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曾经是个热线新闻记者。但是现在……

原创 2017-11-25 吕彦妮 吕彦妮

一整天的新闻，两整天的新闻，三整天的新闻……看得人不忍卒视，一波又一波的发酵，社交媒体的跟进，呼吁，讨问。我不怀疑这个世界接下去的走向，更知道不能因此就把自己的生活扔到下水道里去。朋友跟我说，就找好一个自己的姿势呆下去，和这个越来越难堪的世界好好相处，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就搁置了。再多问一句，到底真正的「正义」是什么？得到宽宏的答复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讨论。

事实上我没对任何人说起的事情是，对当下发生的一切，我最深切的感怀，是羞愧。

2007年的冬天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很怀念她。

撰文：吕彦妮

我想起整整十年前的自己，想起2007年的那个冬天，那短短三个月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桩桩突发。

我想，是时候说一些有关我自己的事情了。

那三个月我在《京华时报》热线新闻部做实习生。

到岗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接听打来提供新闻线索的电话，第一时间输入到线索平台上，供值班编辑筛选后分配给记者。按照规定，每个实习生都要接听一周的电话，然后就可以自由申请跟随正式的热线记者出现场，配合采访、写稿。

我只接了半天电话，就被喊去出了现场。第一桩突发，就直面了一个生命的消逝。工人高空作业坠楼，到了现场人已经被送去医院，向目击群众了解了基本情况后马上赶过去，冲到抢救室说明来意，医生抬手指指门外把我引到门诊楼外的一个小平房里，远远就听见有女人的哭声，早上好好出门的老公，几个小时说没就没了，我看着她哭到站不住，什么话也问不出来，递上纸巾，揽住她的胳膊，很瘦的一个女人，我却一把揽不住她。

翻看当时的新闻，那个男人时年35岁，如果那天有一根安全带绑住他，到现在他也该45岁了吧。

这就是2007年冬天，我所有记忆的开端。冷风萧索，命若琴弦。但是很奇怪，我却没觉得无力，至少，没有现在此刻的无力。我那时候只知道，「现场」就是最重要的，我随时可以准备着拿起包冲出门去，无论那个「现场」是怎样的烧杀抢掠或者寻常至极，我必须抵达。

带我的记者叫王鹏。整个《京华时报》热线部最怪的一个男人。他几乎从来不出现在报社办公室，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的办公桌在角落靠窗的位置，很脏，真的很脏，电脑键盘上糊着一层又灰又油的东西，说不上来。很少有人靠近那张桌子。他曾经有两、三次打电话授意我打开他的电脑，每一次密码都不一样，而且字母和数字掺杂在一起没有任何规律可循。

他不让我问多余的事情，他有自己的线人，三教九流，而我想那个时候，「线索」就是他的命。我有时候觉得他像坏人，他就是那种扔到人堆里找不到的类型。

第一次被他安排去采访，后来想来我那时候就像一块拼图一样被他卡在那里，在规定的时间去规定的地方，扮演一个规定的角色，问规定的问题，带回答案，保护好自己。他就这么几句嘱咐。当时的目的地是沃尔玛超市知春路店，他让我去生鲜部询问店员，每天没有卖掉的肉菜垃圾如何处理，如果有人问我的身份，就说是大学生在做社会调研。他严命我记清楚工作人员穿的衣服、衣服上的字样、他们的名字；再让我在指定的一个时间里到超市后门去看是不是有一辆卡车运送垃圾，车牌号、司机的样子、出发的去向……那天我觉得很刺激，连夜把所有信息写给他。

《“黑超市”售沃尔玛过期食品沃尔玛称不知情》报道节选

第二天下午他来找我，用手指敲桌子，暗语示意我过去，我于是有机会成为第一个看到那篇成稿的人，那是一个他跟了近一个月的独家调查新闻——北京城郊有「黑超市」出售沃尔玛的过期食品，沃尔玛垃圾外流监管机制有不健全的可能。我看完稿子，仰头看见他在旁边抽烟，眯着眼睛，灰头土脸的一个男人，走路老驮着背，但是那一刻特别高大。

稿件见报次日，「黑超市」被推平，沃尔玛高层来约见他，我们一道去，他态度刚正不阿，我服他的。

《“黑超市”售沃尔玛过期食品沃尔玛称不知情》报道节选

那是第一次，「记者」这个职业让我知道自己是可能有价值的，对真相的追索、求证、一次次去现场、去跟随、去盘问、不放弃地寻找和等待，就是可以改变什么的，可以修正、可以监督、可以不卑不亢。

但一次「胜利」之后，马上烟消云散，第二天还会有新的线索来，人间百态世事无常，在那个新闻事件的第一线，没有重复和惯性可言。无论大事小情，都可能有危机和阴影。我那时候没想过人性云云，我就是闷头去事情发生的地方，去观察，找目击人，或者当事人，或者一个可以尽量多看到事情全貌的角度和位置。

那一段时间我被王鹏骂哭过很多很多次。

有一天是哭着离开报社的，一边哭一边等电梯，他的同事就站在旁边，云淡风轻地我：「又挨骂了？」委屈地点头。「习惯就好了。」

嗯，我也真的没有什么脸好委屈的。

去北京一个小区报道暖气不通的新闻，一整座大楼全是冷冰冰的，随机去了几户人家，现场采集基本完毕了，开始找责任人，物业推开发商，开发商推市政……几轮纠缠，小区里跑到腿软，各方态度基本上收集完毕了收队。下午写完稿子喜不自胜，交给王鹏，他黑着脸来问我，「你这个小区80%供暖不力的数据怎么得来的？」嘴硬：「算来的啊！」「怎么算出来的？小区一共多少层，每一层多少户人家，入住率是多少，有多少户没有住人……？」后来他说了很多狠话，每一句都戳到职业修养的层面，语气里全是失望和指责。我哑口无言，他问我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再去打给报线索的用户，对方却因为受了开发商的威胁不再敢接电话……

报道局部截图

那时候，类似的「绝望」比比皆是，人在当时当刻，退不得，必须往前走。

城中村的拾荒老人被城管打了，三轮车被没收，人也被推到地上，打电话到报社寻求帮助，我去了，荒凉破旧的事发现场，几十个村民围住我要我给个说法……打电话给城管，反被说没有事实根据听信别人的话，双方各执一词，只好到派出所去寻求第三方说法，又不能亮名记者身份，只好扮成老人的亲戚，陪同他进派出所，紧张又害怕，不知道如果万一身份被拆穿结果是什么。

南站施工现场厨房失火，赶到时火已经扑灭了，没有办法从消防处得到什么官方信息，只能尽量进到失火现场。工地守卫森严，只好再演。说自己的一个好朋友的男友在这里打工，听说着火了，想去找找人。问，找的人叫什么？瞎编一个名字。哪里人？河南人。哦，河南人都是打桩的，保安指了路给我。我走进去没几米忽然又被叫住，以为漏了馅，结果是他递过来一个安全帽，说工地危险，要我留神。

和记者李秋萌去门头沟采访学生「罢课」，车一路开到西郊天已经全黑了，走在黑漆漆的学校里穷穷不弃地找当事的学生，再走很远的夜路顶着风和饥饿走到一处有点光亮的路边等着来接我们的车……

门头沟采访学生「罢课」报道全文

海淀区西五环一处新建小区门口的一排路灯两年了都不亮。我每天打电话问询，从公共交通服务热线到路灯管理中心办公室再到镇政府规划处再到房地产开发公司，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那是我离开《京华时报》实习前的最后一篇稿子，是我独立完成的，并不是什么大得了不起的一件突发新闻或者事件的深度报道，但是后来我听说，稿子见报后不日，路灯就亮了，线人打电话来感谢，他们转告我。那种感觉是幸福的。

我离开《京华时报》实习前的最后一篇稿子

现在，2017年冬天，我坐在这里，回看这一切，看着历史新闻里自己写过的那些人，那些细节，那些琐碎的事情，他们离现实是那么那么近，那时候的我，是那么那么的「有用」。

那时候的我，是那么那么的「有用」

这几天，很多声音都在说，媒体人和深度新闻报道记者在公共事件中的缺失。

之前很多年，我都会时不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会重新转过头去做热线记者吗？」每一次我都要自己确认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毫不犹豫的肯定，才有定力和底气继续眼前的事。去年这个时候，我听说《京华时报》纸质版休刊，很多曾经的前辈一个一个离开。我也倏然发现，已经很久很久，我不再问自己那个问题了。

今天，在人们呼号着愤怒、讨伐，呼唤「真相」的时刻，在社会阶层矛盾已然如悬崖峭壁般横立在眼前，人性的明暗却混沌一地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十年前的这一幕幕，想起自己最初的理想，为自己此刻的失语和失态，感到无比的羞愧。

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质问任何，更没有立场将一切归咎于社会或者时代，我只能自问：十年前的自己和此刻的自己如果真的可以折叠起来，在那个交界的痕迹处，可以留下什么？明明还是这个人，还是这双手，这杆笔，为什么曾经可以摸爬在整个现实尘泥中不畏惧任何难堪、顽疾和不解，为什么现在只能记录雪月风花？

也许我必须面对一件事，就是我回不去了，不可能再回去，从一个热线记者做起了吧。我必须在自己现在选择的路上继续走下去，带着过往那个冬天给我的信念和训诫，问下去，写下去。问出那些别人不会问出的问题，把每一个与我面面相对的人，当成一个个真正的「人」。

接受一种关乎自我的不可逆的成长，是软弱的借口还是相对的自知呢？

想起黑塞说过的话：「我们把人格界定得太狭窄，经常只把我们的特性当成是自己跟他人的差异，不同之处。可是，我们是由世界的整个存在所构成的，每个人都是……」

自小有了关于职业的意念起，「记者」就是我唯一的选择。这不是一个可以自说自话的行业，我知道。

我以为笔该有锋，人勿失格。那么就希望和要求自己的所有作为，永远不是出于惯性，而是出于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