而言，重要的却不是故事，而是对故事的解释。在《金瓶梅》以前，虽然我们有《三国演义》、有《水浒传》，但是我们都没有看到故事，看到的都是对故事的解释。但是我们知道，故事是不能解释的。能够解释的故事就不是故事了。
为什么呢？因为故事的存在是没有理由的。但是中国人却认为：只要是故事，就有理由。所以中国的作家写的故事都是过去时。而西方的故事都是现在时，西方的故事都是自己决定的。所以，中国的作品往往就不好看。《水浒传》里有一段话，我认为说得很好，《水浒传》第二十五回里说：“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哭：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那妇人干号了半夜。”显然，“干号”闹出来的动静最大，但也最假。
火柴皮（火花）
我真不想这样来批评中国文学，但是，中国文学真的就是“干嚎”。动静很大，可实际上，这里面真正让你看到的却什么也没有。但是，在《金瓶梅》里，你看不到干嚎，你看到的都是“有泪有声”的“哭”，都是很真实的。
张爱玲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人生是一袭华美的旗袍，里面爬满了虱子。”可是，我们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看到的，都是“人生是一袭华美的旗袍”，只有在《金瓶梅》里，我们才看到“里面爬满了虱子”。
举个例子，熊秉明先生到法国后发现：“维纳斯和夏娃，这是西方描写女体的两个题材，或者说这是西方对女体的两种看法：其一是来自希腊思想，其二是来自基督教教义。”一开始，他显然是喜欢前者，“肌肤紧密滋润，丝毫没有悲苦的痕迹”，可是后来他却喜欢起后者。
他说：“我实在更爱夏娃型的女体”，“夏娃决不优美，有的人看来，或者已经老丑”，“她在世间是被贬的，她的肉体将要受难，她的诱惑是恶的，有不幸的后果的”，“突出了多艰辛，多苦难的世间感”，但是，在他看来，这才是一种“成熟”的美。那么，对于《金瓶梅》中的女性，或者，再推广一点，对于《金瓶梅》里面的一切，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呢？我想，应该也是完全可以的吧？！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未完待续）
潘知常（1956－），美学家，策划家。南大教授、博导，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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