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诗歌的伪学术在逼良为娼
诗
歌
的
伪
学
术
在
逼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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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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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贺敬之杨子敏等推动对朦胧诗的打压
李 东（《延河》编辑）：30多年前您写下《崛起的诗群》一文，时至今日依然被许多诗歌研究者反复提及，更是成了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献，可见其对新时期诗歌发展影响之大。而写这篇文章时您还是一名大三学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下这样一篇具有前瞻性的诗论？
徐敬亚：后代人理解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困难。一个大三学生，不太可能啊，翻译成标准年龄，不就是21岁嘛。
不，我当时的年龄是31岁！比正常年龄整整超出十年。其实31岁的年龄已经是硕士、博士，或者大学老师的层面了。那多出来的十年，就是文革。……大学四年，我基本上成了一个全职的诗人。每天的任务就是读诗、写诗。
写那篇评论根本没什么动机，只是因为读了诗非常感动。也是那个冬天，我紧接着又写了一篇诗歌评论《复苏的谬斯——1976至1979中国诗坛三年回顾》。那篇文章更没有动机。
“当代文学史”开卷考试，每人要交一篇小论文，一般同学都对付一下，写个一两千字。结果我一下笔，一发不可收，写了二万多字。授课老师很为难，以不懂诗为由把它交给了当时的副校长、诗人公木先生。老先生大赞，亲自帮我修改，后来推荐到了南宁会议。谢冕读了也激赏，来信甚至说他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别林斯基”什么的……。
现在想关键还是由于阅读，阅读后的感动。……大三那年的1980年夏，我和王小妮一起参加了第一届青春诗会。这对我非常重要。在北京，我不但见到了艾青、臧克家、张志民、贺敬之、袁可嘉等大诗人、大翻译家，还见到了刘宾雁、黄永玉、邵燕祥、韩作荣等中年作家、诗人，更重要的是会见了一大批心仪的青年诗人：北岛、江河、芒克、杨练、顾城、舒婷、梁小斌等。在我最需要打开视野的时候，眼前忽然洞开。
你的问题很好，这篇文章因何产生？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篇奇怪的文章。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稿费，也没有什么“学术成果”可言，更不是为了评定职称。图什么呢，是什么趋使一个大学生突然没日没夜地写出这么大一堆字。原因很简单：感动。
学术这个东西，应该在生命意义上最本质的缘起，首先应该是感动。没有感动，没有对研究对象的倾心专注，一个人怎么可能产生深入探究的愿望，又怎么可能深入骨髓地追寻，他写出来的字怎么可能新鲜与原创。
还有一点要说明，当年我写《崛起的诗群》还有另一个幸运。那就是我恰逢其实地碰到了一本书。它就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的《美学原理》。
那些零星的随想与片断的琐记，那些对中国现代诗的大量笔记，后来构成了《崛起的诗群》中很多段落的雏型。同时，克罗奇关于“直觉即创造”的美学理念，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成为我个人美学思想的最主要来源。
李 东：从一些资料中得知，这篇诗论对您个人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是一篇纯自发的、生命意义上的激情写作。没想到的是，它却受到了一场完全非自发的批判。当年时局的严酷，今天的人们无法理解。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像设了局一样，我的文章没发表前已经被决定批判了。层层请示后，最终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拍板，中宣部文化局代局长杨子敏将刊发文章的《当代文艺思潮》的有关人员专程从兰州召至西安。
据说杨子敏当时提出疑问：你们作为一个地方性刊物，能否驾驭得了？你们的理论力量够不够？可见，对于“引蛇出洞的”斗争，打蛇人费了不少心思。
1983年新年刚过，发表我文章的刊物还没有印出来，1月10号，由冯牧主持的大型“讨论”会就在北京召开了。不久，长春、兰州、重庆等地也召开了很多会议。对“三个崛起”乃至朦胧诗的批判开始。据《朦胧诗论争集》的不完全统计，当年，批评《诗群》的文章达数百篇之多，总字数应该有几百万字吧。
据王蒙先生透露，背后最大的指挥是胡乔木。胡在我的文章上批示“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亲笔删掉了我名字后面的“同志”两个字，事情变得异常可怕……一年多以后，风向变了。
《当代文艺思潮》单纯地认为文艺春天回来了，再次向我约稿。我立刻又写了《圭臬之死》一文。谁料这篇文章竟导致《当代文艺思潮》最终被查封停刊。
对我的批判时间大约只进行了一年左右。形势很快逆转，1984年夏天，我莫名其妙地被通知出一次没有任何任务的差，在全国旅行了一个月。黄山啊、峨嵋啊、长江啊都去了。
1985年新年过后的1月3号，我一个人乘火车离开长春去了深圳，从此告别了吉林……这些事，已经过去了近40年，快到一个世纪的一半了。
当年一些决策者、组织者有的已经过世。前朝的悲剧往往成为后来的喜剧，成为笑谈。
诗是稀有的、高贵的
李 东：……在您看来，当前优秀诗歌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徐敬亚：……按照我心目中的最高标准：诗是稀有的、高贵的，甚至是不可企及的。它应该带有金子一样的光泽，有匕首和针尖的尖锐，也能像丝绸一样熨贴，像一片巴比妥药片那样慈祥……在今天，最高意义上的诗，只能由天才人物们产生与推进。
李 东：作为诗人同时也是诗歌评论家，您认为在当前这样一个诗歌式微的年代，诗歌评论的名声是怎样一步步败坏的？
徐敬亚：这个话题我久久想论一论。多说几句。
论脑袋，批评家不一定比一般人聪明，但他们一定不应该比一般人更愚蠢。价值观上，批评家不一定非要多么高尚，但至少他们不应该比一般人更卑微。
这些年，诗一步步沦落，我指的是一个民族总的诗歌价值。批评家不但没有减缓这个下滑，反而是在助长着这个不良趋势。至少有一个诗歌支点是从诗歌批评这里塌陷的。
这些年，败坏诗歌评论名声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傻子，一类是奴才。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诗歌批评主体，向高等院校转移。一大批诗歌素养很低、悟性很差的人成了批评家。他们用死气沉沉的书面语和消化不良的晦涩概念，进行着拙劣的文化阐释和麻木不仁的西方结构主义批评。他们只认文化，不认审美；只认深刻，不认优劣。一度使中国诗歌的评价体系，到了好坏不分、香臭不辨的地步。
新世纪以后，情况越来越糟。中国高等教育学术评判的丑恶规则，开始腐蚀诗歌。为了评定职称，为了所谓的科研成果，为了什么重大项目，一篇又一篇堂而皇之的论文，被很多和诗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人泡制出来。
前些年，当我重新回到大学。我发现当下的中国大学已成为盛产伪学术的黑窝点，成为一些无能之辈，或者说心不在焉者们苦煎苦熬“学术成果”之痛苦产床。
每一个学期，校方都发来无数调查表格，让每个老师填写所谓“学术成果”。这学期你一共发表了多少篇？你的学术论文都发表在哪个权威刊物？多少字数？什么关键词？多少转载率？是不是发表在核心期刊？——太可笑了。
他们把“学术”当成了一堆一堆大石头，当成了GDP，当成了生产千篇一律零件的自动流水线。你今年搬了多少块石头，你把这些石头都搬到了哪个著名的码头！谁都知道，那些大学老师们没什么文化阅历，也没什么学术水平，你让他写什么？刚毕业的小毛头博士们，除了文凭除了导师，对文化对文学很少看法，文化界他也不认识几个人，平平无名，你让他到哪里去发表。
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地编瞎话，不着边际地堆汉字，东抄西凑地玩文化玩名词玩术语。一篇篇莫名其妙的学术文章就是这样把各大学的“学术成果”堆上了天。
这种伪学术，甚至把人逼到了类似娼妓的地步。走投无路之际，那些可怜而油滑的教师们导师们循着上锋的眼色，编排出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项目……什么市级省级国家级重大课题，骗取类似活动经费一样的课题费。拿着这些动辙几十万的课题费，无耻地到那些著名的码头港口上去购买“版面”。
我说的这一整套类似小姐费用的资金流动，并不是在暗地里进行，在各大学几乎公开“操作”着！这些造假文、买虚名的教授学者固然可悲，但更可悲的是他们背后一整套庄严的考核制度。正是这个论斤、量尺的考量体系，每一个学期都例行地向傻乎乎的贾宝玉们当头喝问，这个学期你制造了多少斤林黛玉的肉！你把这些美丽的肉又卖到了哪个林府或是贾府！天哪，这还是美吗？这还是生命吗？
这还是学术吗？那些像鬼一样没心没肺堆积起来的汉字，还能是有血有肉的论文吗！还能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创造与发现吗！
从市场经济进入中国后，不值钱的诗歌评论，也暗中变成了某种面值微小的金币。一些不自爱的老牌批评家，漫天飞舞地制造廉价的《序》，那些《序》永远千篇一律地充满了啧啧之音，哪怕它们换来的仅仅只是德高望重的虚幻感觉。
当一些最早转型的诗评家，从二三流画家们那里领取了远比诗评超值的红包后，这类喜滋滋的小生意，开始在诗歌界变相流行。在阿谀奉承通行天下的中国，说几句不疼不痒的好话，换来的却是恭维与笑容，甚至千里迢迢的厚礼，一批头脑灵活的批评家就这样最先成了时刻盼望红包的孩子。
本质上，批评家只是一个读者。与普通读者相比，他只是读得更认真、更经常、更有方向性，也应该更有专业素养。虽然批评家必须先天地依托诗人的作品，但一点儿也不比诗人低下，然而也绝不比诗人更高明。
从写作的角度，批评家所作的，也应该属于一种独立的创造。他遵循的，是同样的写作规律，以及与诗人同样高贵的内心准则与规范。无疑，照本宣科的呆子，和五马捣六羊的小商贩，应该是最远离批评家范畴的人。
因此，我给那些败坏诗歌批评的人开出的药方非常简单。第一打开你的直觉感悟的审美天窗，第二拉上你钱包的拉链吧。
李 东：在此次访谈进行之前，我曾联系熟悉您的诗人朋友寻求更多关于您的信息，但遗憾的是，除了网络资料之外我并无收获，因为“低调的学者”是您留下的印象。我同时注意到您在一个访谈中谈到：“在全球化的时代，诗人们都将玩一个共同的游戏：潜伏。”您是性格使然还是提前‘潜伏’了？
徐敬亚：不，完全不是。我是一个典型的高调外向型，一个年轻时爱出风头的人。潜伏，只是全球化背景下，我在感叹诗人命运时的一个观点。与五光十色的世俗世界相比，诗人先天地羞涩与高傲，先天和功利的世俗玩儿不到一块。于是，这种内心的高傲和主动的孤独，使诗人的生存境地，总是出现一种尴尬状态。也许，这种尴尬就是诗最准确的位置。
李 东：在新媒体时代，特别是微信出现以后，诗歌得到更为迅速的传播，而且最近几年诗歌圈异常活跃，诗歌活动形式多样，诗歌大赛频繁，有评论家称诗歌正在回暖，您如何看待？
徐敬亚：这种喜洋洋的天气预报，我们听过无数次了。回不回暖，鬼知道。温度可能一天天升高，但火热的夏天嘛，可能再也不会来临。另一种温吞吞的怪物，却已经早就向所有人爬来。依我看，它早就如约而至。我是说，“准诗”的时代来临了。
生活节奏的加速，闲暇时光的缺少，越来越使人类像一个个在时间表里挣扎的穷光蛋。很难想象，一位诗人是严重缺少时间的人、一个每天被时间剥光了的人。这种在时间意义上的残缺，对于诗来说是致命的。逃离它惟一的方式，就是放弃。
因此这必然使一部分严肃地刻求自己的诗人数量越来越减少。而更多的诗，会以降低质量与密度的方式得以广泛地存在。这些数量众多的诗，情感上将变得更淡，技术上将变得更松弛，手法上将变得更通俗。而昔日严肃的会议与奖项等诗歌活动，也必然更业余化、世俗化、眼球化。
那么，化来化去，还剩下什么呢。剩下了无数温吞吞的热闹场面，剩下了无数温吞吞的诗。
这不是明天，而恰恰是今天。同时，可能也是后天、大后天。
一点办法也没有。全球化，谁敌得过。
李 东：您的爱人王小妮老师曾说“诗任何时候都不必是主流的、被关注的，这样更正常”，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作为诗坛“大咖”，诗歌在你们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
徐敬亚：我们家王老师说的，就是那种最高意义上的诗。它稀有，必定孤独。它高贵，必定远离人群。它苛刻，必定娇嫩。它是天才的轨迹，因此它只能藏身在心里，也只能在心里。
诗在我们的生活中，像在所有人的生活中一样，永远是一个躲在后面的人。不管什么牌子的大咖，哪个人都不能每天把咖啡当水喝、把味素当饭吃。不管多么火热的心，也只能生存在温吞吞的现实中。哪怕这颗心时刻惊叫着，乱蹦。
徐敬亚：1949年生于长春。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第三代代表诗人之一。诗评家。教授。著作多部。
徐敬亚·王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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