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危机的改革启示 | 先知书店
四次危机的改革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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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先知书店
一群人在无知的山谷中，遵循守旧老人的教条，过着封闭、单调的生活。先知勇敢地走出山谷，看到外面的世界。他满怀希望地回来，想带着自己的同胞走出幽闭、拥抱光明。然而，在守旧老人的煽动下，民众用石块砸死了先知。直到有一天，山谷中赖以生存的小溪枯竭了。大饥荒到来后，守旧老人的教条失去了威力。人们沿着先知开辟的道路，终于到达了幸福的彼岸。
这则寓言来自美国作家房龙的《宽容》，它揭开了人类千百年来周而复始的宿命：人们渴望自由和幸福，但只会在危机到来时，才会明白真理之可贵；那些由于恐惧而逆来顺受的人们，才会因此寻求改变。
危机的脚步在一次次的逼近，中国人被迫走出闭塞、匮乏的山谷——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原因，也是我们要讲述的故事。
今天的国人已经习惯于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却很少有人记得：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发生的，改革开放是因一次次历史大危机倒逼产生的，过程中充满了艰险和偶然——就像一根震荡的钟摆。
1978：在历史的废墟上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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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中国走出动荡已经整整两年。然而，多年激进运动造成的后果触目惊心：
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私营企业基本被摧毁，人均GDP仅225美元；大批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饱受冤屈和歧视，无权平等参与社会生活；1千多万知青陆续回城，然而却无法就业，城市面临着极大的经济、社会压力；“阶级斗争”“计划思维”“两个凡是”等思潮依然大行其道，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停滞不前；苏俄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数十万，并在越南、阿富汗等地对中国虎视眈眈……
严峻的内外危机，逼迫着中国必须做出改变。
· 改革缘起：从最薄弱的地方突破
改革开放是如何起步的？是由谁发起的？其实，早在顶层设计启动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自谋生路”了。
农民表达了他们的态度：1978年11月24日的冬夜，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将土地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在民间暗涌已久。即便是在“一大二公”的年代，人们改善生活的努力仍然像野草一样在地底下生长。据经济学家杨小凯考察，很多人民公社“表面学大寨，私下大包干”——小岗村，只是率先露出地面的一棵小草。
小岗村当年就取得丰收，数年内就解决温饱。四川、安徽的成功轰动了中国。大包干在全国推开后，农村经济活力开始复苏，农贸市场一天比一天丰富，粮票、肉票逐渐成为历史记忆。此后多年，中国粮棉产量持续世界第一。
开放还是封闭？人们一直在用脚投票。
深圳人最靠近香港，对两岸的差距最有切肤之痛，改变的愿望也最为迫切。为了“吃上饱饭”，1978年就有7千多人冒险越过边境，从深圳偷渡到香港。其中，仅宝安县就有300多党团干部出逃。大规模的逃港潮，倒逼领导层做出选择。
1980年，中央正式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先进行试点，然后辐射整个珠三角地区。市场化的政策，吸引大批资本、劳动力涌入，“深圳速度”令全世界侧目。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誉为“改开时期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口号”，标志着“竞争、平等、追求自由和私人财富的精神”再度兴起，并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心中。然而，1982年袁庚第一次推出该口号时，却引发如潮的争议。直到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时亲自肯定，“姓资姓社”的争议才得以平息。
特区彩车经过观礼台(1984.10.1）
改革的突破，来自于观念的先行，以及那些不甘忍受困苦的个体，他们首先在最薄弱的地方挣脱了计划体制的桎梏，并深远地影响了家国命运。
· 民营经济在夹缝中生长
“民营”是中国特有的词汇，在正式的官方文件里都叫“私营”。改革开放后，私企大量繁生，为了避开“公私”的争议，人们把“私营”称为“民营”。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人们对私营经济基本上没有概念。“单位”是人的第二身份，盘根错节，终身伴随。陌生人问候，通常都是“您哪个单位”。
单位给人“安全感”，也锁住了人的创造力。80年代的改革方针是“不动存量，发展增量”——国企动不了，只好先放着。同时允许私营企业家发展，允许个人创造财富。
在贫瘠的土壤中，私人资本的种子无法长成参天大树，却硬是在石板上开出了缝。第一批企业家开始像野草般疯长。他们往往是社会边缘人：农民、退伍军人、城市失业者……
这群最敢于“吃螃蟹”的人，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人：万元户、个体户、暴发户。当时最出名的是私营企业是：温州的个体经营、中关村的新技术产业、广东的外向型企业。
80年代的北京人以开公司为耻，因为当时创业的人，几乎都是政府不安排工作的劳改人员。四通集团的创办人之一段永基回忆，儿子的学校让写家长工作单位，因为害怕办公司名声不好，就写了妻子的单位。许多私营企业为了政治安全，会挂靠体制单位，这被称为“戴红帽子”。
但是，由于计划思维的压制、“姓资姓社”的恫吓，私营经济仍然活在夹缝中。企业家很难发挥自己的才能，长期噤若寒蝉。
“傻子瓜子”创办人年广久，因雇佣、合资等问题屡遭地方官员打压；1982年，因政府一则“紧急通知”，八位温州企业家就变成了“投机倒把罪犯”，史称“八大王事件”……因邓小平、袁芳烈等人干涉，他们才得以脱身。
随着私营经济对就业、GDP贡献率的飞速提升，人们对私企的认识逐步深入。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中，私营经济是“公有制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92年十五大报告中，私营经济终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今天，中国网民已高达8亿。美国人最早发明了互联网技术，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用户体验和互联网应用领域，却走在了最前面。互联网专业的技术、复杂的分工和快速的反应机制，为中国政商博弈的经济死循环，引入了一束亮光。
在岩石缝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然而由于体制先天不足、市场经验缺乏，国人付出了一次次代价。
三次危机，倒逼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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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危机：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
计划经济的时代，物价由行政命令决定，企业的生产也不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1984年5月，为使计划经济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国务院出台“价格双轨制”的改革规定：同一商品的价格，在计划指标内实行固定价格，计划指标外由市场自由调节。
这一举措使市场机制逐渐确立，也带来诸多副作用：因重要的生产资料都被管控，计划内的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不法分子利用物价双轨制倒卖物资赚取差价，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企业公平竞争。
自1984年末，中国经济 增速过快、信贷 发放猛增，物价高涨。而计划管控、价格双轨造成的失控，民间怨声载道。为解决困局，政府决定实行“价格闯关”：测算出未来价格的走势，争取在两三年内将价格一步涨到位，实现市场自由调节。
然而，到了1988年初，物价依然暴涨不止，CPI指数飙升至28.4%，全国范围爆发了挤兑、抢购狂潮，经济上的挫败最终引发了社会震荡。
抢购大米(江西南昌，1988.2)
1990年，美国带头制裁中国。国内“治理整顿”的打击下，个体户锐减360万。因出口下降、市场疲软、生产萎缩，全国GDP增长仅2.4%。
苏东政治剧变引发国内对改革的疑虑，左的声音再度响起。沪深股票开市之初，就曾引发“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面临夭折的风险——这堪称40年来最大的危机。
直到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姓资姓社”等争论才逐渐归于沉寂，海内外重新树立起对改革开放的信心，体制内精英大批下海经商，私营经济迎来了真正的起飞。
▎ 第二次危机：1998年“下岗潮”
从80年代“增强国企自主经营”，到90年代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总方向都是努力是国企市场化。但是国企仍然长期、巨额亏损，改革举步维艰。
1998年，恰逢亚洲金融风暴、南方大水灾，中国经济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时任国务院总理强力推进国企改革：除少数垄断行业，大批中小型国企都依照市场规则清算破产、出售改制。
企业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但直接承受后果的是7千万下岗工人。他们大部分已过中年，缺乏其他技能，短期内很难再就业。在医疗 、教育 、住房改革的多重冲击下，下岗职工生活艰辛，成为城市最大的贫困人群，与农民工一起成为“弱势群体”。
98年的企业、住房等改革，是一次艰难的转型，此后的中国经济开始野蛮生长。
·下岗潮冲破了国企体制，旧有的大锅饭企业，在市场化自由竞争的面前开始大规模溃退，“单位”不再是中国人的身份标志。
数千万国企工人离开“大锅饭”国企，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在民营企业工作，或自主创业，这带来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重要影响——优质的劳动力从低效的国企，进入了高效的民企。
· 加工制造业的兴起、私企的飞速增长，吸引大量农民涌向城市的工厂，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进入高效率的工商业部门，中国开始了近二十年激烈的城市化进程，甚至连户口管制也开始松动。
· 1998年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姿态和承诺，使国际上对中国的开放姿态充满信心，为中国加入WTO铺平了道路。中国自此进入民营经济和开放经济的时代，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此后的十年，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全球供应链的中低端占据了重要位置，Made in China很快占领了全球市场。
一大批企业家抓住了机会，在沿海城市兴办工厂，以前所未有的高效吸纳了闲散劳动力。对劳动力最敏感的制造业，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迅速成长：从生产最简单的袜子、衣服，最后一步步发展到电脑、空调、手机。
▎ 第三次危机：2008年的多重挑战
2008年1月，中国南方多省发生大雪灾，1亿多人受灾，经济损失超过1500亿。电力、交通、通讯、供水、取暖均受到严重影响，某些重灾区甚至面临缺水断粮的危险。
5月12日，汶川发生1949年以来破坏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地震，7万人丧生，周边各县的基础设施、自然环境遭受摧毁性打击，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尽管有全国乃至全球援助，震后重建直到2012年才完成。
2008年还是房地产疯狂扩张、泡沫膨胀的起点。
2008年恰逢世界金融海啸全面爆发，多国经济泡沫破裂，全球需求急剧萎缩。中国制造业面临订单减少、商品滞销、资金断裂、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的困难局面。
经过市场化改革的房地产，在新世纪后飞速增长。改善居住条件的刚需、购房置产的传统、房地产对上下游经济与就业的拉动，以及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高度依赖，都是房产疯狂扩张的动因。因此，尽管“房地产绑架中国”的担忧此起彼伏，但体制的壁垒却让人们无可奈何。
出口受阻，中国继续加大投资。于是，政府紧急出台四万亿，用以挽救陷入危机的传统制造业。尴尬的是，大多数传统公司的年利润，竟然买不起北京一套房。大量资源被严重浪费，去产能、去库存的转型再次变得遥遥无期。
四十年改革开放，正好十年一次危机。
今年是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又是一个十年之约，中国人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过去四十年，能让我们汲取那些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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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危机和苦难，必须关心社会形势和与个体权利
经历太多政治狂热之后，当下国人对“政治”的印象几乎都非常极端：要么将政治视为阴谋，冷漠置之；要么秉承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只关心赚钱和生活。
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对世界具备基本判断，一定会明白：政治其实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只要一个人还活在世上，就无法回避政治。因此，每一个真正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的人，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改善自己周遭的环境，尤其要理解政治伦理、关心公民的基本权利。
“最接近诺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就曾这样感慨：“我们这一辈中国人都曾被当代中国的政治动乱所苦，象“久病成良医”一样，对政治多多少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对政治的关注自然与我曾受到的苦难有关。我曾亲眼看到中国很多人（其中有些是原来对政治并无兴趣的普通人），都是因为不关心政治而受尽了苦难……这使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为保全身家性命，都必须懂得中国政治。”
▎ 企业家精神:经济繁荣的根本动力
据流行的观点，40年来的经济成就，是因为所谓“后发优势”，即正确的产业政策，以及直接引进最先进的技术。
然而在计划体制下，哪怕制定了严密的产业政策，引进了最新的科技——为实现工业化，农产品统购统销，积累了大量资金；苏联、法国等国家援助大量厂房、机器、化肥；50年代的长春一汽，技术不输于日本铃木；当时中国人也不缺乏勤劳和才智……即便如此，结果却未能如愿。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资金、技术、劳动力，这些都只是经济发展的要素，而不是动力。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每一个人在开放的市场中，自主决策、遵守契约，公平竞争，是敢于创新、不甘平庸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并不是企业家群体才有的——80年代，无论商界、政界还是教育界的改革先驱们，都普遍具备这种“求变求新”的精神。之所以叫“企业家精神”，是因为在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家身上，这种精神的浓度是最高的。
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阶层，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勃发，让人们获得了经营自由和竞争奖赏，才使企业家精神有了用武之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发挥了最大的效用。
可见，真正带来繁荣的是市场经济，而不是什么后发优势。摧毁了市场秩序和企业家群体，也就消灭了任何创造繁荣的可能性。
1988年的深圳
▎ 中国人有商业天赋，但缺乏产权意识
杨小凯说：“我有种直觉，中国人是个有私人资本主义本能的民族，那怕是限制再多，他们都有本事发展出私人资本主义来。”
改革开放证明了华人的商业天赋：华人擅长在夹缝中创造财富神话，只要受到较少的干扰，中国自然会诞生世界级的企业家，如果真的存在中国奇迹，他们是毫无疑问的创造者。
海外华人的成功很能说明问题。美国、东南亚的华人阶层都以聪明勤奋著称，个人收入远高于其他族群，被视为模范移民。可见，只要在好的制度环境下，中国人完全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然而，即便是在这些法治健全的国家，华人仍然是“对政治最冷漠的一群人”，极少关心税率和立法。
中国重农抑商的专制传统，很难产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商业文明的理念。因此，百姓（尤其是对私产最敏感的商人阶层）根本没有机会参与税法、产权法的制定。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尊重私产的“共同底线”根本无从建立。
私有产权为什么重要？正如杨小凯说：私有财产制度具有一种作用，它将政治动乱与经济活动隔绝开来的作用。只有产权明晰且神圣不可动摇后，中国企业家才能摆脱政治风险的困扰，创造真正的经济繁荣（参阅《杨小凯作品集》）。
杨小凯：到监狱里我才明白，私营企业家是中国最勤奋、聪明，用技术为社会做贡献的人
▎ 越开放，越文明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利益诉求变得多元，国人产对现代文明大致产生了三种态度：
第一种，沉浸在乌托邦幻想中，主张在思想、经济上继续自给自足。在文明大潮已经袭来时，他们仍然沉浸在夜郎自大的幻觉中。其结局已经不言而喻。
第二种，民族主义、实用主义，主张引进西方技术，但拒绝制度变革，例如洋务运动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然而，民族情绪时常反弹自噬，重器物、轻制度的增长，也会给经济、社会埋下重大隐患。
第三种，以开放心态，承认近代中国是文明的迟到者，以自由开放的心态学习和追赶。
整个近代史二百年来的动荡都证明：国门越开放、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连接越紧密，中国就越繁荣幸福，反之，只会带来贫困和苦难。
▎ 在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中，真理会脱颖而出
也许，当现实让人沉默时，我们可以试着看得更远。
两千多年前，中国曾是一片思想繁茂的土地。然而，秦始皇武力统一六国的同时，也终结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此后，中央皇权一家独大，官家垄断一切资源，商业没有丝毫空间，企业家精神无法施展，经济、文化也陷入了长期的停滞。
近两百年来，中国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贫弱愚昧的耻辱，催使无数仁人志士革新求变。然而，本应思想最早觉醒、引领国人走向文明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却又陷入了乌托邦和民族主义的泥潭。中国人创造财富、追求自由的火种，只能在岩石的夹缝中，顽强地生长出一株株野草——在走向文明的路上，我们又一次迟到。（袁伟时《迟到的文明》
危机倒逼改革，在新的历史关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跳出传统叙事的议题——既得利益决定论、国家机器决定论等，转而开始关注企业家精神，关注理念和思想的力量，开始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
这种认知的跃迁，既是开放的结果，也是化解危机、走向文明与繁荣的源动力。我们从理念、思想、文明、学术角度，为您精选了四本好书。书中观点，本文曾反复提及，但因各种原因，大部分已绝版，您可点击下图一键收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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