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专制制度的本质是把“人”当作“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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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封建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实质。在这种关系中，“臣”对“民”来说虽然高高在上、说一不二，但从根本上说仍是任“君”打杀的奴才走狗。在危机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度地覆天翻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些主和或主战的大臣先后被杀的悲剧命运，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义和团风暴过后，不仅团民成为八国联军捕杀的对象，为数不少的中国官员也为联军斩杀。
在这场“朝廷”几被推翻的没顶之灾中，处于风暴中心的文臣武将，其命运更加悲惨。据不完全统计，在兵败或京城为敌所破后自尽的有徐桐、崇绮、山东巡抚李秉衡、直隶总督裕禄、黑龙江将军寿山、庶吉士寿富、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翰林院编修王廷相、礼部侍郎景善、奉天府尹福裕、国子监祭酒熙元，等等。刚毅在与慈禧一同逃往西安的途中染病不治身亡。为了议和自保，清廷不得不屈从列强提出的“惩办祸首”的要求，多次发布上谕惩办祸首：庄亲王载勋被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被即行正法，刚毅本应斩立决，因已病故免其置议，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载漪、载澜被发往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临难自尽故免其置议，左都御史英年被赐自尽，赵舒翘也被赐自尽。各级官绅遭惩处者达一百多人。
面对如此深灾巨祸，清廷不能不作个“交代”，在一道道上谕中，清廷竟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诸王大臣”。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明明是“圣上”铸成的大错，也总要由“臣下”承担责任，因为“天子”“圣明”，永不会错。所以慈禧在谈此次“肇祸之始”时，只是愤愤地说：“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没有丝毫自责之辞。
这种只责“臣下”不责“圣上”的观念影响颇深，时人及后人评论此事时对赵舒翘都有严责，认为正是由于他未据实禀报才“酿成如此大祸”，若他当时“能将真情实况，剀切陈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证据，认定主张，一纸严诏”，义和团便“立时可以消弭”(《庚子西狩丛谈》)。这些评论当然不能说不对，但据实禀报谈何容易！许景澄等人对时局的判断、利害的权衡、灾难性后果的分析，异常冷静、客观、透彻，而且明明是根据慈禧“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的懿旨坦陈己见，但他们不仅未能说动慈禧，反因意见与慈禧不合，被斥为“任意妄奏”，竟惨遭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赵舒翘不敢据实禀报不能不说情有可原，仅仅严责赵舒翘显然有失公道。
主和也好，主战也罢，这些大臣最终都不免一死。义和团时期这些大臣的悲惨命运，实际是封建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大臣往往处于两难困境之中，若直言己见，往往触怒当道；倘曲意逢迎，一旦铸成大错，则要承担全部后果，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能性命难保。虽然从理论上说是“君贤臣忠”，对君与臣都有相应的要求，但实际情况却是“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可以不贤，臣不可以不忠”。正如马克思所说，专制制度的本质就是否定人，把人当作“非人”。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实际只有“君”一人是人，包括权柄赫赫的王公大臣在内的其他人，其实都是“非人”。在这种关系中，传统道德用必须对皇上忠心耿耿且敢于不惜身家性命披龙之逆鳞、犯颜直谏的标准要求臣属，委实过于严酷，几近于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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