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外在环境忽明忽暗，有些基本信念是值得坚持的 | 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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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外在环境忽明忽暗，
有些基本信念是值得坚持的
文/龙应台
1912是甚么样的时代？第一个浮出的意像，可能就是，那是一个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当时一个法国杂志所刊出的漫画，桌上有个大饼，写着“CHINE”，列强拿着刀分割这个饼。整个的十九世纪，是这样弱肉强食的时代。
那是个非常残酷的时代。沈从文自传里有段文章题目就叫《辛亥革命的一课》。沈从文生于1902年，住在湖南乡下，在1910年最混乱的时代，他还是七、八岁的小孩，从他的眼睛看出，当时满清政府到处搜捕革命党员，但是到底谁是革命党呢？乡下官兵于是就抓人头充数，成千上万的，五花大绑的被抓去砍头，基本上都是乡下的农民。沈从文的村子里每天大约有一百多农民被抓去河边砍头，砍到后来，人实在太多了，官兵就把成堆的农民抓去大王庙面前掷筊，如果丢出来的是两面都向上或一阴一阳的，就到“活”的这一边，如果两个都覆盖住，就被分去“死”的那边，等砍头。运气不好的农民掷完筊，也就乖乖地去排队等砍头。
每一天在河边，都有很多围观者去看砍头，他从小的数字学习，是从数尸体学来的！围观者嘻笑不已，有时围观的人太多了，官兵也搞不清楚到底谁该杀谁不该杀，有的“该”被砍头的不小心混到嘻笑的人群里，也就被当作路人给放了。
一张奇特的邮票可以充分表达政局的不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了，可是我们也都知道，十九世纪到廿世纪初的中国，海关和邮政全部由外国人主控。当时的邮政总办是一位法国人叫帛黎，中华民国成立时他非常不甘愿，不认同，邮票上面还是写着“大清邮政”，可是孙中山都已经在南京宣誓就职了，怎么办？他就在邮票中间印上“临时中立”四个字。到了三月的时候，孙中山严重抗议，他才再加“中华民国”四个字。从一张小小的邮票里，就看得出一个动荡的时代。
1912年前后，不只是军事动荡，不只是政治动荡，更是改风易俗、整个价值观在翻转的时代，服装、缠足、包括发型，剪辫子这件事情，都是严重的大事。
钱穆先生生在1895年。1910年，风声鹤唳，十几岁的孩子都知道时代要变了。有一天晚上他睡不着，在同学枕头下面发现一本书。怎样的一本书？谭嗣同的《仁学》。钱穆最震动的是甚么呢？竟然是谈头发的部分。他把人依照发型来分，谭嗣同说，全发戴冠的是中国人，把头发剃光的是印度人，把头发剪短的是西方人，第四种，前面都刮光后面留个猪尾巴的叫做满州人。
钱穆那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就把辫子剪了。辫子才剪没几天要放假了，要搭火车回家了，朋友警告他说，你现在没有辫子，上火车一定会被官兵抓起来当革命党杀了。怎么办呢？他就把剪下的辫子缝到瓜皮帽上。在历史大转换的时代，一个小小的“脱线”很可能就送了性命。
其实，钱穆不需要缝辫子，1912年前后已经出现“改良帽庄”，有现成的帽子加辫子的改良帽可以买。道士服突然贵了，因为很多人买道士服来穿，道士的高帽子可以把不剪的辫子藏起来，可收可放，端看你遇到的是官兵还是革命军。
1912年之后，守城门的革命军到处抓留辫子的人，抓到就是咔擦一刀。那时候关于剪辫子的漫画特别多。价值的大翻转，辫子可以代表。
我们讲到1911、1912年，就联想到革命、战争、动乱、割裂，彷佛没有任何其他的大事了。事实是这样的吗？譬如传染病，会因为革命而暂停爆发吗？
革命了，战争了，时代要换了，天要变了。在大动荡里，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停摆？是的，很多原来的秩序都停摆了，革命的意思就是原秩序的停摆和替换。但是有些事情，不因革命或战争或改朝换代而停。詹天佑在1909年时完成了京张铁路，这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完成的铁路，途经八达岭，技术之艰难，当时也是举世惊诧的。
之后詹天佑又成为粤汉铁路的总工程师，或称为总理。粤汉铁路从1896年核准动工，到1936年才完成，经过了几乎半个世纪。
1911年情势非常不好的时候，詹天佑在一封写给同事的信件中提及对时局的忧虑，“广州正处于愤激的形势中，我希望不会有严重的后果，但是可能会有巨大的悔恨。”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以一生的投入推动国家基础建设的人，对于革命所可能带来的中断和破坏，会非常忧虑。
广州是一个革命的核心地，战争要在广州爆发时，詹天佑人在广州。几乎所有管铁路系统的人都逃难去，列车停驶了，甚至也开始发生抢劫。在这样一个不安的时代里，詹天佑怎么做？他把所有粤汉铁路的主管找来，告诉大家革命就要爆发了，所有要离开的人都来跟我登记，我可以让你们走，但每个人都要先做好工作细节移交。后来的情况是，当街头因革命而沸腾时，詹天佑手上的那段粤汉铁路工作，始终照常运行。
1912年5月17日，孙中山先生到了广州，詹天佑以粤路公司经理的身份接待孙先生。熟悉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就知道，孙先生很快就担任了全国铁路总监，提出要为中国建设20万公里的铁路，后来变成我们的“建国方略”。“建国方略”提出的宏伟基础建设蓝图，包括要在十年内修建16万公里的铁路，160万公里的公路。这个梦想距离现实有多远？一直到1949年，全中国的铁路系统加起来不到2万公里。到今天一百年之后，现在的中国，真正营运的铁路里程是8万多公里。公路就远远超过了孙所擘划的，有360万公里。
孙先生当时有一个澳洲顾问端纳。端纳在1912年6月底时，见了孙中山之后很不满意，给另外一个澳洲记者摩里斯写了一封信，发了一堆牢骚：“孙先生告诉我，他已经决定要尽自己毕生的精力发展铁路，他说他几个月内还不能公开他的计划，我就磨了他好一阵子，他最后拿出一张6英尺见方的大地图铺在地上，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狂妄极了，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的不切实际，对于他目前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
这是端纳私下对孙中山的批评。端纳说，“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以及中国西部最偏远的地区，孙中山煞费苦心地用笔在各省及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了许多条线，他用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着海岸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重山峻岭直达拉萨到西藏，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弯沿曲折的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线是从上海经过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过戈壁边缘到达蒙古，他还画了许多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许多条线遍布全国，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怎么会这么愚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真的疯了。问题不在于他画的地图，你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与资金，他画的每一条线，即使是更多的线都有可能建成，可是问题在于他竟然会以为外国资本家可以提供充足的资金给他，在5到10年内把这条铁路建成。”
端纳接着写，然后孙中山就问他，“你认为外国资本家会为此投资吗？”端纳回答：“那要看什么条件。”孙中山说，“喔，我们可以给他们四十年铁路的使用权，不过期满时他们要将铁路无偿的还给我们，而且保证运行良好。”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BOT吗？我们现在不是在做这个事情吗？
端纳说，“我就告诉孙，除非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否则即使在中国几个人口稠密的省份，修建最切合实际最有前途的铁路，恐怕也得不到外国的一分钱。”端纳总结说，“孙中山太幻想了，他幻想十年后中国满布的铁路，你想想看从越南的老街到中国云南的小铁路就花了八百万的英镑。凭良心讲，一条从云南要拉到拉萨的铁路要花多少钱呢？除了到世界屋脊，就是拉萨，去做夏季的游玩，或着供达赖喇嘛逃跑的时候提供方便，这条铁路一点用都没有。”
这是1912年澳洲顾问私底下的一个说法，有趣的是端纳提供了那么一个活泼的孙中山的侧写轮廓。1912年，民国初始，孙中山对于政治的权力，可以放弃，但对于建设中国的那个梦想，他紧紧的、紧紧的抓住，为之燃烧。从端纳的叙述里，你看到孙逸仙这个人，四十六岁的革命家，弯身趴在一张敞开的大地图上，拿着笔，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画下他心中的建国蓝图。孙逸仙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大梦想家。当端纳用轻佻的口气说：“铁路从云南去建到拉萨干什么？”一百年后，回头来看，是的，还真的就是要让全球的人到世界的屋脊去做“夏季的游玩”！
孙中山先生是个大梦想家，他所想象十年内要做的事情，要到百年之后才能完成其中的一部分。你可以从负面去说，哇，他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可是换个角度去看，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真神奇，他的梦想，竟然都是对的，只不过他的梦想太大、太早。他的梦想的实践所需时间，不是十年，是百年。但是他在地上画出的那个梦想的蓝图，后来的人用一百年的时间去验证，他的方向和愿景是伟大的。
想象着趴在地图上的孙逸仙，我就开始思索，孙逸仙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梦想家，一个热情燃烧的梦想家的？我就想到1923年他在香港大学的演讲。那场英语演讲的题目是：我的革命思想来自哪里？
他是这么说的。二十出头的孙中山在香港读书，看见香港“秩序井然，建筑宏美，无有干扰，向往不已。”每次放假回到相隔只有八十公里的香山，“每次回乡，我竟然需自做警察以自卫，时时留意防身之枪弹完好否？年复一年，情况俱如此，家乡与香港仅有50英里之隔，唯两地政府何以差别如此？”香港社会秩序令他震撼不已。
而二十岁的孙逸仙还不仅只是个梦想家，还是个行动者。他受到香港的影响，放假回到家乡，召集一批乡里年轻人动手挖石头、铺路，要把他的村子跟另外一个村子之间的几里路铺起来。铺了一阵子后发现不行，做不下去了，有很多很多的障碍，他就去找县长。一个20岁的少年非但不怕官，还会去找县官。县官也答应了要帮助铺路，但是接下来他发现这个县官不见了，换了一个县官，他再去找接任的县官，接任县官对他置之不理。孙中山发现这个县官是花5万银子买来的官。20岁的少年才知道，政府的管治原来是这样的。
他在1923年演讲里说，有了这个认识之后，他就着手对政府做研究，发现在别国的政府当中，贪污是例外，廉洁是常态，但是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在中国的官场，贪污是常态，廉洁是异态。孙逸仙刚开始以为，省城的情况会比较好，不料一到广州才知道腐败更严重。原来，“中国之官地位越高，贪污愈炽，最后到了北京，其腐败又千百倍于广州。”孙中山说，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底层县府竟然是中国最廉洁的政府机构。这样的震撼教育给了他一个信念：好政府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拯救。
今天这场短短的演讲如果一定要有结论的话，那就是：孙逸仙是个大梦想家，可是他不是一个空的梦想家，他也是一个行动家。一个清朝的学生，会去铺路，会去找县官，然后希望有所突破，最后用革命行动来实践他的梦想。有人说，民国建立，如果孙中山真正的执政，他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执政者。也许，但是我想，大破的时候，需要的是目光远大、胸怀愿景、有气魄、有梦想的人。大立的时候，需要的是一步一脚印，忍辱负重，有谋略、有毅力的，能静水深流的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特质，我们怎么可能要求这两种特质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今天之所以提及伍连德，是因为伍连德在国家政治、军事动荡到极度的时候，专心只做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建立起来。今天之所以讲到詹天佑，是因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如此笃定不移地坚守铁路的基础建设。在大破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像孙逸仙先生这样的大梦想家，让你有一种气魄，敢于想象非常远的未来。在大立的时候，我们需要像詹天佑这种实践家坚毅执着。在大破大立非常混沌不明、价值混乱的时候，可能要有像伍连德这样的人，他不管你外面天翻地覆，就是一心一意去完成最重大、最扎根、最长远的建设，以天崩地裂不变色的从容态度，一点一滴的做下去。
今天刚好距离一九一二一百年，孙逸仙对于建立共和国的愿景，我们还在他的蓝图上往前走，台湾在意想不到的另一个空间，开展出自己的一条路来。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在政府体系里工作的人，可能也有很多人觉得，在大破和大立之间、价值混沌中觉得灰心，因此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碰到破和立之间幽晦不明的时候，只要我们心里清楚知道自己在做扎根的、长远的、有意义的事情，或许心中就可以有一种笃定和从容，即使外在的环境忽明忽暗，众声喧哗不已，但是心里可以自信，对于时代、对于人民，有些基本的信念，是值得坚持的。
注：文章来自网络，题目为编者所加。若涉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经过编者深度加工，转载、投稿及合作请联系13520557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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