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最近几天讲课的时候反复讲到了拉面和肯德基的例子，也讲了成本和代价，以及损失。但是忘了讲另一个更沉重的代价，那就是拉面馆的童工。

其实，拉面馆的童工值多少钱，每个童工的成本是多少都是可以计算，但不可计算的是童工的代价，那就是教育和信仰。

当然人类史上未受教育或不能受教育而去做苦力的童工不仅仅是拉面馆里有，实际上各国历史上都有，只是我们忘了或忽略了。

贰

其实，人类是如此忘本的生物，以至于我们如今在微博上肆意调侃“捡肥皂”时，早就把40多年前，美国防暴警察用警棍伺候基的场景忘在脑后。同样，当媒体曝光了深圳工厂雇佣童工的场景时，各路微博英豪愤而喷之——“祖国的花朵怎能就这样被摧残？！”

然而，如今被视为纯洁而神圣的儿童，就在不太久远前还是可以计算成本的劳动力。

1769年，瓦特改造了蒸汽机，随后工业时代到来，一切劳动力的价值都有了兑换成为价格的可能，原本在经济上无用的孩子们，也突然变得有用起来。

19世纪每八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被雇佣，这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19世纪末，工厂老板敞开大门欢迎“敏捷的小手指”来操纵“巨大的节省人力的机械”。仅在1870-1900年间，美国新增了100万童工。正如今天在中国的“富士康”流水线上发生的一切。

当时，孩子往往是家庭的第二工资提供者。1896年，一个7岁的女孩意外死亡，孩子的父亲表示需要孩子赚钱补贴家用。法官根据从她死亡开始到她成年期间，她所能提供的劳务所得减去她维持生活所需的费用，最终得出的赔偿金是1000美元。没错，孩子是有价格的。

然而，为何在之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儿童权利瞬间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是否真如媒体所说：某摄影师走遍美国拍摄下一组美国童工在极其糟糕的环境下为工厂、牧场工作的图片。这组令人震惊的图片使美国蒙羞，由此改变了美国童工保护法。

叁

实际上大家都错了。

任何想用道德挑战社会结构的举动都堪称愚蠢。美国童工的迅速消失，不是因为大家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政府立法，而是因为那符合经济规律——童工发生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极强相关性。

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千美元时，童工现象就会自然消失。美国1938年才禁止使用童工，只因当时其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超过5千美元，家长不必再靠孩子打工也能吃饱，而不是道德诉求之功。

因此，在美国，几乎可以说孩子“不值钱”了，因为他们的确是无价之宝。1961年，美国法庭作出了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拒绝扣除养育一个7岁孩子的成本，也不把孩子可能提供的劳动所得作为指标，因为“这种冷血的扣除，会把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变成‘货币的得失’”。

反过来说，如果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不到5千美元，出现童工就再正常不过。不论国家如何立法，媒体如何曝光，微博网友如何痛心疾首（当然，除非有人把这些孩子的生活费全负担了），孩子们还是要出来打工的。

比如在埃塞俄比亚，10-14岁的儿童中工作的有42.3%，人均年收入约在110美元左右，突然禁止童工会对很多家庭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即便是较富有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一下子取消童工也不是个好主意；在印度的实地研究人员报告说，一些地区是如此贫穷，以至于最佳政策是允许儿童在上学的同时也做一些工作，做些工作、挣些钱是儿童上的起学的唯一途径；近年来在秘鲁的研究也趋于证实这一观点。

如果政府和社会强行禁止童工，则后果并不太妙。孩子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挨饿，要么到地下工厂去做更可怕的工作。

在孟加拉国，大约有3-5万名儿童在生产出口产品的纺织厂工作（主要是女孩）。1993-1994年，美国零售商要求禁止童工生产。为了保住订单，这些儿童被赶出工厂，由于贫困依旧，这些儿童的大多数被迫转向卖淫和焊接之类的高危行业。如同被开除的职员，他们的生存处境瞬间变得十分危险。

经济学家阿尔钦（A. Alchian）说，他将会继续购买包含非洲童工劳动的产品，因为他的不购买行为可能使得一个非洲童工死去，而他的购买则可能使得这个童工得以活在人间与地狱的边缘。

肆

当我们看到以上种种数据和案例之后，就会想到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儿童都是家庭的顶梁柱，由于家庭的经济的需求，孩子们很小出去打工做苦力。

民以食为天，连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的时候，道德谴责和良心发现也没多大的意义，而且也抗拒不了社会已有的结构，唯有等待经济富裕起来，社会已有的一些结构自然会消失。

但，对于当下我的民族所面临的童工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即使童工用自己的双手获得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并改变了自己的家庭，使家庭的收入超过了5000美元也无法弥补这些童工的教育和信仰上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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