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绝不只是“平庸的恶”丨王佳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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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绝不只是“平庸的恶”
>>>文/王佳鹏<<<
希特勒被称为“刽子手”，因为他主导了针对600多万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但是我们不妨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就算希特勒每天杀一个，要杀多少万年？那些声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的人，那些本身就是受害者的施暴者，究竟有多少无辜的成分呢？汉娜·阿伦特在采访了纳粹的审判之后，提出了“平庸的恶”——平庸人的恶无限累加，造成了空前的反人类罪行。这是一篇沉重的文章，希望引起诸位深思。或许文中列举的纳粹罪行让你不忍看到结尾，但结尾有我们为您精心挑选的，从多个视角反思纳粹灾难的经典好书（绝版书），供您阅读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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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原本只是波兰的一个安静的小镇，但它却在二战中成为比正面战场还要残忍和惨烈的“杀人工厂”。1940年4月27日，纳粹德国开始在这个作为铁路交通枢纽的小镇上建造最大的集中营。其最初的目的主要是关押波兰政治犯和消灭苏联战俘，但1942年1月20日纳粹在万湖会议上通过的“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则使这里成为犹太人的“屠宰场”。1945年1月27日，苏军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一人类浩劫才开始进入大众视野。据估计约有110万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其中超过九成都是犹太人。从此，奥斯维辛成为大屠杀的代名词，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悲恸之地。
二战结束后，跟种族屠杀有关的纳粹官员先后受到审判，尤其是负责犹太屠杀的艾希曼。1961年，以色列特工将藏身南美的艾希曼绑回，让其接受审判。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跟踪报道了这一事件，正是在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和分析中，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概念。她认为，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和邪恶之所以得到实施，是像艾希曼这样的人都只是简单地执行命令或法律，但却缺乏对于自身行为及其后果的深入反思。其实，在大屠杀的执行队伍中，不只有纳粹军人，还有那些表现积极的犹太人、波兰人等非纳粹军人。因而，“平庸之恶”不是某类人的问题，而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现代性问题。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这本书或这份报告中，尽管我们也可以看到“平庸之恶”，看到阿甘本所谓的“赤裸生命”，但皮莱茨基则更详细记录和描述了他和战友们在奥斯维辛中有组织的秘密抵抗活动。他们以实际行动告诉世人，奥斯维辛不只有只知服从不知责任的机械执行者，也有将囚犯组织起来进行勇敢抵抗的英雄；奥斯维辛的囚犯中，不只有充满怯懦和恐惧的群氓，也有充满勇敢和意志的反抗者；奥斯维辛不只有为了生存而人吃人的动物行为，也有分享食物、救助他人、死守秘密的正直作为；总之，奥斯维辛不只有平庸之恶，也有伟大之善。
受害者的头发，通常会被纳粹用来织布
要总结概括这本书中的内容并不困难，可是，这样做却很可能让我们丧失对于细节的理解和体会，很难获得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过的感受。皮莱茨基写道，“进去的人几乎可以宣告死亡，侥幸离开的人说是重生也不为过。”加尔林斯基则在该书导言中指出，皮莱茨基似乎持有“一种神秘的、索尔仁尼琴式的信仰，那就是只有呆过劳动营的人，才真的了解生命身处的意义。”因此，本文将着重分析“考波什”、“活死人”和以皮莱茨基为代表的反抗者这三类奥斯维辛人的生活境况，并引用大量原文，以尽力凸显出只有在奥斯维辛呆过的人才真正了解的生命意义。
奥斯维辛的日常运作：作为野兽的“考波什”
集中营的管理者包括党卫军和由囚犯构成的监督员或“考波什”，党卫军主要是进行总体管理和安全防卫工作，并居住在集中营外的军营和城镇里。集中营的监督员则清一色都是囚犯，起初只有德国囚犯，后来逐渐增加了其它国家的囚犯。但集中营监督员在党卫军面前什么都不是，他们大多数都只是通过残暴和尸体数量向党卫军邀功，“杀得愈多，人家就愈瞧得起你”。最初的两个“囚犯头子”是集中营的最高权威，他们是波兰囚犯，肆意杀人，十分残忍，被称为“手执棍棒的虐待狂”。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有少数监督员只是在德国囚犯或党卫军的威逼下才会杀害和殴打囚犯。
受害者的假肢。进入毒气室的人被告知，洗澡后会获得一份工作
一进入奥斯维辛，这些作为监督员的囚犯便给皮莱茨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铁丝网围墙内宽广的检阅场上，我们看见的是另一幅景象。探照灯照着每个地方，诡异的折射光线在我们身上游移着。我们可以看见类似人类的生物，但这些生物的行为似乎更像是野兽（我绝对看到了动物，我们的语言无法形容这种生物）。他们穿着奇怪的条纹衣服，就像我们在兴格监狱的影片中看到的人一样，在闪烁的灯光下，他们的彩色带子上别着看似勋章的东西，他们手里拿着棍棒，一边狂笑一边攻击我们的同志，他们朝着头部猛打，将他们打倒在地之后，又朝肾脏与其他脆弱的部分猛踢，连人带靴调到他们的胸部和肚子上，一边咯咯笑一边把人打死。”这群“半人类”便是考波什（Kapos），也即集中营中因表现良好而担任监督员的犯人。比如血腥的阿罗伊茨，他是一个德国囚犯兼监督员，他不断毒打和折磨人，每天都会杀死几个人。再如刑罚营有一个被称为“扼杀者”的犹太人，他专门对犹太人行刑，每日的配额是至少12人，其行刑方式极为残忍。
正如皮莱茨基所言，集中营就像个巨大的磨坊，“这座巨大的‘磨坊’不断把人磨成粉末，或者，如果你比较喜欢说这是一台‘蒸汽压路机’也行，它把前面的所有人压得粉碎，它持续绕着同一根轴心旋转，而这根轴心的名字叫做——毁灭。”那些考波什便是拉着集中营这个磨坊运转起来的驴，他们的任务是监督和折磨其它囚犯。来到这里的人，不是一进来就被立即处死（最初是枪毙后来是毒气室），如教士、法官、律师等知识分子和“不适宜劳动者”，便是留下来慢慢被折磨致死，他们很快就会成为“行尸走肉、半死不活之人”。
囚犯的住处，很多人冻死在这里
考波什折磨囚犯的方式多种多样，如繁重而徒劳的劳动、上厕所的时间限制、取食物时的紧张混乱、身体的清洁、床铺的平整、队列的整齐等等；倘若有一点不对，就会遭到监督员的毒打和杀戮。晚上，囚犯们还要跟虱子做斗争，极多的虱子会把人折磨死，如皮莱茨基写道，“一个已经丧失意识的老囚犯就躺在我身边，我永远忘不了他的脸，他的脸离我只有几十厘米，但脸上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虱子，它们已经钻进皮肤里”。
在诸多折磨方式中，考波什监督下的劳动具有最为重要的折磨意义。除了一些技术性工作外，劳动经常是徒劳的，劳动的目的主要是耗尽他们的体力和精力，比如将砂石运过来再运回去。这一点在集中营大门上牌子上已经写明：“劳动使人自由”，皮莱茨基后来才认识到了这一牌子的意涵：“的确……劳动让你自由……让你能脱离集中营……脱离意识……就像我那一两次体验一样……让灵魂脱离身体……把身体送往——火葬场。”因而他必须靠顽强的意志忍受住身体上的痛苦，他甚至认为自己“产生了分裂的人格，当肉体遭受折磨时，有时心灵反而感到异常亢奋，而且这种感觉极为真实。”
曾经昼夜不息的焚尸炉
其实，这些残忍的“考波什”也并不能幸免于难，他们也经常会遭到杀害。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和行刑者，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被迫杀人的人，也即阿甘本在《奥斯维辛的剩余》一书中所谓的“无罪杀人者”。谴责他们的残忍是最轻率的对待方式，他们的残忍实际上体现了最为严酷的人性与道德困境。
集中营囚犯的艰难抉择：做“动物”还是“人”
为了在残酷的集中营中尽量延长自己的活命时间，除了作为监督者或“考波什”的囚犯之外，很多其他囚犯也都陷入了动物化的非人状态。他们会趁着有人被毒打的机会偷懒休息，“就是在这种时刻，当前面有人被杀时，与真正的动物没有两样，人们会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让自己劳累的肺部深吸一口气，让急促跳动的心脏舒缓下来。”有囚犯会因逃跑者的连累而揍他，因为如果有人逃跑，所有囚徒都要受到“惩罚检阅”，往往是在恶劣的雨雪天气中长久地站立，这常常会使很多长期辛苦劳动而身体虚弱的人在寒冷中死去。“其中一名恶棍气愤工作时间因这些人而延长，他在暴怒之下拿着一根细木板往某个逃亡者背部插进去，穿过了他的肾与胃。死者被四个恶鬼抬回营区，全身淤青，面容扭曲，早已没了意识。”甚至于，那些被关进地牢或“黑洞”中的人，会为了挤到门缝边去呼吸一点空气而互相搏杀，也“有人会从放在外头的尸体上切几块肉下来吃”。
受害者的眼镜
处于这种非人状态中的人都是动物般的“活死人”或“半死不活之人”，用集中营中的术语来说是“穆斯林”。每个囚犯都被剥夺了一切身份、地位和道德，成为阿甘本所谓的“赤裸生命”，犹如最为低贱的生物“虱子”。在这里，原先的正常感受都颠倒或混乱了，“我们的法律与秩序概念，我们对正常的感受，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这里全荡然无存。过去的一切全终止了。我们的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心灵一下子被扯个粉碎。”这种非人状态不禁令皮莱茨基对什么是人这一问题感到疑惑，他反问道：“我们都是……人吗？那些走在花丛中的，与那些毒气室走去的，都同样是人吗？那些手中的枪支上了刺刀，走在我们旁边的家伙……与我们——数年来一直遭受诅咒的不幸者，都同样是人吗？”
尽管有很多人为了生存而选择了堕落和沉沦，但是仍然有人坚守着人之所以为人的底限和崇高，比如一位年老的神父替一名年轻犯人受死。皮莱茨基写道，“集中营是性格的试炼场。有些人跌进了道德泥淖。有些人洁身自爱，坚守原则。我们被锐利的工具雕琢着，它的刀刃划进我们的身体，令人疼痛不堪，但在我们的灵魂里，它却遭到了耕耘的田地……。每个人最终都会经历这段转变的过程。”因此，作为信仰坚定和意志顽强的人而非动物，皮莱茨基对于这种非人状态中的“活死人”深感鄙夷。他说，“是的，我们现在产生了一种强大的鄙夷感，对于那些也能勉强称之为人的人感到轻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于人性的坚强感到敬佩，有些人强大到能够有灵魂，能拥有不朽的存在。”
丹麦告密者Grethe Bartram，战后被判死缓，近日才去世，终年92岁
可是，无论是猛兽般的“考波什”，还是虱子般的“活死人”，它们虽然以牺牲他人的方式暂时延长了自己生物性的生命，但却并不能完全避免自我的道德拷问，尤其是对于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因而皮莱茨基所鄙夷的那些人，在有幸生存下来后也很鄙夷自己。正如普里莫·莱维在《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一书中所论述的，那些在集中营靠“犯罪”和“不道德”而幸存下来的人，哪怕因没有让给他人一点食物而导致其死亡，都会感到强烈的愧疚和耻辱，甚至有人不得不靠自杀来获得救赎。
皮莱茨基与他的“军事组织联盟”
本书的作者波兰陆军上尉维托尔德·皮莱茨基（Witold Pilecki，1901-1948）是唯一一名自愿被捕的集中营囚犯，也是其中最为坚强和善良的人，是奥斯维辛地下组织“军事组织联盟”的建立者。他从1940年9月自愿被捕到1943年4月逃脱为止，在奥斯维辛呆了两年七个月。他不仅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和逃脱了出来，而且还努力帮助其他囚犯，在集中营中建立地下组织。他甚至还担心家人将其赎出去，因为他没有前科，只是在街头被捕的。
皮莱茨基以五人小组的形式建立其组织，但每个小组不知道其他小组的存在，独立运作，不断扩充。直到最后，才有小组发现彼此有交集。他指出，“被带来此地的人已经产生一种群众心理，大家看起来就像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羊。我寻思着如何鼓动这群人，让他们往前走。”但集中营的残酷生活让囚犯们放下了彼此的党派成见，正如皮莱茨基所言，“我们必须每天让波兰人看到成堆的波兰人尸体，才能让波兰人捐弃前嫌，抛开过去在现实世界里抱持的敌对态度，认真面对眼前这个真正的现实：达成共识，并且组成联合阵线，对抗彼此共同的敌人。”
T4护士团成员、女刽子手伊尔玛·格蕾泽，战后被处以绞刑
他选择那些勇敢而有担当的人担任各小组的负责人，他认为，“过去是什么样的人物，这跟现在毫无关系。重要的是让‘真正的男人’担任领袖，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不是以头衔来领导属下，因为没有人知道你的头衔；他必须守口如瓶，而且在重要时刻激励他人；他必须勇敢，让属下愿意追随他。他不只要勇敢，还必须有杰出的内在力量和足智多谋。”
到1942年初，其组织已经渗透或“接管”了奥斯维辛中的每个工作小队，只有一个尚未突破。后来扩展为四个营，以某座楼或某层楼为一营。其组织的主要任务有三项：获得外界消息和额外补给品，并将其分给成员，以提振士气；将集中营中的报告和情报送出去；为武装起义做准备。短期任务则是帮助囚犯面对可怕的环境，尤其是食物和衣物的补给，把病人送到医院，调换轻松点的工作等。此外，该组织还以暴制暴地对抗集中营当局，如“考波什”或监督者、党卫军、密报者经常会遭到集中营囚犯的秘密杀害，或者将虱子和斑疹偷偷传染给他们。
其组织的最终目标是渗透、接管和控制集中营，并发动抵抗和暴动。因为需要外界空降武器后才能采取集体暴动，但他却一直没有得到外面援助和波兰国家军最高司令部的指示，因而最终暴动并未实施。有次，两百名波兰年轻人被杀时，如果被杀者反抗的话，该组织也将准备发动暴动，但那些被杀者都并未做出任何反抗，可能担心外面的亲人受到牵连。1943年4月，因为送出消息但却迟迟等不到国家军的回复，组织中多数成员被运往其它集中营，他自己又感到逃出的成员中出现叛徒，于是皮莱茨基和两名囚犯一起逃出集中营。他在逃出集中营之后，先后撰写了三份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报告，本书的内容正是他于1945年完成的第三份报告，也是最完整的一份。
秘密审讯室，窗户被砖头封死
世界的沉沦与皮莱茨基的愤怒
皮莱茨基及其组织将情报和报告送往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但是波兰国家军和其它盟军却都未采取行动，外面世界“一直保持着无知的沉默”，更别提苯酚注射和毒气问题。他对此十分痛心和愤怒，要知道集中营中的很多人之所以不敢反抗，是因为他们担心外面的亲人受到伤害。“优秀的人就在这里死亡，为了避免连累外界的人而丧失生命，但外头那些远比我们软弱的人居然轻松地说我们瘦骨嶙峋。我们需要何等的坚忍，才能让我们甘心死去，好让亲朋好友能在自由中‘享受自己的生命’。是的，集中营里一切的毁灭方法对我们的伤害甚大，但现在，外界这种持续而无知的沉默，更令人感到心痛。”
他略带嘲讽地写道，“有时我觉得自己在一座大房子里游荡，突然间我打开房门，房间里面只有小孩：‘啊，这些小孩正在玩耍……’”。从他这个在奥斯维辛呆过的人的角度来看，当集中营中的人在为生存而堕落或战斗之时，外面世界的人却只是犹如玩耍嬉戏的孩子，只是关心鸡毛蒜皮的小事。
于是，他对于整个世界的沉沦感到怀疑，他反问道：“我们……已经转错了弯……我们要去……哪里？在走向‘进步’的路途上……我们何去何从？”他说，“我们误入了歧途，我们已走上一条可怕的岔路。更糟的是，我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形容它……我想说我们已经成了禽兽……不，我们比禽兽还差一大截。”
受害的儿童
但他并未陷入到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之中，而是始终保持着毫不畏惧的战斗姿态。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个信仰者，我相信如果上帝想帮助我，我一定能成功！”。“我努力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当我死的时候，我深感高兴而非惊恐万分。”因而，二战后，他又参加了反共地下组织，反对苏联强加给波兰的共产党政权。但却不幸于1947年被捕，他在狱中跟探望的亲人说，“跟这里相比，奥斯维辛实在是儿戏，苏联训练出来的波兰人简直心狠手辣”。1948年5月，他因“西方间谍罪”而被处死。直到1990年代，他才得到平反，成为波兰人心目中的英雄。
如果说阿伦特从艾希曼身上看到了“平庸之恶”，阿甘本从集中营的“考波什”和囚犯身上看到了“无罪杀人者”、“赤裸生命”和作为活死人的“穆斯林”，那么，我们将从皮莱茨基及其组织的行动中看到超出日常理解范围的勇敢和善良。他不仅如电影《美丽人生》的主人公那样以苦中取乐的态度面对大屠杀，也不仅是如辛德勒那样在集中营外保护和救助被捕者，而是自愿被捕到奥斯维辛中，去从事“卧底”工作；他不仅凭借自己的强壮体力、聪明机智和坚定意志生存下来和逃亡出来，而且在集中营中建立了渗透性极强的秘密组织，努力帮助和救助他人，向外界传递集中营中的情报。正如波兰首席拉比迈克‧斯楚德利奇（Michael Schudrich）所言，皮莱茨基是“不可思议的邪恶时代中，一位不可思议的良善典范（example of goodn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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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原标题为《奥斯维辛不止有“平庸之恶”》，若涉版权请联系我们。封面题图来自电影《索尔之子》。千字文华正公开约稿，并招募优秀的作者和内容编辑，欢迎您自荐或荐才，薪酬从优！转载、投稿及合作请联系13520557294。ps：点击文内任一图片都可以带您进入有温度有态度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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