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躯体→面容→化妆
南帆随笔→
论
躯
体
一旦 垂下眼帘，人们就看见了自己的躯体。人们珍惜地用五颜六色的服装裹藏躯体，使之避免风吹日曝，同时还使之神秘。每一个人仅仅能自由地考察自己的躯体。想象躯体内部无止歇的循环与交换，手指尖轻轻地抚过带有体温的光滑肌肤，驱动五官四肢进行种种微妙的动作，这一切令人体验到一种无比真实的存在。
这样，躯体就成了私有观念的一个物质起源。躯体所产生的一切感觉——痛，痒，饥饿，松弛，亢奋，紧张——均以物质的形式阐明或者注释“自我”自我概念。由于躯体的存在，“自我”的语义显得具象、坚实，伸手可触。尽管服装、寓所、私人交通工具以及种种日常用品构成了“自我”的外围形象，但是，这一切在某些时刻都将作为“身外之物”而丢弃。
对于人们说来，唯有躯体不可能撇下、替换、遗失；不论人们背井离乡还是乔装打扮、出生入死，躯体始终忠诚不二，从未离异。为了回报躯体的追随，人们不懈地寻找食物喂养躯体，从无怨言。这使人们不假思索地将躯体看成人的内在之物。追溯起来可以看出，幼儿的蹒跚学步乃是人们改善躯体的一个重要步骤：躯体可以移动之后，意志将携带躯体自由穿行于万物之间；活动的躯体有效地迎合了意志的活跃品性，从而避免了灵与肉的重大分裂。
另一方面，躯体对于“自我”的意义还在于，躯体只能由个人独享。正常的时候，躯体不会追随他人的意志而手舞足蹈。即使一个人将某个器官移植于他人的体内，他的自愿仍然表明了他对自己躯体的支配权利。谁都应该承认，强行干预他人的躯体，这无异于对“自我”的重大冒犯。
这时可以说，躯体的轮廓构成了“自我”的一个明晰无误的界限。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精神敞开在文字之中，坦然地承受异己目光的入侵，但是，人们却警觉地守护着自己的躯体，决不允许陌生的手指轻率地触摸。在这个意义上，躯体比精神更为神圣。
从躯体的观点看来，爱情确属无私之举。爱情的典型行为是分享。情人们起初尝试分享话语、风景、晚餐、财产、居室，最后终于分享了躯体。
情人向对方无遗地陈露个人的躯体，并且在性抚爱之中互相进入对方的躯体。这是一种忘我的迷狂；充满爱情的性行为不是为自己使用躯体，这时，人们毋宁说是沉溺于交付躯体、奉献躯体的激情之中。
反过来，一旦情人的爱情受挫，躯体将毫不犹豫地恢复私有观念。情人的争吵之间时常跳出一句尖叫：“不要碰我！”他们不在乎对方触碰自己的书籍、手提包或者服装，维护个人权利的首要举动是庄严地将躯体收归个人所有。如果在无爱的情况下继续开放躯体，这意味着对于躯体的不敬乃至亵渎——人们正是因此谴责了娼妓行业。
可是，为什么社会文化却包含了如此强烈的贬抑躯体倾向？社会文化并不愿意向躯体表露公开的崇尚，社会文化更多地号召人们重视躯体之外的另一些高尚之物。不少人认为，躯体内部蕴藏了危险的能量。躯体的自私要求将对社会秩序形成威胁。
由于这个缘故，专门以研究躯体为职业的医生无法赢得至高的社会地位。医生仅仅谈论躯体，他们并未在解剖刀下找到灵魂。医生的职责仅仅是维持躯体内部心脏的持续跳动，他们无法让精神不死。
人们被告知，躯体的存在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灵魂，是人的精神。人们终于羞愧地发现，躯体是人类来自动物世界的遗迹。同高贵的精神相比，躯体不过是一堆低级的物质。躯体仅仅是存在的出发点，而不应当是最终的归宿。
人们可以在任何一本普通的字典里面查到社会文化贬抑躯体的策略。人们看到，展示精神的语汇如此丰富，呈现躯体感觉的语汇却如此贫乏。许多人可以专注倾听来自躯体内部的呐喊，但无法完整地将这些呐喊形诸社会语言——躯体内部许多微妙的疼痛、悸动、起伏仅是一种神秘的体验而难以名状。
可以从一些精神大师的著作中看到，他们的哲学语言已将人们引入一个遥远的思辨之乡，引入精致的精神殿堂。然而，在另一方面，即使费尽心机地遣词造句，躯体也只能呈现出一个十分粗糙的影像。事实上，人类并不缺少绘述躯体的能力。人类学家证明，一些原始部族曾经拥有庞大的躯体语汇库，他们甚至能够用数十个不同的副词再现人们行走的不同步态。
因此，躯体语汇的逐渐稀少更像是有意删除的后果。削减躯体在社会语言范围内的露面机会，无形之中也就削减了躯体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无名的存在终将导致不存在。这无疑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文化计谋。
不言而喻，彻底否定躯体的主张出自宗教言论。中世纪宗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取缔了躯体的享受权利。宗教戒律一直告诉人们，躯体是可耻的，有罪的，人们应当为种种生理性的蠢动而忏悔。正是由于躯体的拘禁，精神无法自由地升上天空。只有毅然放弃这一副臭皮囊，人们才能进入至高的澄明之境。
然而，无论如何努力，躯体依然顽强而又刺眼地存在。躯体的感觉比任何言语更为真实。躯体潜行于社会文化的缝隙之间，无法祛除。
躯体的语汇消失之后，人们都看到了许多以“体”为词根的语汇蔓延到四处：“体察”，“体会”，“体谅”，“体统”，“体恤”，“体贴”，“体系”，等等。另外，诸如“痛快”、“枯燥”、“圆润”、“阴暗”这一类形容词的本义显然是以躯体的感觉作为基础的。作为一个著名的哲学语汇，存在主义者干脆将“恶心”这种躯体经验引入人类生存景况的概括。
在更大的范围内，思想家看到了一个朴素而又重大的真理：人类许多重要的文化活动都包含了对于躯体存在所做出的反应。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于是，人们终于承认：任何思辨都不能使躯体循迹；相反，躯体的真实重量将时时迫使社会文化予以考虑。
这样，人们被迫再度论证躯体的重要意义。然而，躯体意义的晋升遇到了一个问题：怎样除去躯体的自然主义面目，从而使躯体成为精致的文化作品？在这个意图后面，人们看到了一个秘密的文化工程：对躯体进行文化编码。
社会学家考察过进餐之后发现，人们已经成功地将进餐改造成一个涵义丰富的文化符号。进餐远不止是躯体自我存活的一个手段，远不止是寻找食物的低级行为，进餐形式已经凝聚了重大的社会意义。餐具的使用包含了对强烈食欲的阻遏——这种食欲可能导致直接的啃咬或者以手抢饭等各种粗鄙之举；规律性的进餐时间致使聚餐成为可能。
聚餐一方面限制了进食之际赤裸裸的排他性，另一方面，聚餐人员又是表明敌友的重要信号；最后，许多人还时常利用进餐的风度、姿势、言谈表明自己的出身阶层。总之，文化编码使进餐的意义从生理学进入了社会学。
迄今为止，这个秘密的文化工程已告完成。形形色色的躯体活动在文化意义上得到了再解释。人的躯体在服装的协助之下升格为一个美学形象，异性的结合通过结婚仪式转换为文化事件，躯体的发泄性扭动、弯曲被修正为舞蹈，人们的一颦、一笑、一啼、一泣、一举手、一投足均被指定为不同的社交表情。
即使面对一个静止的赤裸躯体，文化修养也将促使人们用艺术的眼光加以甄别。这种文化编码如此周密，以至于一个躯体死去之后仍然无法逃脱：尸体并非仅仅表明大脑的沉寂与呼吸的中止，尸体还作为一个信号让围观者感到恐惧，让亲近者寄寓哀思，或者让忙忙碌碌的侦探接受一个待解的谜面。在这个意义上，躯体的所作所为不仅是为了体验，同时也是为了解读。
垂下眼帘，我看见了自己的躯体。这是一堆自然的物质，还是一件精致的文化作品？抚摸着躯体上光滑的肌肤，迷惑之意油然而生。
论
化
妆
化妆现象无疑是当代社会的一个奇观。化妆横跨美学、化学、医学、色彩学、心理学、广告学等诸多领域，从而成为一门综合性技术。对于许多女性说来，化妆是她们生活日程表上一个固定节目。
她们在居室之外公布自己的容颜之前，化妆是一道不可或缺手续，重要性几乎不亚于一张通告出台时落款处的盖章。许多迹象表明，不少男性也加入了化妆的行列——市场上男性化妆品已经开始流行。
化妆既是一种自恋，同时又是一种炫示。化妆对于脸部部件——眉毛、睫毛、眼眶、嘴唇、皮肤的精雕细琢，显然包含了自怜、自爱、自赏、自我陶醉的成份。化妆往往需要长时间地同镜子相对而望。
其实，镜子通常是自恋须臾不可脱离的道具。镜子分裂出一个自我的映像，自恋之情由此得到一个投聚的可视对象。化妆决不是对脸部施行一种工匠式的装潢；化妆的过程中，镜子里的脸庞映像同时经常是种种浪漫想象环绕的中心。
另一方面，化妆行为又是指向外部世界的。化妆不是为了封锁自己的面目，相反，他人的惊羡反应乃是化妆成功的最高褒奖。而且，只有经过他人之眼的观照，化妆才能显出意义，这就如同商品必须在消费者的购买之中才能真正实现价值一样。可以说，化妆的自恋是在他人的肯定之中得到了最大满足。
在我看来，化妆行为介于变换服装与整容之间。人们对于服装变换已经司空见惯。很显然，多数人将服装视为外在于形体的包装物。作为一种装饰，服装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心情和兴趣随时变换。服装的变换避免了单调与枯燥，为人们带来了快乐；同时，服装的变换并不会损害人的形体和器官，人们所得到的基本社会评价亦不至于因为不同的服装而被彻底扭转。
比较而言，整容具有远为严重的伦理问题。首先，整容必须打破这方面的牢固观念：毛发肌肤，受之父母；父精母血，不可弃也。尽管人的面容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由父母基因决定与赋予，但是，人们仍然有权力通过手术作出自由的选择。这是自主精神对于宿命的又一次大胆反抗，这种反抗冲开了一个貌似不可侵犯的领地。
整容仿佛是一个宣告：即使是五官，人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布置。在这个意义上，化妆成了变换服装与整容之间的一种折衷。化妆可能包含了对于一贯容貌的厌烦，这种容貌又有什么理由统治人的一生呢？这时，人们希望容貌能够如同时装一样换来换去。
但是，多数人又不愿意承担整容的风险和昂贵代价。从外部世界的舆论到内心的压力，多数人都觉得整容走得太远了。这种情况下，化妆是易于接受的变通办法。化妆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五官外貌；与此同时，化妆又保证了如下的诺言：
卸妆之后，人的真实面目仍将被归还。所以，化妆的选择则既可以看出人们的怯懦，也可以看出人们的机智。
化妆的一个间接后果是改变了人们脸部的“能指”。化妆的施工场所通常集中于颈部以上，即发型、肤色、眉、眼、嘴。颈部以下，除了指甲，化妆几乎不再涉足人体的其他部位。
事实上，人们的脸部容貌已经构成了社会形象的绝大部分。作为个人的辨认标记，脸部是形体最有代表性的符号。在脸部五官之外，多数人的肉眼很难根据一只巴掌、一条胳膊或者一段小腿来识别人物——包括自己的亲人。如果将众多社会成员的脸谱视为一种符号的集合体，那么，脸部“能指”的改变意味了个人符号在这个集合体中的某种调整。
虽然这种调整是轻微的，甚至是不足道的，但是在某些关键时刻，它却可能导致个人社会关系的重要变化。从眉眼长相到个人的命运，这两者时常有一种奇特的联系。也许，化装舞会可以看作这两者联系的某种夸张的形容：由于个人容貌暂时性的重新分配，个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也脱离了常轨，面临了无数新的组合的可能。
化妆现象表明：为了美，人们不惜涂盖真。现代社会，真的观念已经变得愈来愈次要了。造作代替天姿，人工侵占自然，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向。真实消没了，隐匿了。冥顽不化地坚持原始的真实观念将被视为保守和迂呆。人们周围，天然之物正在走向绝迹，一个完整的人工世界已经浮现。从建筑物到烹调食品，从家用电器到盆景，从游泳池到飞驰的汽车，又有哪些东西不是人工制品呢？
人类的技术无坚不摧，无往不利，它顺利地改造了周围世界之后，最终又指向了自己的脸部。由于化妆，人失去了代表自我的最后一个天然符号；人的脸部终于为技术所征服，所覆盖，从而沦为一个工艺品——一个技术的殖民地。
但是，化妆真的是美的产物吗？许多时候，化妆与其说是美，不如说是时尚。譬如说，某些人将头发染成一小撮棕色、一小撮白色、一小撮黑色的时候，时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美。“画眉深浅入时无？”这句诗无疑是化妆所遵循的准则。在表面上，时尚以大众趣味的方式流行。
化妆时，人们的脸部丢弃了真，丢弃了个性，从而成为大众流行色的具体表现物。于是，人们将脸部交付于某些公共标准，任凭颜料和脂粉做出统一的处置。然而，假如进一步考察某些大众趣味的起源，人们将发现某些五官长相的权威崇拜。这种权威的偶像通常为某些电影明星和演艺明星所扮演。有些时候，化妆品广告出现的模特儿形象也有不可轻视的地位。
最初，某些人力图经过化妆使自己的脸部成为偶像五官的摹本；稍后，由于这些摹本的大量繁殖，某种眉眼与嘴型的趋势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普泛的趣味。尽管这种大众趣味的始源经常无从查究，但是，这个现象无疑证明了脸部权威范本的隐隐存在：经过化妆之后，多数人的面目并非更富于个性化了，而是更为相像了。
一个更大的时间范围内，人们不难察觉意识形态对于化妆趣味的无形干预。多数人肯定清楚地记得，某个历史时期，浓眉大眼与黑里透红的肤色乃是化妆的标准趣味——这方面的脸部权威范本频繁出现于京剧“样板戏”、电影与宣传画之中。显而易见，这种趣味是对于孔武有力的推崇——那个年代供奉斗争与尚武的哲学。
这种脸谱与茁壮的躯体、有力的胳膊、粗大的铁拳配合一致，并且同风行一时的军装、运动服遥相呼应。当今，这种化妆趣味已经基本过时。现时所流行的是纤细的眉毛、细腻的肌肤和唇红齿白，这种趣味显然同耳环、项链、西装、旗袍共生共荣。在这里，人们不难看到商品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子。
论
面
容
人们喜欢说，人体是神秘的自然之花。许多古典绘画作品中，光洁无瑕的裸体与清泉、草地、树荫交织成一幅又一幅优美、和谐的自然图景，让人不由得惊叹造化的神奇。然而，不知道人们是否注意到，处于人体上半部的面容正逐渐远离自然而带上越来越多的社会性质。
对于人体来说，如果手是区分人与动物的重要标记，那么，面容则记录了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渡。面容虽然从属于人体，但它的涵义已超出人体的其他部位而成为独立的单位。除了作为器官担负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义务，面容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通常情况下，面容可以被当作这个人的象征。不难发现，许多正规的社会场合——证件、纪念堂、书籍扉页——所需要的标准肖像均是以面容为核心。
这时，面容被授予全权，代表人的手、腿、胸以及躯干之中任何其他部位。由于社会文明的要求，人体日渐成为禁忌而被深藏于服饰之后，面容却依旧获得了裸露的特许，从而以本来面目参与种种社会交往，出入公共场所。
于是，面容很大程度上同人体分离了。人们觉得，脖子之上的面容犹如人体上的一个半岛。面容的涵义通常是社会性的，人体其他部位的涵义通常是生物性的；面容往往得到社会性的评价，诸如聪明、憨厚、可亲、奸诈、愚蠢，等等；人体其他部位则更多地得到生物性评价，诸如活力旺盛、健康、丰满、瘦弱，等等。人们不说某人有一条奸诈的大腿，也不说某人长了一张强壮的脸。
种种社会交往之中，面容无形地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人们所作的第一件事往往是核对姓名与面容。姓名与面容乃是文化与个人互相啮合的齿轮。如果这两者出现了脱节，那么，所有的社会交往将因为关键部位的衔接失灵而陷于瘫痪。
除了情人、夫妻、亲子，人们不可能借助肉体亲密无间的接触来相互认识；通常情况下，人们仅能通过面部特征进行辨识。因此，在公众群聚的所在，面容是人们相互注目的对象。
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的社会信息百分之九十以上集中于面容这一块小小的地域之内。当然，人的面容并非一个经久不变的店面招牌。面容是活的，时时显示出生命的迹象。人的颈部托住面容从种种服装的领口伸出来；由于面容活泼神采的映照，面容以下大部分为种种编织物包裹的躯干才蕴满了勃勃的生机。
看不见脸容将令他人产生不安之感。机器人的可怖不仅在于他们的僵硬动作与不可抵挡的力量，同时还在于它们缺少真正的面容。机器人的面容坚硬而麻木，这似乎提醒人们：机器人是以非生命的躯干从事生命活动——这种不和谐让人恐惧。所以，对于社会说来，面容一开始就体现出双重的主题：首先，面容意味人的服饰内部存有一个生命；其次，面容是社会之中个体独一无二的首要标志。
既然面容成了喻指个人的文化符号，那么，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只能以面容招徕他人、享受尊荣、承载耻辱。这将逐渐导致一种观念的出现：人的社会意义很大一部分同面容密切相关，人必须对面容格外重视。保护面容等同于保护人的尊严，这甚至引申出了“给面子”或者“赏脸”、“丢脸”的说法。
由于这些缘故，人们开始全力以赴地美化面容。不论是清洁卫生还是修缮改装——不论是洗脸、理发还是化妆、整容，人们对于面容倾注了无限的兴趣。相形之下，人体的任何其他部位均未得到如此的深情厚爱。这甚至使面容显得分外珍贵娇嫩。一道在人体其他部位显得无关紧要的疤痕如果移诸脸上，那将形成一个莫大的缺陷。由于面容所拥有的特殊意义，人们的社会交往慢慢形成一种默契：打人不打脸。对于某人面容的不尊重，实际上即是彻底地蔑视这个人。
这可以从打耳光的行为中得到验证。打耳光行为通常出现在上司对下级、长辈对晚辈、强者对弱者、有理者对理屈者之间。打耳光与其说从肉体上伤害对方，毋宁说是从精神上侮辱对方。日常语言中“不要脸”的咒骂同样具有轻蔑的意味。许多人看来，放弃对于自己面容的自尊无异于放弃一个人起码的社会地位。这时，面容显示出的第三重主题：面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体面的同义语。
由于面容的社会涵义日益增强，自然性质与社会性质的错综交织使得面容成为人体之中最为生动、也最难解读的部分。看待人体的时候，美与丑的判别很大程度上仍然依据了自然性质。可以看到，凡是有利于人类生存与繁衍的特征——男性的强壮肌肉与高大身材，女性的丰满乳房与宽大骨盆，均得到肯定，反之亦然。
但是，面容的判别远非如此单纯。例如，脸上的皱纹意味了衰老，但是，某些皱纹丛生的面容构成了无穷的魅力；嘴巴的宽大显然有利于进食，然而，过宽的嘴巴可能使面容丑陋。人们的五官排列无疑是遗传的结果。有趣的是，社会性质的介入导致某一类型的眉眼被视为善，另一类型的眉眼被视为恶——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京剧脸谱中得到了固定。如果将哭、笑以及种种表情列入考察范围，那么，面容的丰富涵义将是任何一个文本所不可比拟的。
按照齐美尔的观察，面容最为完整地解决了以个体的最小变化产生整体的最大变化这个难题。经过五官种种微妙的协调动作，面容可以分别表现出喜悦、恼怒、茫然、羞怯、忧郁、挑逗、凶狠、淫荡、慈祥、委屈等等难以计数的神情。一些富有气质的面容上，五官甚至会自然而然地呈现某种难以言说的韵味。
面容观察的时候，最为困难的问题大约是说明面容的自然性质与社会性质之间的因果关系。不管人们相信与否，相面至少表现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相面总是试图将面容的五官长相引申至“吉”、“凶”或者官衔、财富这些社会意义给予解释。
从自然性质的观点看来，面容应当反映人的真情——这就像人的手在极端激动的时刻不由自主地颤抖，人的腿在极端恐惧的时刻不由自主地发软一样。然而，从社会性质的观点看来，面容正是在饱经风雨之中练就了隐瞒真情的功夫。也许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社会交往中，面容流露的真情常常授人以柄，甚至惹来杀身之祸。现在，人们只能在儿童之间看到天真无邪的面容了。
成人的一个标志即是懂得用种种虚伪的脸部表演掩盖真情。这些脸部表演为面容提供了一具隐蔽的盔甲。如果换上一个人们熟悉的名词，这件盔甲就是“面具”。无论出于尊重他人的礼仪还是出于保护自己的手段，面具在社会交往中必不可少。人们与其辩论面具需要与否，毋宁考虑面具巧妙与否。喜怒不形于色，这已经成为一句褒语了。
假如这些脸部表演尚且无法防止眼睛泄密，人们会更为露骨地使用墨镜。墨镜用两个黑块遮住了眼睛，通过破坏五官的正常关系而使面容不可捉摸。人们可以从电视中了解到，冷峻的杀手都喜欢以墨镜充当辅助面具。据说许多赌徒也常常使用墨镜——有助于他们在下注时不会因为眼神而暴露了牌的优劣。
谈论过面具之后，人们必定联想到“变脸”。变脸是川剧的拿手好戏。演员能够在瞬息之间连续变换自己的面容。然而，赞叹演员娴熟演技之余，人们心中还可能浮出一丝隐隐的惊慌。人们的社会交往以面容代表个人，面容成为编织社会关系的网结。一旦人的面容可能随时变换，这将导致社会关系网的巨大紊乱。
可以想象，如果丈夫突然发现妻子有另一张脸，或者，如果两个多年的同事突然因为面容迥异而互不相识，那么，他们将立即陷于不知所措。当然，许多时候，“变脸”是一种比喻性说法。
鲁迅曾经讥讽某些人“一阔脸就变”，这显然是形容社会地位的变动改换了对待故人的方式。许多人常常为了趋迎新的社会地位而带上一副新的面具，或者更简单地说，许多人常常为了蝇头小利而不惜损害面容的信誉与威望。
这个时候，人们可以退一步重新打量人的形象：人的裸体早已经严密地裹藏于层层叠叠的服饰；人的面容虽然继续裸露，但是，这些面容大多数已经失真了。这是人从自然向社会过渡的必然结局吗？
南帆：1957年生于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文联主席。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授、博导。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