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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汝昌的罪责
丁汝昌的罪责
甲午战败之后，腐朽没落的清朝统治者却把失败的罪责推到了北洋舰队头上，北洋舰队的将领成了战败的“替罪羊”。丁汝昌死后，清廷下令褫职籍，没收家产，将其棺柩加3道铜箍捆锁，涂黑漆，以示戴罪，并不准其下葬，以至17年后才得以入土为安。时至今日，对北洋海军和北洋舰队的优秀将领仍有一些不实的指责，对此我们应当纠正，应当还他们以历史的公正。 丁汝昌战后长期背负罪责，至今仍争议不断，有很多不实之辞应当加以澄清。指责丁汝昌的不实之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说丁汝昌能力不强、指挥无方。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军专业，领导管理能力不强，造成舰队管理不善。另外，有人认为丁汝昌担任北洋舰队提督，完全是李鸿章“任人唯亲”的结果。诚然，丁汝昌出身淮军，并非海军科班，专业知识不及留洋培训将领。但北洋舰队的重要性决定了提督一职在李鸿章心中的分量，他不可能不用自己人，也不可能不用“能人”，不用自己人不足以控制这支舰队，不用能人不足以驾驭这支舰队。与北洋舰队科班出身将领相比，丁汝昌是资历最深、作战经验最丰富、战功最多的将领。行内人都知道，创建一支新军与接手一支老部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作为统领舰队的提督，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使舰队成军，并投入作战，其责任、压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丁汝昌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一直在努力学习近代海军知识。从他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可以看出，他海军专业术语熟练，表达准确，相当熟悉舰队业务，具体到上午操炮、下午操枪、逐日轮流打靶的训练安排，甚至舰船修理旧洞的数量他都亲自抓落实。某次，运抵军中的煤炭短少10吨，丁汝昌硬是5次追讨，直至补齐，从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对舰队建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清朝上下既无海军传统，又无海军文化，更无人才培养的历史积淀，选用既懂海军专业、又有实战经验的将领谈何容易，说李鸿章用人完全是“任人唯亲”，也有失公允。 二说丁汝昌“怯战”，消极保船，贻误战机。这一指责实际上是朝廷大员推卸责任、寻找战败替罪羊之举。 甲午战争中，丁汝昌几乎参加了北洋舰队除丰岛海战外所有的战斗和重大行动，黄海海战中，他负伤后还不肯进舱，仍坐在甲板上激励将士。而在抗敌过程中，丁汝昌时常遭受无端指责及处分。他有许多机会可以推诿卸责脱离战场，但他从未这样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顶着来自朝廷的问罪、处分和言官们如潮的声讨、谩骂，抱定必死决心，忍辱负重坚守指挥岗位，直至自杀殉国，这样的人会“怯战”吗？ 实事求是讲，丁汝昌在指挥上深受李鸿章“保船制敌”消极防御方针的束缚，但他仅是这一方针的执行者。将“怯战”、消极保船和贻误战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显然有失公正。 三说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败的祸首。这是当时光绪皇帝和一些朝臣为推卸战败责任对丁汝昌的指责，什么丁汝昌“一贯畏怯避战”，“旅顺危急，率兵舰望风先逃”等，现代还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后死”，称他自杀不是“以死报国”，而是自知罪责重大，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 这样评价一个英勇抗敌、自杀成仁的将领是很残忍冷酷的。试想在舰队陷入绝境之际，日军将劝降书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诱他投降，丁汝昌斩钉截铁表示“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时，是一个怎样的心境？在威海保卫战中，丁汝昌以北洋舰队残余兵力多次击退优势日军的猛烈进攻。“定远”遭袭时，他正在舰上与诸将议事；“靖远”中弹时，丁汝昌正在舰上督战，并意欲随舰俱沉。像他这样一个抱定“船没人尽”决心的人，为何要先投降，再自杀？仅用“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来解释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丁汝昌这种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忍辱负重，最后时刻尽节以终的崇高品格和爱国精神难能可贵。这一切不应否定，也不容否定。历史应当还丁汝昌这个甲午战争最大的悲剧人物以公正。 曰： 前两个“甲午”，一个是1894，一个是1954。 了解点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两个年份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断掌纹”——原本好端端的发展趋势，突然至此中断。历史三峡，刚过缓流，又遇险滩。 最近我在看一系列关于“甲午战争”的史料。时常掩卷长叹—— 把战败的罪责归咎于任何个人和细节都毫无意义。 当时国势如此。任你翻来覆去地看，都找不出一丁点可以不败的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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