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 丨 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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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文/哈耶克<<<
均衡分析与社会match过match程match根本无关，而仅能作为研究主要问题前的有益的准备。
I
当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时，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在一些熟知的假设条件下，答案十分简单。如果我们拥有全部相关信息，如果我们能够从一组给定的消费者偏好出发，如果我们拥有可供使用的手段的全部知识，剩下的问题只是一个单纯的逻辑问题。也就是说，可供使用的手段的最优利用问题的答案就隐含在我们的假设之中。这个最优化问题的解必须满足的条件已经被研究得十分清楚，并且能够很好地用数学表达如下：简单说，这些条件是，任何两种物品或要素在所有不同的用途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相等。
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这并非社会面对的经济问题。为解决这个逻辑问题，我们发展了经济核算，向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迈出了重要一步，不过尚且没有为其提供一个解决办法。理由是，就整个社会来说，作为经济核算出发点的“数据”从来都不会是对于单个头脑来说是“给定的”。任何单个头脑不可能弄清楚这些数据的含义，而且这样的数据也无法如此“给定”。
合理经济秩序问题的特殊性恰恰取决于如下事实：我们必须利用有关我们的处境的知识，但这样的知识从来不会以集中或整体的形式存在，而是人们分散地特有的支离破碎，且常常相互矛盾的知识碎片。因此，社会经济问题并不仅仅是如何配置“给定的”资源——如果这里的“给定”指将其给予单个头脑来精心解决这些“数据”所界定的问题的话。社会经济问题更多地是如何确保社会的每个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得到最优使用，将其用于相对重要性仅仅为个人所知的目的。简单说，社会经济问题是任何单个人都不可能从整体上占有的知识的利用问题。
我担心，近期经济学理论的很多精炼，尤其是数学的大量使用，不但没有把这个基本问题的特征弄清楚，反而将其弄得含糊了。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想说明的问题是合理经济组织问题，但在我的论述中，我不得不一再指出其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我要给出的观点中很多是不同思路不谋而合的共同结论。不过，现在看来，这绝非偶然。在我看来，目前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很多争论都源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本质的误解。这一误解源于我们错误地把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发展起来的思维习惯用于研究社会现象。
II
在日常用语中，“计划”一词指可供我们利用的资源配置决策的合成体。就此而言，所有经济活动都是计划。而且，在很多人合作的社会中，无论计划由谁来做，计划都必须以知识为基础，而这些知识并非从一开始就给了计划制定者，而是给了其他人。这些知识必须以某种方式传递给计划制定者。对于要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来说，向人们传递计划所依据的知识所采用的不同方式才是关键问题。使最初分散在不同人中间的知识得到最优利用的方式问题，至少是主要经济政策问题之一，甚或是有效经济体制设计的主要问题之一。
与这个问题的回答密切联系着另一个问题是：由谁制定计划？所有关于“经济计划”的争论正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要争论的不是要不要做计划，而是由谁来做计划，是由一个权威为整个经济做计划，还是将计划分散到很多个人来做。在当前的争论中，计划特指中央计划，即指挥整个经济的统一计划。另一方面，竞争指众多个人做出的分散的计划。两者之间的中途站是有组织的行业计划，即垄断。这些体系中何者较为有效，主要取决于如下问题：在哪个体系中，我们能够指望现有知识将会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这进一步取决于以下两种做法中何者较为有望取得成功：一是把所有应该利用但最初分散在很多不同人中间的知识交给单一中央权威来处理；二是向个人传递一些额外知识，使人们能够做出相互协调的计划。
III
显然，关于不同种类的知识，人们有不同的立场。而且，问题的答案主要依赖于不同类型知识的相对重要性。有些知识比较有可能为特殊情况下的个人支配；也有一些知识应该被恰当地挑选出来的专家们组成的权威机构拥有。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后者居于较为有利地位，原因在于现在被称为科学知识的知识在人们心目中占据着十分显赫的位置，以至人们忘记了它并不是惟一有意义的知识。也许，单就科学知识而言，恰当地挑选出来的专家组最适合支配可供利用的最好知识，尽管这只不过把困难变成了挑选专家的问题。我要指出的是，即便假设这一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它也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的一部分。
今天，科学知识并不包括所有知识的说法会被当作异端邪说。但是，稍作反省，我们就会明白，毫无疑问，的确存在一类十分重要而无组织知识。按照公认的准则， 这些知识不可能被称为科学知识：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特殊境况的知识。就此而言，实际中每个人都比其他人有某种优势，因为他拥有特殊信息，这些信息也许有用， 但是只有在相关决策留给这个人来做或得到这个人的积极配合，这些信息才能得到利用。我们只需回忆的是，在任何一个职业中，在我们完成理论培训之后，我们的工作时间中有多么大一部分花费在细节性工作技能的学习啊！在所有生命旅途中，关于人、局部情形和特殊情况的知识是多么有价值的一笔财产啊！知道一台机器没有被充分利用并将其充分利用；为某个人的技能找到更好的用途；意识到剩余存货能够在供给中断期间得到利用——这些知识与更好的技术一样，是有用的社会知 识。船主谋生，靠的是充分利用其远洋轮船的运载能力；房地产经纪人的全部知识几乎总是关于瞬间出现的机会的知识；从事套利活动的人的收益来自商品价格的地区差异。这些人都发挥着十分有用的功能，凭借的是不为他人所知的、即刻飞逝的特殊情况的知识。
一个奇怪的事实是，这类知识却普遍不受重视。如果一个人凭借这类知识战胜了用理论或技术设备更好地武装起来的人，那么，他几乎总会落下不好的名声。从较好的通讯和运输知识中得到优势有时被认为不诚实，虽然对于社会来说这类机会的充分利用与最新科学发现的利用同样重要。这一偏见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待商业与生产的态度。自认为不受往日唯物主义谬论影响的经济学家，在谈到获得上述实用知识的活动时，也常常犯这个错误。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计划中，所有这类知识都假设“给定了”。今天，一个常见的观念是，所有这类知识应该是每个人都能够掌握的。而且，对现有经济秩序的不合理责难常常依据的一个事实是，这类知识并不那么可供利用。这一观点忽视了如下事实：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恰恰是如何使这类知识能够得到尽可能广泛的利用。
IV
如果说尽力贬低特殊情况知识的重要性是当今时尚，那么，与此密切联系着的则是人们不重视变化。事实上，“计划制定者”（常常隐含地）做出的假设所依据的观点和其反对者的观点之间的一个最严重分歧是，多么显著和频繁的变化才需要对生产计划进行重大调整。当然，如果详细的经济计划能够提前相当长时间做出，然后严格执行，那么，此后不再需要做出重大的经济决策，草拟综合计划以控制全部经济活动也就不是什么可怕的任务了。值得强调的是，经济问题总是且唯一地源于变化。只要事物继续像昨天那样，或至少它们像昨天所预期的那样，那么，就没有需要做出决策的新问题，没有必要制定新的计划。有人认为，变化或日常调整在今天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个信念隐含着的一个论点是，经济问题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变化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的信念的持有者还认为，经济事务的重要性已经因技术知识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而变成了次要的事情。不是吗？由于有了精心设计的现代生产设备，只是在需要建立新工厂和引进新的加工程序时才需要经济决策；一旦一座工厂建立起来，剩下的事情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是机械性的，由这个工厂的特点决定，很少留下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的调整余地。
我深知，这个被人们普遍赞同的信念并没有被商人的实践所证实。一个竞争行业就足以说明问题。在一个竞争行业中，抑制成本上升是一项需要不断努力奋斗的任务，占用了经理们很大一部分精力。一个无效率的经理很容易失去带来利润的微小差异。而且，更有可能的是，同样的技术设施有大不相同的成本。这些是商业活动中常有的事情，但在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中却很少提到。生产者和工程师们常常强烈希望不受货币成本干扰，这生动地说明了这些因素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中考虑的。
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倾向于忘记组成整幅经济图画的不断发生的小的变化。原因之一是他们越来越热衷于统计总量，而统计总量要比细节变量更具稳定性。然而，总量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像统计学家们偶尔所做的那样，用“大数定律”或随机变动的相互抵消来解释。要对付的因素的个数还没有大到偶然因素产生稳定性的程度。商品和服务流动的背后是蓄意的调整，是为了适应昨天不曾预计到的新情况而做出的重新部署，是A的失败导致B的乘机而入。甚至大规模和高度机械化工厂的持续运转也主要因为存在一种环境，使其能够获得各种意外必需品，其房顶上的瓦片、办公用的文具、成千上万种它自己不能生产的设备部件以及该工厂的运营所需要的方案，这些都要在市场上获取。
上面提到的知识是这样一类知识，就其本质来说，无法统计，从而无法以统计表的形式传递给中央权威。要得到中央权威所需要的统计数字，就必须略去事物之间的差异，把不同地点和质量的东西以某种方式汇总起来。因此，中央计划的基础是统计信息，而统计信息无法直接考虑时间和地点等特殊情况。所以，中央计划制定者将不得不找出某种办法，借助这些办法，把决策留给“在场的人”（"man on the spot" ）
V
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特殊情况下适应变化的迅速调整问题，那么，最终决策就必须留给熟悉这些情况的人。他们直接知道相关变化和应对这些变化时可直接使用的资源。我们不能指望这一问题以如下方式解决：首先把这类知识传递给中央计划部门，在结合所有知识之后再发布命令。我们只能以某种分散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这仅仅部分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把决策分散，因为惟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保证特殊情况的知识会及时得到利用。但是，"在场的人"不能仅仅依据有限的和隐情般的特殊情况知识来做出决策。还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向他传递另外一些信息，使其决策符合整个经济系统的变化。
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需要多少知识呢？在超出他的直接知识范围的那些事件中，何者与其决策直接有关呢？关于这些事件，他又需要知道多少呢？这个世界上的 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会影响到他本应做出的决策。不过，关于这些事件，他不必知道那么多，更不需要知道其所有后果。为什么在某一特殊时刻对某种尺寸的螺丝钉的需求相对增加了？为什么纸袋比帆布袋更容易获得？为什么一时较难以获得某类技术工人或特殊机械工具？对于他来说，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东西较其他东西的获得变得更为困难或容易的程度，或对他生产或使用的各种东西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变得更为急切或不那么急切了。重要的是他所关心的那些东西的相对重要性，改变这些东西的相对重要性的原因并不是他所感兴趣的，也与他本人所处情况中的那些具体事情无关。就此而论，至少用类推的方法，我所说的“经济核 算”恰好有助于我们领会这一问题如何能够借助价格体制而得到解决。事实上，这一问题也正在得到解决。担当管理职能的单个头脑，即便拥有小规模自给自足经济系统的所有数据，每当需要做出资源配置的小幅调整时，也无法明确地仔细审查可能受到影响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全部关系。纯粹选择逻辑的一个伟大贡献是，它证明了，这样一个头脑能够解决这类问题，而且为此他只需建立和不断利用等值率（“价值”相等或“边际替代率”相等），即赋予每一类稀缺资源一个数字指标，这个数字无法从那种东西所具有的性质中得出，但它反映或浓缩了其在整个“手段—目的”结构中的意义。在任何小的变化中，他都不得不仅仅考虑这些数量指标（或“价 值”），其中集中了所有相关信息。而且，通过逐个调整这些数量，他能够恰当地重新安排其部署，不需要从头开始解决整个难题，或者说在任一阶段都不需要立即 做出全面调查。
从根本上说，在相关知识分散在很多人中间的经济中，价格能够协调不同人的分散行动，其方式如同主观价值帮助一个人协调其计划的各个部分。让我们考虑价格体制发挥作用的一个简单和平凡的例子，以领悟它到底完成了什么任务。假设某种原材料，比如锡，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了新的用途，或者其供给来源之一消失了。对于我们来说，无所谓这两者之中何者使得锡变得更为稀缺了，而且重要的正是这个无所谓。锡的使用者仅仅需要知道，他们惯于使用的锡在别的地方有了更为有利的用途，从而他们必须节约锡的使用。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无需知道更为急迫的需要来自何地，或他们节省下来的锡被用于满足什么样的其他需要。如果他们中只有一部分人直接知道新的需求，并且把资源转移到那一需求；如果有人意识到由此造成的这个缺口要用其他资源来填补，其影响就会迅速扩散到整个经济 系统，受到影响的就不仅仅是锡的利用，还有锡的替代品、这些替代品的替代品、锡制品的供给、锡制品的替代品的供给等。完成这些替代的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整个市场做出这一系列调整，不是因为其中任何一个成员审视着各个领域，而是因为他们有限的个人视野充分地相互重叠着，以至信息通过很多媒介传递给全体成员。任何一种商品只有一个价格，或各地价格之间的关系由运输成本决定。这个事实给出的解也许是掌握了全部信息的单个头脑也能够给出的，但事实上这些信息是分散在这一过程中的所有相关人员中间的。
VI
要理解价值机制的真正功能，我们必须将其看作一个信息传递机制。当价格越来越具有刚性时，这个功能自然无法充分完成。（即使在牌价已经变得不易改变时，本会通过改变价格而起作用的因素也会通过合同中其他条款的变化而起作用。）这一体制的一个最为显著的事实是知识的节约使用（the economy of knowledge）。为了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单个参与者需要知道的事情是多么少啊！简单说，借助一类符号，传递的仅仅是最基本的信息，且仅仅传递给那些关心这些信息的人。把价格机制描述为变化的寄存器，或一个电子通讯系统，它使单个生产者只需要读少数指针的移动，就像一位工程师盯着少数几个刻度盘，调整其行为以适应变化，但关于这些变化，他所知道的永远也不会比价格的变动所反映出来的更多。这样的描述远不止一个比喻。当然，这些调整永远也不会像经济学家在其均衡分析中描述的那样“完美”。但是，我担心，我们处理这一问题的理论习惯，即假设每个人都有完美的信息，已经蒙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无法看到价 格机制的真正功能，使我们用相当错误的标准来判断其效率。一个奇迹是，在一种原材料的稀缺性一例中，没有人发布命令，只有少数人知道原因，要花费数月才能弄清楚身份的成千上万的人变得更为节约地使用这种材料或其产品，即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移动。即使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中，其中并非所有人的愿望都得到完美的实现，以至他们的利润率并不总是保持在同一或“正常”水平，这也足以称得上奇迹。我故意使用“奇迹”一词，为的是震撼读者，使其不再满足于把这一机制的发挥作用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相信，假如它是人类精心设计的结果，假如被价格变化引导的人理解其决策所具有的超出其直接目的的意义，这个机制堪称人类智力最伟大的成就。不幸的是，它不是人类设计的产品，受其引导的人通常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引导去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有些人叫嚣“有意识指导”；有些人无法相信没有设计（甚至不为人们理解）而发展起来的东西能够解决我们想解决而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些人应该铭记：问题恰恰是如何扩大资源利用的范围，使其超出任何单个头脑控制的范围；进而如何使有意识的控制变得没有必要，如何诱导人们做想要他做的事情而又无需告诉他们具体做什么。这里，我们遇到的问题并非经济学所独有，而与所有真正的社会现象有关，与语言、我们的大多数文化遗产有关，并真正组成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理论问题。正如阿尔佛雷德.怀特黑德（Alfred Whitehead）所说，“所有的习字簿和名人演讲中都一再重复的一个错误公理是，我们应该培养起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习惯。事情恰恰相反——文明进步靠的是增加我们不假思索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在社会领域，这一点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经常使用公式、符号和规则。我们并不知道其含义。通过使用它们，我们得到了个人并不拥有的知识的帮助。由于依赖习惯和制度，我们发展了这些习惯和制度。这些习惯和制度在各自的范围内得到了证实，它们反过来成了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文明的基础。
价格机制就是这些制度之一。人类偶然发现了它，还没有来得及理解它，就学会了利用它（虽然还远远谈不上学会了最好地利用它）。通过它，不仅劳动分工成为可能，以分散的知识为基础，资源的协调利用也成了可能。有些人嘲笑这一观点。含沙射影地歪曲这一观点，说这一观点断言，通过某种奇迹，最适合现代文明的制度自发地成长起来。与此相反：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我们的文明建立其上的劳动分工，是因为他偶然发现了一种使其成为可能的方法。假如他不曾这么做，他也许会发展起别的完全不同的文明，就像白蚁“国”，或别的难以想象的文明。我们能够说的是，还没有人成功地设计出另一种体制，使我们现有体制中的某些特征能够在其中得以保留，而这些特征是那些最激烈的反对者甚至都珍视的，尤其是个人能够选择自己的追求，并进而自由使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VII
幸运的是，在很多方面，关于价格体系对于复杂社会中理性计算的必要性，现在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两大阵营之间的争论。没有价格体系，我们就无法维护一个以广泛分工为基础的社会。25年前，当米塞斯第一次提出这个命题时，遭到了疯狂的嘲笑。今天，有些人仍然难以接受它，但困难已经不再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困难，这营造了一种比较利于合理讨论的氛围。当我们发现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说“没有市场关系的经济核算不可想象”时；当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教授许诺在未来的中央计划局的大理石大厅中为米塞斯教授竖立雕像时；当勒纳教授（Abba P. Lerner）重新发现斯密，并强调价格机制的基本作用在于引导个人在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增进社会利益时，这些分歧的确不能再被归于政治偏见。仍然存在的意见分歧显然应归于纯粹智力，尤其是方法上的差异。
最近，熊比特教授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的一项声明提供了用于说明方法论上的不同的一个例子。在遵循实证主义方法研究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中，熊比特是十分优秀的。对于他来说，这些现象就像给定的相互影响着的商品数量，它们是客观的，似乎丝毫没有人类的介入。正是以此为背景，我才能够说明如下（让我吃惊的）声明。熊比特教授认为，对于理论家来说，在缺乏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理性核算的可能性“来自如下基本命题：消费者在评价消费品的同时也根据行为本身（ipso facto）评价生产这些商品的手段。”照字面意义，这个陈述显然不正确。消费者并没有做这类事情。熊比特教授的“根据行为本身”大概指生产要素的评价隐含在或必然来自消费品评价。不过，这一说法也不正确。隐含是一个逻辑关系，只能用于断定同时展现给同一个大脑的命题。显然，生产要素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消费品的价值，还依赖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条件。只有对于一个同时掌握了全部这些事实的单个头脑来说，答案才会得自给定的事实。然而，实际问题恰恰源于这些事实永远也不会如此给予单个头脑，更何况，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中，要使用的知识是分散在很多人中间的。假如所有事实都是单个头脑知道的（有如我们假设的那样，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它们是给定的），那么，问题的解也就决定了。然而，证明了这一点，并没有解决经济核算问题。我们必须证明的是，仅仅拥有部分知识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给出一个解。假设所有知识都给予了单个头脑，就像我们假设的那样，这些知识对于我们经济学家来说是给定的，那么，问题也被假设掉了，忽视了现实世界中重要和有意义的事情。持有熊比特教授立场的经济学家将会掉进一个陷阱之中，这个陷阱是“数据”一词的含糊为粗心大意的人设下的。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它意味着，有方法方面的某种根本错误。这一方法惯于忽视我们必须对付的现象的一个基本部分：人类的知识难免是不完美的，从而一个不断传递和获得知识的过程是必要的。事实上，由联立方程组成的数理经济学之类方法的出发点是人类知识符合客观事实的假设，省去了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要解释的东西。我并不否认，均衡分析在我们的体系中的作用。但是，当它达到了误导我们最主要的思想家相信它所描述的情形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有直接意义的程度时，我们就不得不铭记，它根本没有研究社会过程，充其量是主要问题研究的有益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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