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中国崛起必须有盟友？还用冷战思维，你out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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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亚洲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必须创新安全机制。
不结盟是大多数亚洲国家遵循的国家原则，可从中产生非结盟合作机制。从历史经验看，结盟体制本质上是战争体制，甚至是打大仗的体制，一国为维持力量优势或均势而结盟，必然刺激其他国家也结盟，中国历史上就曾经长期上演这种“合纵对连横”的均势游戏，结果是战祸连连。
目前的盟国体系，是冷战残余，它的最佳结果是“恐怖的平衡”，无法实现有利于发展的真正和平。在当代开放体系下国家之间相互制约的力量更大，当合作伙伴却不结盟，虽不利于战争，却有利于和平。
亚洲新的安全机制，不仅不结盟，而且不排他。“一带一路”和亚洲安全框架，是在建立“朋友圈”，只要愿意共建、共享、共赢，不吃独食，不追求一国利益最大化，大家都会欢迎。这是不排他机制。
坚持安全机制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平行发展，相互促进。这是一种多领域的平行机制。在安全机制上，也可以存在平行体制和机制，比如东盟、上合组织、亚信机制、东北亚安全对话、海湾合作组织等都可以平行存在，平行发展。
可以考虑把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进行推广，也可以将上合组织对外开放，吸纳更多亚洲国家加入；还可以考虑把亚信机制常态化，组织化，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
亚洲国家大小不一，在对区域安全具有共同的责任，但是在维护安全的付出上应该有所区别，大国应该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安全服务。这就需要有区别的共同责任机制。
面对必然存在的安全分歧，要建立良好畅通的协商机制。建立通过商量解决分歧的机制，一时无法解决也可以搁置争议，避免过激行动产生冲突。建立亚洲新的安全机制，是建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而共同体的建立，关键在增加彼此的认同感。只有通过协商，而不是强制，才能增进彼此的认同。
面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社会重组需求和大量不确定威胁，搞好“一带一路”的安全保障，既需要有大视野、大框架、大思路，也需要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项目乃至每一个细节入手，泛泛空谈解决不了问题。安全问题与“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一样，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战略筹划、顶层设计，也需要小心探索、精心推进。
因而要组织力量，进行细致的国别调查、地区调查，发现真实的安全威胁和隐患，做到一国一策、一地一策、一案一策，时变策变，才能处变不惊、应对有方。
“一带一路”对中国来说是发展之道，也是安全之道。我们应该“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
比如，我国历史上与周边国家相处，采取“厚往薄来”的做法，孟子的“大国仁而小国智”，注意“引而不发跃如也”的示范效应，以及“攻心为上”的军事智慧。还应该发扬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好做法，也包括借鉴西方国家在不发达国家的某些成功的经验，来丰富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工具箱。
博采众长，应成为我们应对新挑战的基本思路。
以更低安全成本保障发展环境
当代的战争与当代经济一样，正在经历脱实向虚的过程，战争的目标不再是攫取土地、占领市场，也不直接依赖控制资源地和运输航路的传统方式，总之不需要依赖实体经济运行来发起战争和达成目标。
如今的战争，主要是通过制造动荡与战乱，利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避险效应，使得世界货币的主导国家获得廉价的资本流入，以支持其债务经济和赤字财政，来获取战争的收益。
多少资金，在多长时间、以多低的成本流入，这些流入资本所产生的利润是否足以冲抵战争费用，这是当代战争的盈亏平衡点。
从目前的情况看，爆发战争、社会动荡都有可能在短期推动资金进入避险状态、创造出盈利机会，但战争的长期化将会导致战争成本急剧上升，导致避险资本的收益率下降，甚至出现亏损。这一点，在花费1.3万亿美元的阿富汗战争和3万亿美元的伊拉克战争中暴露得尤为明显。
美国在上述战争中失败，不是与军事对手在战场作战的失败，而是花费过多却没有获得相应收益的失败。是赢得作战，却未达成战争目标的失败，是因过高耗费丢掉全球霸主地位的失败。美式战争遭受败局，标志过度挥霍资金和依靠过剩暴力的传统战争模式的过时。
既然美国不能改变对战争的依赖，那就只有改变战争自身。如今的美国资本更支持短期的战争，无论是超快的震撼式打击，还是召之即来、廉价的“颜色革命”，本质上都是低成本的“资本流战争”，这就是“溃疡面战争”正在成为美式战争新样式的原因。
即便如此，美国也难以摆脱维系成本过高，而收益日趋降低的帝国困境。
说到底，在道路和模式竞争的大争之世，竞争的胜负取决于哪种模式能够以更低成本维系自身的持久发展。
在单一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下，自由流动的资本具有天然的避险倾向，这使弱国容易遭受各种有意识制造的危机的冲击，成为最终的受害者。在多极体系下，从动荡地区流出的资本也可能流向其他地区，或是在洲域内部流动，而不一定是流向麻烦或战争制造国。
因此，造成用战争驱赶资本流动模式的失灵，可以降低安全风险，创造和平环境。构建洲域共同体，是在改变世界安全的生态，这是低廉而高效的安全战略。
此外，采取军民融合方式建设国家和区域的安全体系，也是降低安全成本同样有效的做法。
当然，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国家，不会轻易让这种局面出现。目前美国仍然拥有对其他国家超越国际法的“加害权”，它可以通过破坏别国发展的安全环境来实现自身的目标。如果某国不给好处，甚至阻碍了美国资本的盈利，美国就会找麻烦，甚至会用军事手段打击你。
用“加害权”获取利益，本就是帝国牟利的基本手段。从现有能力分析，美国具有对中国、对泛亚区域国家的加害能力。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具有中断中国现代化、阻碍亚太区域整合进程的国家。
就此意义，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目标，不仅是保卫领土，护卫海外航线、市场，而且主要就是避免霸权国家用加害能力，用损害中国利益的方式获取经济、政治收益，进而中断中国的民族复兴。遏制“加害权”，防止国家和区域共同体的发展进程被暴力干扰和打断，保护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是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基本目标，也是区域安全的基本目标。
中国作为一个实体经济国家，泛亚地区作为实体经济为主的区域，在真正需要“武器批判”的战争中，会有更加坚韧、持久的力量。何况，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比维系资本持续积累更具有正义性。
来源：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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