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新启蒙 丨 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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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需要新启蒙
>>>文/张维迎<<<
改革前25年有好的理念和一个比较强的领导力，所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后来的十年，改革进程之所以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是因为我们的理念倒退了。ps：点击改革需要新启蒙收听本文音频版。
决定社会变革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理念，一个是领导力。理念可以正确也可以错误，领导力可以弱也可以强。最好的组合是正确的理念、强的领导力，最差的组合是错误的理念、强的领导力。当然还有次好的或次坏的组合。强的领导力两个极端都有可能，但变革期间没有强的领导力真是不成。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对中国过去60多年的历史给出一个解释，前三十年领导力强但理念错了，所以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改革前25年有好的理念和一个比较强的领导力，所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后来的十年，改革进程之所以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是因为我们的理念倒退了。
现在人们老讲改革阻力，现在改革阻力确实很大，但我们不要以为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没有阻力，没有既得利益集团。任何体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没有既得利益集团，计划经济不可能维持那么久。改革前25年和我们现在最大的区别不是那时没有改革的阻力，也未必是现在的阻力比那时强大得多，而是那时改革动力比现在强得多，那时候从上到下有一批人以改革本身作为使命，他们没有那么多计算，现在不是这样了，都在等着别人改。
中国未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和领导力。正确的理念来自思想市场的竞争，只有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才能使我们走出错误理念的陷阱，为我们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观念。
人类历史上，我觉得有两个500年是创造思想、创造观念最重要的时期。这两个500年所创造的思想，就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
第一个500年就是在公元前的那500年，所谓“轴心时代”。大体来讲，也就是从孔子到耶稣那500多年。这500多年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包括孔子、老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释迦牟尼、耶稣，等等，都出现在那个时代。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奠定了整个后来的人类文明的基石。
第二个500年就是从公元14世纪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一直到公元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一般认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标志性人物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其实不光是法国，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如大卫·休谟，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都对启蒙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500年跟前一个500年不太一样。前一个500年的伟大的思想家想的是什么？当时天下大乱，人类面临的问题是怎么从“天下无道”变得“天下有道”，他们更多的强调是对人心的改造，无论是创造宗教，还是创造像儒家这样的道德哲学，目的都是为天下立道。第二个500年里，思想家们更多地强调的是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他们不再认为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必须接受神权的统治，而是认为每个人有自然的权利，自由和平等与生俱来，别人不可剥夺。在这个基础上，人类又要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启蒙思想家认识到，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我们能做到的是约束人的“行”。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我们用法治和民主的方式约束政府，所有的方式都是为了人的幸福，让人们相争而不相害。不仅不对别人形成伤害，而且给别人带来价值。比如说，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一个人如果想赚钱，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否则你不能赚钱。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人类的和谐和进步需要政府，但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宪政和民主的约束。当权者的权力是哪来的？过去说是上帝给的，也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或者如我们中国人说的统治者是“天子”，现在人们不再这样认为了。所有的统治权都来自人民的授予，也就是人民的同意。而且，所有的统治者和普通人一样，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怎么能够约束他恶的这一面？就是通过一整套的权力制衡体系，让一切权力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人民的监督。这就是法治和民主的含义。
第一个500年，东方和西方是一样的辉煌。但坦率地讲，第二个500年里，我们中国没有出现非常伟大的思想家，至少没有办法和西方出现的那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相比。到100多年前，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我们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开始了中国的启蒙运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其实五四之前我们中国人就开始了启蒙，包括自由、宪政、法治、民主思想的引进。很遗憾，五四之后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启蒙基本中断了。我们用“主义”代替了“启蒙”，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启蒙没有完成，我们做了一个夹生饭，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好多理念，我觉得还不如100年前。今天我们知识界的一些思想，也不如100年前知识界的那些思想。这也意味着，人类并不总是在进步，倒退是可能发生的，并且实际上也确实发生了。
三十多年前，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启蒙运动，但这个启蒙大致只持续了十年时间就停止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今天面临着与100多年前同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时代，这个时代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
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启蒙是一场思想和观念的变革。新的思想和观念最初总是由少数人提出来的，但只有当这些新的思想和观念变成多数人的共识的时候，真正的社会进步才会发生。
本书是我2012年出版的《什么改变中国》的续篇，传递的是我有关市场、自由、法治、民主的理念，有关人类进步和社会变革的理念。我把传播这些理念当作自己的学术使命，希望以此对中国的体制转型做出自己的贡献。
注：本文来源于《改革新启蒙》序言，若涉版权请联系我们。本文经过编者深度加工，转载、投稿及合作请联系13520557294。ps：点击文内任意图片阅读更多转型研究著作，点击先知书店带您进入有温度有态度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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