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新：热粥下的火

原创 2017-09-14 吕彦妮 吕彦妮

《见字如面》新一季上线，受节目组委托，赵立新朗读了第一期节目中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是由吴三桂写给父亲的信。历史人物总比我们想得复杂。后面他还会陆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信件和惊喜，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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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时尚芭莎》2017年7月刊

赵立新戴着一顶浅黄色的草帽，绸缎质地的阔腿裤，优哉游哉地走进房间，半长的头发随意绑在脑后，掉出一两撮垂在耳边，像个轻车熟路的日本浪人——他对这个形容词显然挺受用，说前阵子刚刚去日本度假，在京都一地停留了一周有余，住在鸭川旁边——「就是很多日本作家都写过的那条河，边上住着一堆贫穷的或富有的文艺青年，他们在酒吧里，在街边，没日没夜地谈论着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我就掺在期间，感受着当地的饮食、寺庙、旧书店、二手市场……」

他讲话自成一种节奏，随着双手摆动手指翻飞，一双深陷的眼睛盯住你，像一对无底的洞，有点危险，像钩子。一个那么会演戏的人，生活里字字句句言谈也像台词，却又真切，沉默或大笑，都至情至性。

（话剧《枕头人》剧照）

赵立新：热粥下的火

采访、撰文：吕彦妮

2016年4月份，我们因他主演的舞台剧《大先生》有过一次相见和采访，当时是在剧场后台的化妆间，很简单的白墙木桌子，红色的沙发旧旧的还有点凹陷，他拜托助手买来连锁店的美式咖啡，倒了半杯予我分享，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咱们就当这是在巴黎吧」。

多年的海外学习生活经历，让赵立新自成一种他人难以替代的洋派气场，但这份气度倒是没局限他的表演，从历史题材到当代生活，他饰演过的角色纵观古今，权贵平民，沾身即是。

时隔一年再见，他上来就悠悠细数这一年里自己做过的事情演过的戏：「谍战戏《红色福尔摩斯》和《射雕英雄传》中间插了一个电影叫《铁木真》，然后是《远大前程》，《远大前程》拍到一半儿的时候开始了电影《鬼吹灯》，《鬼吹灯》杀青之后就开始拍冯小刚导演的《芳华》。《芳华》完了以后是《纪委书记》，演贪官，这个贪官可不是一般的贪官啊，烈火性情的一个人，特别吸引我……」

你会有点惊讶于他的马不停蹄，他却一派从容不迫。角色不会乱，他自己也不会乱，没什么诀窍，他身上有个「开关」，「啪」，打开了，戏就开始上演了。

（赵立新在《芳华》中饰演文工团宁政委）

「找点儿事儿」

赵立新形容自己在片场比较「没作为」，除了演戏以外，其他时候就自己呆着。他一般的习惯是头一天把第二天要演的时候戏过一遍，该做的功课做完，在现场就不太会拿着剧本反反复复再思量了。

「要拍的东西头天晚上你应该已经非常完整地把它化到自己的身体里了，只是到了现场随时叫它出来的问题。你不能老打量它，这是你已经熟了，而是应该信心满满地说，『噢来了，走吧兄弟！』这样你才能把戏演好。老打量、老打量，唯恐这里那里不合适，你的角色会不自在的。」他把自己饰演的角色看作另外一个存活在自己身体里的灵魂，——「独立存活」——显然，多年来，他都和那一个又一个角色相处得不错，「在现场，我们俩人完全不用再彼此对视或者再说话了，『他』喝『他』的咖啡，我看我的戏，导演说该你们上场了，走，我们就去了！」

（在电视剧《远大前程》中，赵立新扮演陆昱晟一角）

赵立新1986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后被选派保送至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攻读导演专业，毕业后继续西行，考取了瑞典国家话剧院，做演员和导演，2000年回国至今。才华如火焰，即使不刻意燃烧，依旧是热的。

2003年起始，他开始在表演之外进行剧本改编和创作，第一部作品就是和张黎导演合作的《军人机密》，后来又先后参与了数部影视剧的文本创作。编剧经历反哺了他的表演，「编剧这一行当给我最有力的支撑就是，优化了我作为一个演员的装备。对剧本，你明眼一看，这边是柳暗花明，那边却山穷水尽，这事儿不能不管吧？但管得有能力管，编剧给了我这种能力，我可以迅速地建构，重组。」

他形容拍摄现场是一个「气氛微妙」的所在，再大的「角」或再普通的一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都自有其气场，杂乱，「好像一锅热粥」，「即将滚开之前它准备冒泡了，你明显感觉到开始热了，开始激荡的时候，遇到了麻烦或者不确定时，很难停下来慢慢儿说，你要快速做出一个决定和行动，不能沉吟半晌……」

是经验或者才华吧，总会在这样的时候给赵立新的创作添一把火。和他一起创作，应该很过瘾吗？「真的不夸张，每一部戏我都不会轻易放过去的，我都在找点事儿，所有被卷进这场戏的相关人士，或相关单位，都会感受到我的『事儿』。」赵立新这话是自嘲的语气说出来的，话里深藏的骄傲却几乎要溢出来。

（赵立新出演电影《重返20岁》）

果子和酒

他这么多年的创作里也不是没有遗憾。

「有个电影叫《重返20岁》。」他沉默了很久，吐了两三口气，才说出这个作品的名字。在这部翻拍自一部韩国作品的电影里，他饰演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那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不安全的一个角色。」别人都以为，他可以不使劲儿就做到的事情，他做不到。「赵老师，你反正就是演一个老师，你给自己戴个眼镜，你上去讲讲课，然后回家之后在妈妈面前尽尽孝心，在媳妇面前有点耐心，在孩子面前给点爱心，结束了！但那个戏是让我觉得，怪啊，怎么办啊？……」

难在哪儿？

「难在你还能怎么演……你还能怎么演？……这个挺要命的。」那锅「粥」，在现场就是烧不开，一直温温吞吞的，让赵立新耿怀到今日。

「一个好的演员，是没有惯性的，如果他被人说成是在按照他那套来演了，就完了。」赵立新说艺术不是理工科，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挂在那儿等着你去摘去，「它是一个用果子酿酒的过程，是慢慢发酵，你得闻着、采着、抚摸着，那个时间在走着，没法固定。」

做演员这么多年，赵立新渐渐承认了，自己身体里还有另外一个赵立新，比自己高，也充满了批判性，「他时时刻刻怒火万丈地盯着一个词叫，平庸，他老那么盯着那个词，盯着，告诉自己不可以重复，不可以止步不前，平庸是安全的，安全了，戏就会特别不好玩。」

每次和赵立新谈话，总会留些私心，向他讨一份书单。他看书有一个「怪癖」，常常四五本揉在一起看。最近是《巴别塔之犬》、《混沌世界》、《花街往事》、《望春风》和《龙头凤尾》。拍不同的戏的时候，他会带不同的书到现场。书于戏而言，是一种积累。「每年接这么多戏，演那么多人物，那么多的场景下，你需要那么多不同的心动，要时刻给自己储备一个记忆库，你只要心动了，就要很诚实地把它表达出来，有进有出嘛！」

赵立新觉得当下是自己的好时候，「一方面躯体年轻，另一方面呢思想成熟。」话有点说得「不要脸」，却是真心话，他仰头笑了，高高的鼻梁两侧，好似有薄如蝉翼的一对翅膀那么欢愉，随时可以飞起来的那种欢愉。

我说，过去你不是挺愤怒的吗，还老在微博上仗义执言，怎么现在那么温和了，那么犀利深沉的东西呢？

「那些严肃的事情，我就跟比较知道我的人或者听明白的人聊，就行了，一直在广场上聊莎士比亚，太累了，对吧？你扯着脖子喊也是难的。所以就开心呗，就傻开心呗，就化繁为简了，以前有点化简为繁。好东西，永远是好东西，就在那儿，跑不了。」

（话剧《枕头人》剧照）

为什么2004年要做出一个回国的选择？

主要是为了太太和家人，另外一个原因是回到母校，中戏、东棉花胡同，还有当初入学时那种纯朴的期待。

你是一个怎样的表演老师？

严厉、严格。老师和学生是可以双向选择的，如果我们的理念不相同，或者我发现你并不真的热爱和想要钻研这本艺术，我就会直接告诉学生，你不用来上我的课，结业时我会给你一个及格的。但是那时候的学生大抵还有一些羞耻心，基本上都会留下来。我在表演教学里最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自由」，学生做作业时，从题材、方式到表达的意图，都必须要在自由的基础上完成。

上课前，我都会让学生摊成一个「大」字型在地板上，脱掉鞋和袜子。让自己光脚坦露在他人面前，是需要勇气的。度过这两分钟，再起来表演，有些事情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学生走出学校后往往用不到这些东西，院团、社会，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很奇怪。有时候聚会，大家说起来，都觉得那段时间挺美好的。

这种“自由”的观念是

如何进到你身体里的？

在西方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吧。我们从小的生存状况，被一直告知这个可以说，这个不能说。但是西方的教育里是在告诉你，别人不能对你做什么。瑞典幼儿园小朋友入园时就会收到一份「十大权利」，里面会明确写着，家长如果打骂你，你是可以报警的。这种「自由」像个种子，埋在我心里，偶尔会消弭，但是遇到阳光和水，又会重新长起来。

西方游历多年，你印象最深的

一次旅行或者见闻是什么？

柏林墙倒塌前，我第一次去西德。坐列车一路到亚历山大广场。那场景真的就好像电影一样。东德有穿着前苏联制服的警卫刻板而无情地检查我们的证件和车票，一旁有狗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一切都灰蒙蒙的，很清冷。车进到西德，满眼是霓虹，奔驰总部的logo在缓缓转圈，车到站，一个穿着红黄相间裙子的女人笑着迎接客人，说一句「Welcome to west berlin.」她怀里抱着一个字板，一根笔别在上面，笔帽是卡通的，一切都那么暖。我就那么一下子被扔到了西方世界里。那种两个世界的差异带来的巨大冲击，我至今难忘。

现在困扰你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没什么困扰了，困扰都是想不明白才困扰，对吧？现在其实就是要努力学习接受这个时代千奇百怪的变化和你认为不公平的事情，要take it，就是它发生了，你接受与不接受，它就是这样。尤其我们影视圈嘛，或者讲娱乐圈，比比皆是这样。很多东西，它与努力、才华、品格无关，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你要学习接受。

你以前做老师的时候，给了学生

很多的帮助，给了他们很多引导，

那有什么人曾经给过你很

重要的忠告或者是引导吗？

我遇到的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几个人，都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是选择性记忆，还是什么，也有不好的，我可能就不太想记它了。因为人的记忆是有限的，这个位置很挤，你还是留给那些美好的人坐着，要不然多占位置。

考大学之前，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那种常规的大学，因为我理科极差，我是个数学白痴，是个理化的憎恨者。这个会影响我高考分数，那我就有可能进一个很烂的学校，脸上没面子。那么当时一位老师就从报纸上帮我找到了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招生简章，那之前我哪知道中央戏剧学院是什么东西？真不知道。那位老师帮我找到这么一个学校，说这个学校可能没准就适合你。于是我考上了中戏，整个人生改变了。毕业后接着就作为中戏的公派学生选拔去了苏联。那位老师是我中学的英文教师，我们的班主任。

最近在读什么书？

托洛茨基的书我现在在读，挺喜欢的，因为他也是个苏联人，说了很多东西都很亲切，就是能提醒我回到那个时代里去。他写老式的拖拉机，红色红十月牌，我都见过。就是说，他写的东西我是有印象的，没有距离感，黑面包，抹鱼子酱的时候加什么牌子的黄油，我都有切身的记忆。还有伏尔加车、拉达、莫斯科人……他文章中那些哲理性的东西，我觉得好。这真是一个大才人。

我最近也一直在读伊恩布鲁玛，他的《零年：1945年》。我看到，哇，他对「战争之后」的关切，那是人们特别容易忽略掉的一部分。人们一般关心的是怎么爆发的战争，谁败了，谁胜了，至于由战争的后果，没有人太过关心这个，比方战争直接带来的饥饿，战胜国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旌旗飘扬、号角连营？战败国除了一片废墟以外，人的心态，老百姓怎么生活，这些事我们之前似乎没想过。

（有什么章节令你印象深刻？）

同盟国过来解救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看到他们饿的呀，西方人并不是永远高贵、体面，在饥饿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那种不体面都出来了。突然有一天，有一辆卡车开进来，从外表看跟拉面包、跟送果酱的没有任何区别，也是同盟国送来的，是送到一个女子集中营。这帮女人全惊愕了，疯了，蜂拥的抢上去，干嘛呢？是拉了一车口红和玻璃丝袜。这些女人第一时间没去抢面包，而是涂上口红，穿上玻璃丝袜，换上干净衣服，在阳光下开始走。我当时一下眼泪都快出来了。铁丝网前面那种影像特清晰，女人面黄肌瘦，一个个憔悴不堪，但是这时候特别鲜艳。那种美，就是她们要的，要重新生活。可能她们因为长期挨饿，腿瘦的玻璃丝袜都秃噜了，口红抹得也特别夸张，但是就那样排着队在铁丝网后边走。当时加拿大军团在旁边站着，就有小伙掉眼泪了，他不是看到饥饿的人拿到面包之后的那种贪婪和那种痛苦而掉眼泪，但看到这些女人为了美。

你有挨过饿吗？

我没有，我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没有被虐待过，我其实个人生活的境遇一直都挺好，包括家庭条件。我父亲是高干，在最困难的时期，家里能有一个月一百多块的工资，很高了。父亲是老党员，他对我们生活方式要求比较严格，但是我的生活一直都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考大学，出国，留学，总是能够站到最前列，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找不到几个中国人的地方，我也能进去到他们国家只有16个演员的团里。我是幸运的，回到中国，我依旧这么觉着。

那你怎么理解那种受苦的

人的状态和心情？

当我第一遍看《狂人日记》和鲁迅写的种种那些书时，开始并没有太大的感受，但是从中国到前苏联，再到西方，再返回去，再返回来的时候，见到了很多现实，书当中带给我的很多困惑，哗一下就解开。什么叫「麻木」？在书页中，你对「麻木」这二字没有感觉，没有感知，这只是一个词。但当你亲眼看到一群人围观别人跳楼，站在下面说，「你跳啊！孙子你跳」的时候，我浑身冒冷汗，你知道吗？你会觉得，这事不好办了，这太严重了。还有殴打孩子的大人，这我们很常见的，对吧？我举的例子都特别琐碎、特别细小，但是可怕的是，这些东西充满了我们的生活。

作为演员、创作者，

你有什么使命感吗？

只要我弄，我就要表达人们对美好不可遏制的向往。我就要表达麻木冷漠无良这种肮脏的阴暗的是毒疮，是人们要从机体上切掉的。

你是知识分子吗？

沾点边儿，沾了一个读书人。然后有点责任感，老想弄点什么东西，对这个社会喊两声。就告诉人家，前面那处没有井盖，别去，会摔的。

我就想自己的心能一直是热的，这一辈子自己骨子里有些东西很难改，但我也不敢预期，也许未来突然被社会狠狠的伤害了一下，我心凉了，也有可能。

你在台上会觉得孤独吗？

不会，来不及，就想不到，我会被角色占有，被角色充满，跳不出来。

那种可怕的孤独最常是在什么时候出现？

生活中突然有时候会出现一团糟，这个一团糟不一定是特别外在的说，撞车了，出事故了，然后被罚单，被单位开除了，倒不是，就突然出现一团糟的感觉，我相信你一定也会有。然后自己闷头关起来在屋里待着，就面对那种心里心外那团糟，你突然发现，没有任何人能帮你，你也没有任何欲望去讲述给别人听。没有一点欲望，没有一点力量，你就让这一团糟缠着自己，缠的挺难受，你唯独能感受到的，就是你自己。

或者以后尝多了也就习惯了，但至少现在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受。

理想的生活状态？

纸醉金迷。（笑）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身边有悦目的人，不太多。我们在一起，虚度时光。

（注：QA部分为2016年4月受《北京青年报》委托的采访节选）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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