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弯树枝的反弹”：狂飙突进的民族主义丨马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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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弯树枝的反弹”
——狂飙突进的民族主义
>>>文/马立诚<<<
在今天的中国，处处都有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然而这样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是否存在实质的精神内涵呢？爱国者们一直引以为傲的“中华民族”，又是源自何处呢？推荐马立诚老师的一篇文章，供您参考。PS:如喜欢马立诚老师的文章，欢迎点击任一图片购买马老师亲笔签名书，支持好思想传播。
我手里有两个黄色的棉布钱包，是在北京最热闹的旅游景点——什刹海酒吧街的摊上买的。一个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一个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生产这样的商品，是为了刺激眼球赚钱。不知别的国家是否出售这种商品，印象中没有。这两个钱包，给下面几位学者的话作了生动注脚。
许纪霖在2010年8月号的《读书》杂志上说，最近10年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狂飙，从反西方与反启蒙出发，发展为崇拜国家的政治保守主义。
资中筠在2010年7月5日的《经济观察报》上说，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以国家主义牺牲国民福祉满足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主义。
徐友渔在2010年7月号的《领导文萃》杂志上说，民族主义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最为喧嚣的声音。一些人打着“爱国”旗号坑蒙拐骗恣意妄为，鼓吹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作秀、捞钱和升官的伎俩。民族主义的各种口号，没有独立的、内在的、与中国人民真正利益相关的价值。
2010年9月18日，《新京报》发表易中天与李泽厚关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话，两位直接提出中国已经出现纳粹思潮，应当警惕。李泽厚说：“中国龙主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旦和民粹主义结合，就非常危险，它将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厉行专*制。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易中天说：现在要是有人提出和日本、美国干一仗，他们都群情激昂，都愿意。
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两大阵营划分世界的格局寿终正寝，两大阵营各自坚持的意识形态丧失了理论和实践意义。当代世界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是全球化加速，民族和国家的界限逐渐消融（如欧盟）；二是民族主义趁势而起，呼啸登台。
德国学者梅志尼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说：“民族必须具备的条件应该是一种自然特性，这种自然特性从血缘中产生。”民族主义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他性族际情感，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特点，而且缺乏价值内核。民族主义有如万花筒，旋转一次，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象。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它是一种思想化合剂，发挥凝聚整合功能，抵御外辱，保卫本民族的正当权益；有时，它又变成海洛因，使吸食者陷入梦想般的狂热之中，导致分裂、战乱和倒退。正如王逸舟所说：“它还可以有多种变形，一切视具体的条件和场合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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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用英国学者盖尔纳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的地理边界与国家的边界要互相重叠。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族一国。
庞大的苏联分为15个国家，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又要求独立建国。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独立。加拿大魁北克省法兰西民族后裔要求独立，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族要求独立，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族要求独立，斯里兰卡北部泰米尔族要求独立……这些诉求都是基于一族一国的原则。毋庸置疑，这个趋势对我国也造成了威胁。就此来看，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同时也在刺激少数民族一族一国的政治诉求。
为取得民族独立，车臣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爆发两场惨烈的战争
我国宪法的序言是这样使用民族主义概念的：“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显然，这里是从批评的角度使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
英国学者伯林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发炎红肿”状态，导致民族主义发生的通常是创伤感和耻辱感。民族主义常常是一种受自卑感折磨的人的过度反应，类似压弯的树枝反弹（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249页）。“对自己实有的或是想象的美德的夸大，而对别人的荣誉、快乐和成功则充满了怨恨和敌意。实际上，18世纪的德国人对于西方人（尤其是法国人）的感觉，就具有这一特征。”
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说，自16世纪至今，先后在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发育兴起并遍及世界的民族主义，在演进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16世纪在英国兴起时，民族主义原本是一场全体人民把权力从皇室夺回到大众所有的运动。最初的民族主义高扬的是“主权在民”原则，人民不再是低微的奴才，而是整体提升为享有权利的公民。这样一个民族的范围由国家疆域确定，包含全体人民，不分肤色语言，人人平等，而且强调个体主义。格林菲尔德把这种原生态的民族主义概括为基于自由主义-个体主义原则之上的“公民民族主义”。
可是，民族主义一路周游下来，发生了变化。除美国继承了英国那种个体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外，在德、俄等国，民族主义逐渐丧失了个体主义原则，转变为集体主义原则。人民变成空洞的概念，个人的选择自由和批判精神消失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丧失了曾有过的血肉联系和等同关系。民族主义转变为威权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领袖高度专制，一切强调服从。只要打出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无论是践踏人权、煽动仇恨、铲除异己，还是策划分裂、杀人放火甚至发动战争，都是“天然正确”、不容置疑和批判的。这一点，二战之前德国民族主义膨胀很能说明问题。
德国在巴黎和会饱受宰割与屈辱，为希特勒的上台和开战埋下伏笔
格林菲尔德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诠释上述学者对民族主义崛起的担忧。
还有一条，16世纪的英国以国家疆域来确定民族界限，后来逐渐转变为以血缘、语言来确定民族界限。这样就出现了不与国家边界重叠的民族边界，从而导致了忠诚于本民族和忠诚于国家之间的冲突，使人类陷入了困境。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民族主义，他们赞成全球范围的阶级斗争。《GCD宣言》说：“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工人没有祖国”。
在我国，民族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民”和“族”两个字在古代文献中都有，但一般指百姓和宗族，没有近代的民族意义，二期两国自没有结合起来使用。谈到民族问题时，常用“蛮”“夷”“洋人”等词。“民族”一词最早是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东籍月旦》一文时，从日文直接引进的。1903年，梁启超又从德国学者布伦奇里那里引进了民族定义：同居一地，同一血统，同其肢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这个定义，在很长时间里被中国学界使用。
“中华”一词由康有为创造，“民族”一词由梁启超从日语引进
清末，梁启超在同革命派论战时，反对排满，主张满汉一家。他从这个概念出发，又提出汉满蒙回藏各族合为一个大民族。康有为建议给这个大民族共同体命名为“中华”。康有为说，我国“自古皆称中国。今东西国称我皆曰支那……或即中华之转（音）也。今定国号，固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自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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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编选自马立诚《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第六章《压弯的树枝：狂飙突进的民族主义》（P156～P160），原标题为“一把双刃剑”，推送时由小编做了技术处理。千字文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目前正公开约稿，并招募优秀的作者和内容编辑，欢迎您自荐或荐才，转载、投稿及合作请联系13520557294。ps：点击文内任一图片都可以带您进入有温度有态度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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