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清朝打赢甲午战争会怎样？丨刘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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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朝打赢甲午战争会怎样？
>>>文/刘仲敬<<<
某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比如说甲午战争。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中国经历了戊戌变法，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又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了日本，中国和世界会有怎样的命运？
于清朝而言，甲午战争在国际关系意义上算是一个转折点，尽管没有1860年和1900年的意义大，但长远影响可能更加致命。这一点，因为我们惯用的历史叙事体系出了点毛病，所以不大能显示出来。
从宏观角度看，可以说当时世界存在不只一种世界体系，欧洲的世界体系在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解构了教皇和皇帝在基督教世界最高权力以后，渐渐创造了民族国家实体概念，由民族国家实体比较平稳地组成一个没有确定权威的国际关系网络，取代了教皇和皇帝领导的基督教文明共同体这个有最高权力体系的概念。这个体系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扩散到全世界。
与此同时，大清承袭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国家或宇宙国家的体系，同时又加上满蒙部族联盟这个统治核心的特点。天下国家的根本特点是没有确定的行为主体，也没有确定的边界和主权。大体来讲，天下国家不是现在所谓的国家，而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文明体系，文明的成果从中心也就是所谓的首善之区到外环一步一步降落，最后一直降落到“化外之地”，就是完全野蛮的区域。各等级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和边界，但你始终可以感觉到文明程度和管制程度有一个不断跌落的过程，中枢对外环不仅要行使实际控制，更重要的是它要根据儒家道德上的权威确定自己的合法性，就是文治和德教的影响。
“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林则徐写给英国女王的“国书”。
首善之区就是京师，离皇恩最近，所以道德水平最高，皇帝作为天下领袖，道德是最高的，主要凭道德感召力量而不是凭他的赤裸裸的武力来迫使各地屈服。内环到外环的道德程度和管控能力都要相应削弱，最后的“化外之地”肯定是像没有长大的小孩一样，是完全不听话、捣乱的。这种情况下成年人必须得让着小孩，必要时还要拿糖果犒赏他，而不是真的要跟他打仗。不跟他打的原因不是因为成年人或绅士打不过小孩或流氓，而是一打就降低了文明程度，你要证明你是高度文明的人，不能直接这么对他。所以才会出现像雍正向越南割让土地，嘉庆对浩罕人许以贸易特权这些事。这些事与其说是中央政权在当时权力已经严重削弱，不如说是推德教的目的，文明人对待野蛮就是应该用这种办法。从实际角度来讲，给这些偏远穷困地区的蛮夷一点好处，也比大量征收十八省的赋税去打一场长距离的战争来得更便宜。所以这里面，理论和实际原因都是有的。
很多人觉得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很倒霉，但林则徐之所以倒霉，主要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丧权辱国，这种观念是错的。如果林承认英国跟清国是平行的国家，你肯定大逆不道，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英国这些人虽然是不懂中文而且是蛮夷，毫无疑问也是皇上的臣民，你说它是跟皇上独立的国家，就是大逆不道。割地赔款反倒不是，因为割地赔款是一种犒赏性行动，是教育小孩子懂得教化的贿赂性做法，而且在天下国家体系当中没有入侵这件事，因为没有在皇权之外存在着同等权力，只有叛乱，而且在天下国家体系中，叛乱跟武装上访没有明确区别，也就是说叛乱一方不是完全不对，负责主事问题的官员肯定要负一定责任，这是儒家教化和帝国体系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帝国体系如果维持不了，不是因为武力上出了问题，而是皇上丧失了道德号召力。比如说陕西发生民变，不能说乱民绝对没理，一定要追究主管官员的责任，陕甘总督和下属官员一定也负有一定责任。如果责任完全归于臣民，儒家的统治就变成赤裸裸暴政了，自身就会丧失合法性。为了维持合法性，主管官员和武装访民都必须承担责任。所以撤换林则徐非但不是丧权辱国，反而是皇帝遵守儒家教化和“宪法原则”的结果。因为英国人上访是到皇帝面前鸣冤告状，因为林总督没有公正对待他们，所以皇上在弄清是非曲直之前，一定要各打五十大板——道光当时就是这样的思维。
所以鸦片战争这件事从清廷和儒家士大夫角度来看，实际是这样的：皇帝出于怜悯江南人民和帝国人民，不愿意他们承受过大的战争苦难，同时也要怜悯英国人是野蛮的，像小孩子一样不懂事，让他们懂事一点还要假以时日，就给他们点好处让他们走了，大家都省事，这不是软弱，而是仁慈。
“师夷长技以制夷”，体现了天朝上国的矛盾心态
因此鸦片战争从宪法意义讲，对清廷主持国际体系没有丝毫影响，清廷仍然是东亚和内亚的国际体系主持者，而不是一个国家。欧洲的国际体系还没有扩大到东亚，但一旦这种礼仪的战争导致了总理衙门的成立，说明的是什么问题?说明欧洲的国际体系已开始进入东亚，清政府发现根据儒家文治的立场已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局面。但清廷有双面性，他在面对内地时仍然要坚持德教原则和文治原则，也就是说不能使用武力，或说不能过度使用武力，只能维持一个极小规模的政府和军队。当然，这样的政府军队只能发挥警察性的治安作用，而各邦各省之间也谈不上像现代意义上的单一政治学的一部分。但是在海上，清廷对英法愿意部分承认平等国家的原则，也就是说部分接受欧洲国际体系，这是很尴尬的状态，等于是清廷这个政治存在自身出现了角色上的矛盾。这个矛盾现在的中国人应该很容易理解——要和占据绝对优势的西方国家打交道，完全拒绝接受西方游戏规则和国际惯例，将会陷入极其被动甚至有亡国之祸的情况下，所以必须部分接受。但对内还是特殊国家，就陷入了两种游戏规则同时使用的尴尬状态，自身的认同和价值观都出现了严重分裂，这点对清廷后来的外交产生了极大影响。
等于说西方尤其是英国，对远东的做法是要贯彻西欧的国际体系，清国地位就降低为一个不听话或没有学好的学生。从西方特别是英国人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课业，是英国的课业，英国人要代表西方教会清国怎样作为普通国家在西方的游戏规则中生存，这种心态在李鸿章和威妥玛交涉的时候表现得很明显。威妥玛的意思：我们本来以为你们就像小学生已经长了几级，没想到你们突然倒退了，就好像小学生又突然降了级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李鸿章长期跟英国方面打交道，从英国人角度来看，他在清廷内部实现的有限改革和北洋舰队都是亲近西方话语的表征，说明清廷已经缓慢的改造自己，向一个负责任的国际体系成员的方向不断前进，这是值得欣慰的，值得奖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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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清政府在1860年到1894年这段时间内，和英国的关系是微妙的，双方都有一种优越感，英帝国觉得他自己是教师，而清政府也觉得自己是教师（至少假装是），要敷衍内部时这么说。因为他对付倭仁这些顽强的儒家保守派和来自内地的儒生的时候不能放弃他的儒家统治原则。他只可能说是我们儒家的统治哲学和天下国家的世界体系是绝对正确的，现在只不过迫于革命形势，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暂时敷衍一下西方的蛮夷，我们大清毕竟是最高尚的。只有这样他才能说服内地的保守派（包括满族亲贵），来允许它进行有限改革。因此它加入国际体系是半心半意的，这个强大的集团是隐性的，没有出现李鸿章这样杰出的首领，实际上他们的权势要比李鸿章这方面要强大得多。而英国这一方面过高的估计了李鸿章这一系在清廷体制内的影响力，觉得他们的课业很快就会成功，因此在外交上往往比较袒护清政府。从朝鲜问题就可以看出来，朝鲜是东亚天下国家秩序和西方国际秩序体系交火的一个焦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廷很尴尬的处境。照李鸿章那套办法，等于是运用西方的游戏规则来保护朝鲜，最好的办法就是促使朝鲜维持一种在列强之间的等距离外交，让任何方面都不要单独和它接触，使清廷不要承担过大的责任。如果按照李鸿章这种外交方法去进行的话，甲午战争也许不会爆发，也许会形成一种比利时式做法，俄国、中国、日本对朝鲜的永久中立作为担保，但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清廷内部有强烈的声音说疏远的外藩我们本来就不在乎，但朝鲜不是，朝鲜是关系密切的内藩，我们如果再也维护不了大清的权威的话，那实在是说不过去，何况李鸿章改革了这么多年，你也该有点成绩了，不能光说空话，在这个地方不表现出来，我们凭什么继续支持你搞下去?
甲午赔款总额约4000万英镑。完成金本位的货币改革之后，日本真正走向“富国强兵”。图为日本金币。
这两种政策相互冲突，李鸿章早已看出必定会导致中日矛盾激化，但也没什么办法。他只是清廷中一个派系，同时他也要对外装逼，至少要在英国面前表示我这一派能左右朝廷，英国人才会听他的话，外交才可能搞得顺利。所以中英外交和清廷内部的矛盾等于在双重欺骗下进行，就好像两对夫妇，我的丈夫在跟你的妻子通奸，你的丈夫也在跟我的妻子通奸，但彼此都不知道，都以为回到家里还能维持骗局。这种关系非常脆弱，只要四个人同时碰了头，这两个家庭就会陷入可怕的厮杀之中。长远看来，既然情况已发展到这一步，这种事情早晚会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最后清政府非得做一个选择，到底做国际社会普通一员，还是要做东亚和内亚国际体系主人?长远来看，甲午战争是这场矛盾的总爆发。这样的情况，可以拿19世纪的美国做个类比，19世纪末的美国有点像现在的瑞典，它是一个不参战的角色，但它要表示它是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国，根据国际惯例来办事，而实际上它不支持任何一方，也不肯自己去参战或付出实际代价。它在朝鲜问题上想支持朝鲜独立，在当时的结骨眼上，支持朝鲜独立实际上就是在支持朝鲜的开放和朝日联盟，因为清政府对朝鲜的统治是绝对的，而朝鲜的独立派只能通过跟日本联盟来实现他们的期望。所以美国的立场表面看来是坚持原则，坚持各国平等，清国应该跟朝鲜、日本平等，实际上就是支持了朝鲜内部的反对派和日本联盟。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国在朝鲜政策已严重偏离了李鸿章所制定的那种平衡政策。这件事情当中，袁世凯可以说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太急于表现自己的功名，想利用清国当时积累下来的实力在朝鲜好好表现一下，证明他是一个干才，其实李鸿章也承认他是一个干才，后来一直想保护他，但可以说袁世凯在当时采取的行动客观上刺激了日本积极采取行动，结果把李鸿章拖进了一条他不愿意承担也没有能力承担的痛苦道路，李鸿章保护袁世凯，袁世凯却并不想保护李鸿章，后来袁世凯跟国民党的关系也是一样的，这一点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特点。
甲午战争中被朝鲜俘虏的清朝士兵
从当时情况看，清国要想支持李鸿章的路线，做一个亲英的好学生，其实有很多机会，真正理解国际秩序的话，第一个加入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实现亲英友好关系，可以取得对东亚其他国家的优势和领导地位。这一点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例如左宗棠征西和内地平叛，我们考虑一下，如果没有英国和国际财团是做不到的，如果都像明朝官员那样皇上只能依靠自己前去平叛的话那不得了，打这些战争是要花巨款的，这些钱从哪儿来?只能征三饷，向老百姓要，于是仅仅是为了征税这件事情就迫使地方乡绅和百姓加入叛乱，最后很可能征税征得越多，叛乱规模越扩大，最后清朝皇帝就像崇祯一样吊死煤山。但清帝现在没必要这么做了，因为他既然加入条约体系，就可以利用国际金融体系，平叛战争包括在新疆的战争和最后的捻军和太平天国平叛都是依靠国际贷款维持的，没有条约体系支持，他得不到这笔钱。那么明末的状况很可能会出现。用现在的话说，清国也是加入国际体系一个局部受益者，想享受这种优越性的话还有很多机会，如果迅速加强亲英关系，实际可以变成英国在东方的主要代理人，北洋舰队本身就是培养清英关系很好的催化剂，因为有北洋舰队存在，大量雇佣英国，英国完全可以指望清政府在远东维持它的利益，因为英国的基本利益就是尽可能发展自由贸易，同时避免直接统治。对英国人来说，直接统治是要花英国人的钱，流英国人的血的，英国人只要能够培养自由贸易，宁愿让别人去统治，别人去流血，而坐享自由贸易红利，只要实行了自由贸易肯定对英国人有利，多派兵、多流血对他而言很无谓。而清国方面的立场，不在乎自由贸易，在乎领土和统治权，它如果愿意对英国实行自由贸易，实行密切外交和军事合作，英国人并不介意清国统治哪些地方，统治朝鲜实际也没有关系，维持十八省和内亚的统一对英国也没有关系，这都是帮英国人省钱的做法。但清国当时没有认清这一点，日本却认清了这一点。
1885年前后是清帝国“中兴”的全盛时期。图为北洋海师镇远舰。
日本争取英日同盟哪怕是稍微的机会都是极其急切、主动的，而清国只是被动的，英国人到清国来时是采取主动送货上门的做法，但只有李鸿章一系愿意接待。而日本人在根本没有资格跟英国结盟时就已经主动派出代表团跑到英国，对英国朝野上下甚至是民间的知识分子都恭恭敬敬送帖子、拜门生，表现很愿意加入的样子，这种态度比清国积极得多。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时，英国仍然对日本派的人员相当冷淡，具体就表现在朝鲜问题上，他们觉得清国已占领了朝鲜，可以阻挡俄国南下，而日本能不能做到不确定，所以很现实的支持清国占领朝鲜作为阻止俄国南下的手段，而日本暂时先靠边站。
战争刚刚爆发时，以前在北洋舰队干过的琅威利、海关的赫德这群人都表示清国应该能赢，英国舆论中间支持清方的舆论相当多，这当然不是纯粹无私的举动，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赫德作为身兼二任的官员，既是清国人又是英国人，他自身的利益就代表了加强亲英关系政治派系，琅威利也是属于这个派系，尽管他跟李鸿章不和，还是希望能够把清朝培养成一个合格的代理人。就当时清国现实利益来说，他如果这么做了以后，不一定会输给日本，但是由于李鸿章在清廷内部没有英国人想象那么强，也由于满蒙的亲贵在内亚利益实在太强大，主要是由于清国内部的原因，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被白白浪费了。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是一般的失败，军事上讲，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很小的，并不伤筋动骨，比起太平天国之乱造成上亿人口损失来说，这场战争非常文明，按说完全承受得起。但历史问题不能只看一时，凡尔登大战死了几十万人，但意义还没有攻占冬宫来得重要，攻占冬宫那次战役中间，其实列宁和克伦斯基双方的损失都非常少，但严重影响了历史路径。有些战役死的人很多，但没怎么影响历史路径，有些战役死的人很少，但改变了历史轨迹。所以甲午战争这件事情，意义不在于当时死了几个人，也不在于赔了点钱，从长期来看，这点钱其实无所谓，关键在于它把日本推上了它渴望已久的地位，清政府方面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丧失了什么，它丧失的是机会。如果你丧失的是具体的钱和人，你知道你死了多少人，亏了多少钱，但丧失了机会时，如果知识结构不完整，很可能意识不到。对于人或国家来说，无形的机会才是最宝贵的，丧失机会造成的损失远比丧失钱或具体物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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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目标非常明确，英国人也知道他在干什么，英国人的目的是要阻止俄国过度扩张，维持远东的实力均衡。如果清政府表现得很争气，能够替它做到这一点，它会继续扶持清政府，一旦清政府表现出完全不能胜任这个角色，它自然要非常现实的做出决定。能够胜任这个角色的只有日本，没有甲午战争就没有英日同盟，没有英日同盟就不会有满洲问题和东北问题，没有满洲问题和东北问题和日俄战争造成的结果，根本不会有中日战争，没有中日战争......就不会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境地。清政府在晚期时就面临这个尴尬处境：因为要在国内体系中维持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必须坚持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就算不比西方体系强多少至少也平起平坐，但又完全清楚如果坚持这一套，不可避免要走上对抗的道路，会毫无疑问促使国内体系陷入崩溃。
内政和外交是联合在一起的，随着甲午战争那场危机，日本人得到了他渴望已久的地位，一下子加入了西方国际体系，等于坐上了顺风车，而清政府本来是站在车门口，有机会上又不肯上，被这辆车甩到地上。如果你在地上玩，人家是车上，无论如何都会输，这就不是你政策英明不英明或别人好不好的问题，实际是由轨道决定的，你只要在正确和有利的轨道上，即使你自己不行，只要向左邻右舍看看他们怎么做的，跟着他们走你差不多就能赢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跟着他们。就像你的船水位在上涨，你站在船上，水涨自然就会船高，日本当时就处在这样的位置，而清国很不幸的处在一种水落自然船低的地位，即使个别人比日本优秀，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位于日本皇宫的“振天府”，用于保存甲午战利品和阵亡者名簿
李鸿章谈判时，伊藤博文曾说过，你手中有这么多人才，怎么还会这样。李鸿章说我手中的人不成体系。其实这不是主要原因，关键在于李鸿章和他手下所有的人才，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所有的人才都上了一条错误的船，走在一条错误的路线上。这个错误就比如说苏联的航天飞机科学家不比美国同类科学家差劲，论个人水平双方差不多，某些科学家可能比美国更行，但既然苏联不行，那些科学家就全完蛋了，只能跑到美国去在美国科学院给人家当看门人。因为你的船走上了一条没有出路的道路，这条没有出路的道路从根本上讲就是清室无法割舍他自身维持的那个国际体系的结果，这一点不单单是清室自己的昏聩，应该说维持这种体系，在清廷内部应该是一个占据主流地位的舆论，清政府如果根据李鸿章的思路进行改革的话，反倒是非常不得人心、不得军心的。
按照这个框架来分析，甲午战争应该无法避免，清国本身的沦落也无法避免。任何继承清室的政权如果始终在维持亚洲内部的帝国地位和加入国际社会之间犹豫不定，多半也会陷入类似窘境，也许会得到具体利益，但毫无疑问会失去更大的机会，与国际社会主流渐行渐远，仅仅这个势头给它造成的损失，就要超过任何一场战争造成的损失。这个意思没有廓清前，谈论直接问题没有用，我们可以说如果采取了某些更优秀的政策，也许某一场战役我们能够打赢甚至我们能够打赢甲午战争，但这没有用，如果打赢了甲午战争，清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内部肯定会形成这种结论：韬光养晦结束了，大清毕竟还是最正确的，我们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西方那套行不通，李鸿章那一派马上就要行不通了，你不过是依靠这一套跟西方妥协的东西，只是权宜之计，是靠边站的；大清很快就要恢复乾隆时候的盛世，恢复这个盛世的重大表现之一，就是我们要向藩属国恢复我们一度丧失的权威，让他们知道天下还是我大清的天下。这会发生什么呢?虽然日本打败了，英国人看到远东出现这样一个新的威胁，比南下的俄罗斯更大的威胁，他会做什么?根据现实政治原则，他肯定要扶持失败的日本，肯定要扶持看来已经降低为第二威胁的俄国，联合来对付新崛起的极其危险的清国。这种情况下清国将不可避免遭受第二次而且更加悲惨的失败，在这次失败中可能会遭受肢解。历史主要是个路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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