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下的耀斑：“我们相信善恶，就这样”
铁幕下的耀斑：
“我们相信善恶，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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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100年前，千年变局关口的中国将目光投向西方，希望能从西方现代文明中寻找救亡的“良药”。
但不幸的是，作为被学习对象的西方，正处在混乱之中：前现代以超验信仰为基础的道德秩序分崩离析，但“现代性”之下的世俗秩序却未能建立起来。
何为现代性？尼采概括“上帝已死”、“一切价值必须被重估”，韦伯概括“诸神之争”。
于是各种思潮和主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纷纷试图填补超验信仰退场留下的真空。其中有两派最引人注目：一是极端民族主义，二是乌托邦主义。
同其他的解决方案一样，这两种主义，都高扬理性与进步。
但与其他解决方案不一样的是，这两种主义都站在宗教的对立面，它们本身又具有某种宗教的特质。狂热的信徒们，将手中的十字架换成了所谓的“进步”的图腾，将信仰的对象，从超验的神明转移到了凡间的卡利斯马领袖身上。
中国人学习这样的西方，时机真的有些尴尬。
▍东欧：坠入20世纪的“黑暗中心”
在世界近代史上，面临同样尴尬情境的，除了中国，还有别的不幸者，那就是东欧。
东欧和我们一样，在一个比自己发达得多的西方面前，面临着必须重塑观念体系的历史任务。
东欧各国的历史，虽然不尽相同，但在20世纪，这些国家都经历了纳粹占领和苏联式统治。二战前，这些国家都被民族主义号召，试图建立民族国家，但不久却被纳粹德国征服；二战后，他们又加入苏联阵营，国内开始实行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在国际上则以苏联为中心，形成一个共同对抗西方的意识形态阵营。
1968年，布拉格之春，捷克试图摆脱苏联的控制，进行改革，却被苏联军事镇压
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东欧对思想和观念上的现代性挑战，并非毫无准备。因地理、历史的特殊性，东欧曾经历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也曾受到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
这一特殊经验，让东欧知识分子对自身所处境况看得很清楚。他们在痛苦中敏锐地洞见：为了“进步”和“理性”这两个空泛的名词，近代以来的种种主义，已将善恶颠倒，将道德败坏，让无数人为此献祭了生命，甚至是人格与灵魂。
波兰著名作家、诺奖得主米沃什曾讲过一个情节：二战中，当他对一个朋友指出斯大林实行的是恐怖统治时，朋友却淡然回答说：“多一百万人，少一百万人，有什么差别？”
不要以为这样的回答很荒唐，当代许多人就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价值标准，正是由于这一观念，个体才成为索尔尼仁琴所说的猢狲，米沃什所说的蟑螂。
▍反思：重建世俗社会的秩序根基
于是，不再执着于说不清道不明的“理性”和“进步”，东欧知识分子试图在经验与超验之间，寻找一个世俗社会的秩序根基。
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不禁感慨，在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思考中，西方世界真正具有创造性的重要变化居然发生在铁幕的另一侧，是东欧作家通过他们手中的笔，续燃了源起西欧的自由精神之光。
可惜的是，在更遥远的东方，东欧思想的这份特殊价值，长期被忽视，甚至贬低。
不过，好的思想，哪怕一时被贬低，但总会穿透历史的阴霾。
2018年12月，南京大学景凯旋老师的著作《在经验与超验之间》问世。本书是国内少有的研究东欧观念的著作，具体对象是东欧文坛的三位巨匠：米兰·昆德拉，瓦茨拉夫·哈维尔，以及伊凡·克里玛。
书中，景凯旋老师用东欧的视角，回答了中国曾经面临的问题，为中文读者发现东欧思想的价值，搭建了一座桥梁：
米兰·昆德拉是国人最熟悉的东欧作家，但绝大多数时候，中文世界的读者，多看到他文学家的一面。他对极端时代的反思，以及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未被充分重视。
昆德拉如此概括20世纪中叶东欧所遭遇的苦难：“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诱惑，人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怦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感到，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
创作生涯中晚期，昆德拉彻底转向了怀疑主义，他对所有一致性的主张保持高度警惕，总是表现出冷峻的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试图从对自我的反思中，找寻对抗无意义的新价值之矛。
哈维尔也是国人所知仅有的几个东欧的名字之一。但多数人只知道他是捷克的首位民选总统，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东欧著名作家、思想家。
哈维尔早年因为资产阶级出身，被排斥在历史进程之外。但他却因祸得福，获得了一种不同于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经验，并得以保全了个性。他提出的“活在真实中”成为东欧知识分子的口号。
相比昆德拉和哈维尔，克里玛在中国的知名度要小很多。但在捷克，他是与昆德拉和哈维尔齐名的重要作家，曾获“卡夫卡文学奖”。
克里玛10岁时就被关进纳粹的集中营长达3年。当纳粹的阴霾散去，他全家幸存下来，但他周围的其他人全惨遭毒手。面对逝者，克里玛立志要“成为他们的声音，成为他们对死神抗议的呼喊”。
在捷克人眼里，克里玛是一个坚持人文价值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作品在精神上促进了捷克社会的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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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都是在表达一种对现代性困境的反思，只不过他们往往止于揭示问题，而东欧作家则试图找出问题的原因，甚至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景凯旋老师看来，东欧知识分子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思考始终围绕着道德和良知。“他们对个人尊严和普遍价值的坚持，既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传统，也继承了中世纪的宗教观念，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思想。”
用捷克人的话说就是：“我们相信善恶，就这样。”
这是东欧人在两次极权制度下淬炼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上图为本书序言《走出叙拉古》片段
有价值思想，会迟到，但永远不会过时，好书也是一样。景凯旋老师的《在经验与超验之间》2018年底刚一出版，就入选当年新京报“年度特别推荐”。
新京报致敬辞：
从“地下”世界打捞起“被贬低的思想”，“在经验与超验之间”，重寻精神独立的经验与支点。无论是东方世界的精神遗产，还是东欧地带的思想资源，景凯旋先生致力于良知与责任的现实关怀，捍卫人的自由与尊严。在我们的当今年代，如同时代的盗火者，景凯旋先生捡拾着历史废墟中的星光碎片，致力于拼凑成我们时代的思想灯塔，照亮坎坷不明的前进道路。
我们致敬景凯旋先生长年累月地译介和传播另一个世界的思想资源，在转折年代里，景凯旋先生为我们寻找新的活水源头，为我们打开“第二种呼吸”，为我们带来“第二次空气”，让我们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告诉我们如何生活在真实中，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重新发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然而遗憾的是，获奖不久，本书又迅速全网无处可寻。先知书店还有不足300本，喜欢的书友，可尽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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