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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宣判公有制的死刑,没那么容易

2018-02-10 张志坤 新民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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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当代的“公知”们之所以这般醉心于“财产不可公有”的学说,甚至都赖得对这个说法做一点肤浅的辩证,完全是他们低级心理与欲望驱动的结果。而如果人类满足于瓜分一切财产为私有,人类就不可能发展进步,只有学会让渡一部分财产为公所有所用,人类才能在迈进更高的文明层级,让渡的财产与财富越多,进步越大,这是一条基本规律。

很长时期以来,一些人在中国极力推销“财产不可公有”的学说,他们把“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奉为金科玉律,以此向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发起猛烈的攻击,以此来宣判中国公有制的死刑。

“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是当代资本主义和普世价值的重要逻辑之一,按照这一学说,人类社会的公权力如果私有,那就意味着灾难;人类财富如果公有,那就意味着毁灭。

在这一逻辑下,好像资本主义自古及今从不曾权力私有,也从不曾财产公有一般,正因为这样,所以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才铸就永恒,才获得永生,而现存于中国被标榜为社会主义基本标志的公有制,则不但被他们宣判为死刑,而且还被强烈地要求立即执行。长期以来,这样的呼声一直很高,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深化经济改革最前卫的声音。

但是,笔者以为,这个所谓的普世真理,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荒唐的。

从理论上说,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权力与财产历来密切关联,不可分割。权力私有必然导致财产私有,财产私有也必然导致权力私有,不存在财产私有背景下可以实现权力之公有,也不可能在权力公有的背景摒弃财产的公有。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历史逻辑表明,在权力与财产公有或私有的属性上,不能绝对化形而上学化,从来也没有绝对公有或绝对私有的权力,同样,也从来没有绝对公有与绝对私有的财产,把权力与财产贴上“公”与“私”并分割对立起来,完全是人为的想象。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因为权力私有的相对性,所以即使在封建专制时代,公权力也是一项基本的政治保障,尽管是低水平的;因为财产私有的相对性,所以即使在资本主义私有万岁的背景下,社会公共财产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支柱。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即那些公权力机构一直在挖空心思的侵蚀干涉私有财产,或者劫贫济富,或者巧取豪夺,把私有财产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撕得粉碎,最近一个时期还在变本加厉;同样,因为权力公有的相对性,即使在“民主灯塔”的美国,权力也在相当程度上沦为了私有资本的奴仆,所谓的公有,不过是一具可怜的面具;因为财产公有的相对性,所以即使在最公有化的国家,譬如前苏联,私有财产也大范围存在并拥有其应有的生存空间,体现着它的存在价值。

所以,权力的公有也好,财产的私有也罢,历来都只能相对而言:公中有私、私外有公,财产也好,权力也罢,从来没有绝对的私有与绝对的公有,这是人类社会权力与财产的历史常态,只不过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的程度与水平各有不同而已。

从具体的实践来看,财产公有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表现:

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战胜大自然,靠的是公有而非私有。

有一年,笔者在浙江参观一处河姆渡文化遗址,令人震惊的文物是一个巨大的独木舟。站在穿过历史来到现在的独木舟前,笔者心驰神往,想象古代先民在没有金属工具的石器时代,多少人历尽艰辛,才伐倒一棵大树,然后去掉枝杈、剥掉树皮、掏空树干,最后制作成舟,这是怎样的集体大协作啊。

这具大舟制成以后的使用,张三用,李四用,谁先谁后,更是一个严格组织、严肃程序的大事,它不可能成为私有产品,只能是公共工具,而这具氏族共有的国宝利器,又该带动怎样的社会组织完善与文明进步的演化呀!可以说,人类社会走向文明,不是从经济私有制开始,而是以公有制奠基。

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氏族族群的房屋、工具等一切动产与不动产(如果还有什么动产不动产的话),都只能为大家所共享公有,否则,就没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可能,这就是原始的共产主义。从这个角度讲,人类社会起步于共产主义,尽管是原始的,未来将止步于高级形态的共产主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要靠公众组织来实现的,其中所组织起来的要素,就包括经济财产。

非洲塞伦盖蒂草原上的野牛经常被狮子所猎食,但如果几头野牛一起反抗,则狮子多半要遭殃;几千几万头野牛集体反击狮子群,狮子甚至可能就要被消灭了。但野牛不懂得这样的道理,只是凭着本能躲避狮子的攻击,所以就永远停留在食物链的被猎食的那一端。

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不在于个体的强大无敌,而在于懂得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的人类具有无限的能力,组织能力越强,发达程度就越高。譬如中国古代的大禹治水,任何一个个体的人,在滔天洪水面前都无能为力,但一个氏族一个国家,则具有了对抗洪水的能力。

当此之时,一切经济财产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治水大业,公有压倒一切,不管是谁的财产,或者为治水劳动而贡献,或者为引导水流而付出,一切都要服从大局,私有微不足道。否则,你家水不准过我家田,你治水与我无关,大禹一个人又能治得了什么水呢!

事实上,人类社会许多时候所谓财产私有不过是表面现象,在历史的深层面,个体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公共的性质,都必须服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需要。

在中国古代大多数时候,社会存在是以财产公有为基本支撑,比如长城、运河,比如道路、桥梁、城郭,比如灌溉设施、河流湖泊,比如公共土地,矿山森林,等等。没有这些公共财产为支撑,必定国将不国、民将不民。

克服人的私欲,推动社会进步,也是靠公有,其中重要的就是财产公有。

任何人都承认,自私是人的本性;但任何人也都必须承认,人类不能仅仅停留在本性上,更不能被本性所绑架,理性比本性更重要。如果人类满足于瓜分一切财产为私有,人类就不可能发展进步,而只有学会让渡一部分财产为公所有所用,人类才能在迈进更高的文明层级,让渡的财产与财富越多,进步越大,这是一条基本规律。

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才喊出了“天下为公”的口号,才描绘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以及“幼有所长、老有所养”的美好社会;即使在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私有至上的西方,先贤们也向往着乌托邦太阳国,在那里财产为公众所共有,人类过着没有剥削与欺诈的美好生活。

正因为这样,所以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十分注重财产与财富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如果人类不会或者不能克服自身的私欲,把一切财产都具有己有,都彻底私有化,那么人类就不成其为人类,就要等同于一群畜生了。

其实,中国当代的“公知”们之所以这般醉心于“财产不可公有”的学说,甚至都赖得对这个说法做一点肤浅的辩证,完全是他们低级心理与欲望驱动的结果。

改革开放崛起的中国当代资产阶级,其基本政治与历史经验就是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他们有最强烈的金钱崇拜,要一切都靠金钱来搞定,国内的政治关系是这样,国际政治关系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把财产以及财产的代表者金钱看得比一切都重,在把金钱神圣化之后,也要将金钱的外衣即私有制神圣化,这是一脉相承的逻辑必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们的命根子,这是资本的自私本能。

就他们的政治本能而言,他们知道,公有制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其对内对外的战略工具,没有这个东西,共产党就失去了对内支配的一个重要杠杆,一切计划、规划或者两步走、三步走之类,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失去了执政者对外博弈的重要手段。

因此,当代中国资产阶级要同执政党进行政治竞争,必须把执政党赖以生存的公有制打翻在地不可。这就是此前一个时期,一些人在中国极力推销“财产不可公有”的学说由来与底蕴。

但是,中国的发展崛起将强有力地证明,在人类社会的今天,财产不但可以公有,而且还是极具活力的组织形式,具有强大的生机与创造力。

展望未来,公有制将逐步取代私有制而成为人类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主流,人类进军太空,进军未知的科学领域,越来越多地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即公有制的力量,像文明肇始于此一样,人类新的文明肇兴也只能以公有制为根基并从公有制开始。

公有制具有永远与永恒的生命力,想宣判它死刑,谈何容易,蚍蜉撼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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