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故事丨在侧幕 安静的角落里

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邀请

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话剧院第一次来到中国演出

剧目是莫里哀著名的《无病呻吟》

演出后，我在微博上看到@PYCiao的一组照片

是他在演出前后拍摄的，摄于侧幕。

作为特邀翻译，他看到了幕后鲜为人知的细节。

因此，我特约他为这组图片撰写了回忆和故事。

摄影撰文丨彭裕超

“台上看着什么都没有，而这却花了我们两天两夜的时间来搭设。”

当台下看着舞台灯光亮起时，Nemo这么嘟囔了一句。他是舞台工程队的一员，被其他队员称为“frontman”。1米9的个子，47岁的年纪，Nemo是一名退伍军人，干起活来雷厉风行的。他的身体非常结实，力气源源不断地要从毛孔往外蹦。可能是酷爱喝可乐的关系，他的牙齿都掉没了，。有一次他问我，Coca Cola的中文怎么写，他说他要把它纹在手臂上。于是我带他去小卖部挑了一罐，那一罐的标签上正好写着“小萝莉”。

这次是南斯拉夫话剧院第一次来到中国演出，而对剧团的大部分演职员来说，同样是第一次来中国，他们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作为一名职业语言工作者，我的任务是在剧场里帮助他们解决语言问题。

“Peng，哪里可以买到长城的冰箱贴？还有熊猫毛娃娃？”

“Peng，快告诉我哪里有邮局？我得去给我老婆寄张明信片。”

“Peng，我小舅子特别爱吃大米，你告诉我哪里有散装大米买好吗？我各样给他买两斤。”

“Peng，快帮我打开Facebook，我快憋死了。”

“Peng，今天我和Mali在王府井吃蝎子，一群人举着手机拍我们，难道那些蝎子不是要来吃的吗？”

诸如此类，但还有更糟糕的。

“Peng，等我把沙子装好，然后你教我说几句中文。现在我学会了‘你好’和‘再见’，等下你教我说‘我爱你’。”

时间过了两分钟。“Peng，好了，我装好了，现在来吧。我要去拿张纸拿根笔。”

很快，Mali就学会了用中文讲“我爱你”了，他找剧场里的每一位女性跟他单独练习了发音。随后他回来向我汇报他的学习成果：“我发现你们中国的女孩都特别友好，特别诚实。是相对有点内敛，但这是一件好事。”我问：“那你喜欢吗？”“喜欢！”

Mali今年只有25岁，是剧团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全身布满了各种纹身，其中手臂上有一幅圣母像，小腿上有一幅尊尼获加的标志。由于年轻的缘故，几乎所有危险、粗重的活计，都由他包揽。为了固定一面重达300公斤的布景墙，他要坐升降机升到离地10米的高空去上螺丝和绑绳子，布景墙的下端稍一摆动，他就会从空中被扇下来。

我在底下给他牢牢地扶住布景墙，Mali在上空骂骂咧咧地做固定，汗水一滴一滴掉下来，若有不慎，这些汗珠就会正正地砸在我的鼻子上了。我看他在上方的确是辛苦而危险，于是叫到：“差不多就行啦，你赶紧下来吧。”“不行，你知道，剧场的活，没有差不多。所有的一切，都会被观众看在眼里，你知道，并没有差不多。”

好一句“剧场的活，没有差不多”，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冷不丁地让我无比感动。以前酷爱吉他，知道一把吉他的任何一个细节，小至一块漆裂，最终都会通过共振而表现在音色当中。一架自行车，它每一个零件都会影响它行进的状态。一部相机，它每一个旋钮，每一块垫片，都会以某种形式改变最终的成像。从小时候起，那些转瞬即逝、虚无缥缈的东西就让我着迷，那些可遇不可求的机缘巧合曾让我过度迷恋。我愿意把这些难以描述的情感因素叫做“精气神”，也恰恰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些事物在我们眼里才有了“精气神”。在剧场里，在舞台上，任何一个细节，都凝聚了台上台下各路人马的心思和努力。的确不存在“差不多”，细节都是命中注定要被看在眼里的。

等Mali从升降机上下来，他拍了拍我肩膀，说了句谢谢。然后朝大伙儿叫：“走吧咱休息一会儿好不？Peng，我们出去抽根烟，10分钟后继续。”

“你们还不着急呐？还要抽烟去？去吧去吧，看来你们是真的不着急。”剧场的中方工作人员认为装台的效率实在太低了，都替他们着急了起来。这种着急的情绪，一直延续到演出前。总有一朵叫做“这样下去一定会砸”的乌云压在我们所有人的头顶上。整个准备过程中，能出错的地方有条不紊地纷纷出错：布景啦、电机啦、台词啦、字幕啦、音响啦，就连灯光的编程，也是在正式演出前90分钟才彻底完成的。

8月14日晚上7点30分，后台终于在一片忐忑不安中熄了灯。我心里默念，这下你们也许只有暴走才能挽回局面了。

但是我忘了，化腐朽为神奇，正是南斯拉夫民族的擅长之处。如果说俄罗斯民族是“战斗民族”，那塞尔维亚民族就是“暴走民族”——塞尔维亚人性格刚烈，往往能在绝境中浴火重生。这片土地孕育了数量众多的“鬼才”，他们天赋异禀，在这片“血与蜜之地”疯狂地绽放，如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鬼才导演、巴尔干坏孩子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等等。尽管塞尔维亚人身上透着浓浓的懒散，但他们体内沉睡的力量一旦触发，定将势如破竹，排山倒海。

幕布缓缓拉开，灯光层层亮起，钱币清脆的撞击声由远而近，近而深邃。演出正式开始了，所有人的神经反而轻松了起来。“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就看演员们的表现了。”Mali和我坐在侧台，他手里揣着一只演员的戏鞋，鞋底已经开线了，他需要在下一幕开始之前把它修好。

侧台里光怪陆离，烟雾弥漫，华丽的身影就在我们身旁徘徊，我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幻的梦境。从这里我可以近距离地看到舞台，看到演员们全情投入的表演，看他们与角色融为一体；我一转头就可以看到后台：演员们在拉伸筋骨、在调整呼吸、在小心翼翼地拭擦脸旁的汗滴、在惴惴不安地通过小屏幕观察台上实况……侧幕，是连接奇幻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时光隧道，离梦境仅咫尺之遥。

在本剧中饰演女仆的是南斯拉夫话剧院的著名演员Anita Mančić，尽管她不是本角色的原配，但她临危受命，远赴中国，凭借高超的演技和丰富的经验，迅速征服了观众。她不仅在台上是个出色的演员，在后台和侧幕里她也尽显大将风范。她不停地鼓励年轻演员Marta Bjelina，时而紧握她的手，时而为她梳理头发，帮助她调节情绪和状态，提示她动作细节和时机把握。

本剧最重要的特别之处，是运用了一位男性演员来饰演阿尔冈夫人这一角色。担负此重任的，是著名演员Radovan Vujović，虽然他年纪轻轻，但已获得了多个表演奖项。Radovan拥有精致的五官和巨大的爆发力，进可演大兵，退可演大妞。每一场演出，他都是第一个来到剧场，第一个化妆和更衣。阿尔冈夫人的每一次出场，“她”的雍容华贵，都让观众们凝神屏气。

虽然幕布拉开后，演员们是绝对的主角，但这并不代表其他的工作人员就此安静太平了。Mali好不容易把开线的鞋底修理好，现在又要赶着跑到布景墙后面，精确地控制墙的开合：好让小演员好从后面登台，而不让台后的逆光过多地洒进舞台。

与此同时，道具师Bardo准确地为演员们准备好每一件道具，确认台上电动设施的运作安全。

灯光师Boske有序地安排灯光程序，并随时根据演员的位置和其他特殊情况进行精确微调。

舞台经理Dušan坐在导演台上，时刻观察着各个屏幕的反馈，时刻用对讲机与吊杆师、灯光师、音响师、电机师和演员们保持交流。有时，他还得亲自跑到休息间去为演员们拿水。

演出进行得很顺利，不知不觉已经过大半。我游走于后台各处，基本上看不到演出的真实样貌，但每每听到台下观众的热烈笑声和掌声，都有一股温热的感觉涌上心头。暴走的塞尔维亚人，真是让人感动。戏剧渐渐推向高潮，演员们进入了忘我之境。

下场的演员并没有离开，而是坐在场边专注地看着台上的演出，众志成城。

在台口处，我忽然发现饰演迪亚富瓦吕老先生的VlastaVelisavljević先生一个人坐在灯架上，侧着身痴痴看着台上的演出，看得入迷。Vlasta老先生今年已经89岁，演龄超过50年，作品无数，是南斯拉夫话剧院的荣誉演员。在全场暴走之际，Vlasta老先生独自一人，安静地坐在角落里，静静欣赏戏剧中的每一个细节，仔细品尝属于自己的每一度热爱。我悄悄站到他的身边，看着他的嘴在跟着动，在轻声念台词，时而还加上手上的动作。Vlasta老先生身上那份对戏剧的炽热的喜爱，比舞台上的演出更加令我着迷，令我感动。在这个奇幻的梦境当中，如今我只能看见一位九旬老人，他正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慌不忙地享受着每一分每一秒。在他的世界里，没有热血，也没必要暴走。

“Peng，我已经非常老了，今年已经89岁。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非常激动。今天中午吃完饭，有的人去睡觉了，有的人去逛街了，而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有个好心的年轻人问我想不想出去，他说他可以带我到处逛逛。但是我不想去买东西，也不想去天安门。我问他，你能带我去看熊猫吗？我一辈子都没看过熊猫。于是下午，年轻人就带了我去动物园看熊猫。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爱熊猫？它们不就是吃饭和睡觉吗？可是等我看到了真正的、活着的熊猫时，我高兴坏了！它们是那么的可爱啊！它们在地上滚来滚去，就像婴儿一样。我一下子就明白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为熊猫发了疯。我今天非常的高兴，因为我看到熊猫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来中国，你知道，我已经89岁了，太老了，很可能就不能再来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再来，我还要去看熊猫的。”

“您肯定能够再来的。他们说了，10月在上海还有演出呢。”

“那太好，上海也有熊猫吗？Peng，能和你说上话真是太奇妙了。我的女儿，早年就移民去了美国，在美国生了我的孙女。我的孙女现在都47岁了。我还有个曾孙女。你知道什么是曾孙女吗？就是孙女女的女儿，她都有你这么大了。但是我都没有办法跟她们说话，因为她们不说塞语啊。我却可以跟你说话，你说这是不是妙极了？”

“的确是妙极了。一切都妙极了。”

作者介绍

彭裕超，北京外国语大学塞尔维亚语专业教师，爱好文学、戏剧、摄影器材、吉他和自行车。

2006年和2009年曾赴克罗地亚留学。留学期间翻译多部克罗地亚戏剧，沿亚得里亚海岸线

骑行一千二百公里，完成图片故事《单车日记—Jadranska Magistrala》。

现就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学，主要从事语言文学教学和国别区域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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