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发表《形而上学》，他认为，万物皆在运动，其背后必然有一个“不动的原动者”，那就是存在于物质形式之外的理念,这一思辨后来被命名为“第一推动力”。牛顿认为，“第一推动力”是上帝；而霍金认为，“第一推动力”根本不存在；不过，大部分人认为，世界的“第一推动力”是科学，正如那句无人不知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什么是科学？“科学”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人观念中的“科学”，来源于日本学者的翻译，因此有诸多误解，最常见的三大误解就是：“科”“技”不分，将“科学”与“宗教”对立，将“科学方法论”用于社会治理。吴国盛老师在《什么是科学》中写道，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差别非常大，西方思考的出发点从来都不是知识的实用性，而中国人思考的出发点则截然相反。中国人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中，几乎都在解决实用性问题——如何丈量田地，怎么算粮价等等。西方的《几何原本》，则全部都是数学概念的推导与延伸，没有丝毫实际用处；西方数学史上的一些经典问题，比如四色问题——画任何一个复杂的地图，用四种颜色能把国家区分开即可。但是，在发现这个现象后，西方人偏偏要追问，这是为什么？比如，哥德堡七桥问题——哥德堡这个城市有好多河流，这个城市里面有七座桥，如何才能不走任何一次冤枉路，一次性通过七座桥？西方人在智力游戏上的执著，让中国人非常费解，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别，让我们在理解“科学”这一西方舶来品时，总是“科技不分”——但凡提及“科学”，就很容易和“科技”混为一谈，而在谈“科学”时，又往往指向“技术”。清晰、正确的概念是一切思考的前提。混乱的概念表述，阻碍了我们对“科学”本质的理解。我们先厘清“科学”与“技术”的基本含义——“科学”指的是一个抽象的逻辑模型，例如牛顿三大定律，乍一看，几乎没有任何实用性。“技术”指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实际应用。比如，中国四大发明，今天的5G技术，AI技术等。西方倾向于先抽象出一个思维模型，再用实践去检验可靠性，最后以此为指导，发展应用技术。中国仅仅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直接根据经验发展实际可用的技术。“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为何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大分流？其中一种解释，角度非常独特：作为西方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希腊，当地土地贫瘠，地貌多山石，当地农业产量完全不能满足人口的增长，这迫使他们必须把商品做得极精巧，前往埃及、两河流域经商换回粮食。地中海是欧亚非之间的内湖，风平浪静，希腊人只要用一叶扁舟就能横跨地中海，进行充分交流，商贸活动才得以全面展开。环地中海地区商业的繁荣，催生了拼音文字的诞生——在充分交流的环境中，各个民族不得不丢弃各自的象形文字，用音标把语音标注下来。商贸枢纽腓尼基，最早形成了完备的拼音文字体系。拼音文字一旦发生，拼音的符号就会把原有具象的概念丢失。比如“太阳”一词，在象形文字中就是一副具象的画，所有人就能识别，而在拼音文字中只是一个符号“sun”，这个抽象的符号必须被赋予一个命题，比如“sun”是太阳，“sun”是太阳神的居所，才能被人理解。在拼音文字体系中，任何一个名词都必须通过一个逻辑语法结构才能被赋予意义。一个复杂的抽象体系由此建立。使用这种文字的人，说每句话、做每件事，都必须在逻辑架构上运行。它奠定了西方人分分秒秒训练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并由此衍生出了西方文明庞杂的哲学思辨体系和科学理论体系。起源于黄河文明的中华文明则完全相反。处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北方是西伯利来苦寒地带，西北方是天山山脉，西南方是高耸的青藏高原，向东向南是汪洋的大海，地理上与其它文明的隔绝，造成了封闭的、缺乏交流的文明状态。而且，作为人类三大原始农耕基地之一（另两块是尼罗河、两河流域，东亚唯一的农耕基地），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不同，不需要也没有条件发展对外贸易。于是，原始的象形文字体系得以完整的保留下来，中国人则用这些字符完整地缔造了中华文明。象形文字在感官上的具象类比，基本上排斥了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中国早期的文字语言体系，没有精密的语法逻辑结构，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在具象思维的长期浸染下，中国人长于具体的技术应用，而短于抽象的逻辑思维。以天文学为例。罗马帝国天文学家托勒密提出“地心说”，为了证明这个概念的正确性，他先是构造了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再通过实践观察加以验证。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仅仅是依靠逻辑推演就指出了托勒密论证中的谬误之处，而实证证据则要到哥白尼去世后80年才发现。通过实证检验之后，“日心说”的地位得以确认。可见，西方科学思维方式，是精密的逻辑推演，缜密而具有延展性。那些抽象的、看似无用的理论，将会源源不断产生具象的、有价值的实用技术。中国具象的思维方式，虽然更容易应用，但却没有拓展性。这导致了诞生时领先世界的技术，却很难更新拓展，比如四大发明。思维方式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在技术上长期领先于世界，进入现代社会后，在科学上成为迟到者的根本原因之一。从前，一名法国男子在火车上看到一位老人正在读经赞扬上帝，就上去说：“虽然你岁数大了，但是观念也不能太落伍，都现代社会了，还信仰什么上帝，你也得懂点科学。”老人问：“你懂科学？”年轻人说：“对啊，我懂，要不我借几本书给你看看？”老人说：“可以啊，我也想去学点科学，你帮我把书寄到这儿。”年轻人接过名片后傻了，老人是当时世界最知名学府巴黎科学院院长巴斯德先生。科学与宗教究竟是什么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科学与宗教是尖锐对立的——科学讲究的是怀疑，实证精神，而宗教要求的是纯粹的信仰，不允许怀疑。历史课上 “哥白尼因‘日心说’被迫害”、“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伽利略因宣扬‘日心说’被判刑”等故事更是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认知。在很多人眼里，宗教往往同迷信划上了等号，但实际上，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拥有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神学思想之高深，堪称是人类文明中最精致的思想体系。而它们往往反对的就是迷信，诸如巫术，作法，算命等等。要真正理解世界三大宗教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可参阅《人的宗教》一书。在人们的观念中，常常把宗教和迷信划上等号，进而认为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但是，与科学对立的，是迷信，而非宗教。宗教迫害科学的谬误，最常被提及的，是布鲁诺因为坚持“日心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但事实上，布鲁诺是宗教系统里的异端，他宣称耶稣和摩西都是大巫师，而基督教的十字架，是从古埃及偷来的，只有古埃及的“太阳神”才是真正的主。可见，当时复杂的宗教冲突，才是布鲁诺遭受火刑的根本原因。诚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言，基督教这样的高级宗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理性化，不断把原始巫术的成分不断剔除，宗教不断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但实际上，过去300年最有影响力的300名科学家中，只有20多人不信仰上帝。他们普遍认为，上帝写了两本书，第一本书是《圣经》，还有一本书就是宇宙万物。崇拜上帝有两大途径——阅读《圣经》和探索上帝隐藏在这个世界上的规律。西方大部分科学家认为，科学家所做的事情，就是发现上帝所遗留下的规律，无论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牛顿的“三大定律”、还是诸如水在正常气压下，100度就烧开，0度就结冰等自然规律，都是上帝所谱写的华丽篇章，上帝才是一切事物的“第一因”。例如，电学之父法拉第就是教堂的神职人员；电报的发明人摩尔斯在人类第一则电报上写道，“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电报的奇迹是上帝创造的；牛顿在发现了“三大定律”后说，没有上帝，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在西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基督教是科学的接生婆。”可见，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非我们所认为的“死敌”，而是一种水乳交融，血脉相连的关系。苏联曾流传过这样一个冷幽默：在大学的公共政治课上，老师要求学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乌托邦主义究竟是不是科学？”一位学生站起来回答说：“乌托邦主义肯定不是科学。如果它是科学的话，应该像巴甫洛夫先生那样，先在动物身上做试验。”这位学生的回答虽然很“科学”——先在动物身上实验，成功的话再推广到人类。然而，却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管理中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针对这一问题，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认为，科学方法论只能作为人类社会研究的一个参考维度，但是如果将科学方法论——“精确控制，完美管理，建立模型，准确预测”用于指导、规划社会运行，就变成了滥用理性的“唯科学主义”。牛顿力学的诞生掀起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将大英帝国推到了巅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问世再次引发了一场科学崇拜的狂潮；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不仅让经济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19世纪30年代，社会学界的孔德与圣西门开始使用统计物理（又称统计力学）、数学工具来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开始摒弃“古典经济学”纯思辨式的经济研究模式，开始把数学模型纳入经济学体系。经济学宗师萨缪尔森将数学模型与经济学思想融为一体，奠定了今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尽管科学方法论与工具在各个学科大放异彩，带来了空前的创新与革命，但是，人们却高估了理性，低估了人类自身的复杂性，结果是理性被滥用之殇——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爆发让人们对自由市场丧失了信心。“唯科学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不期而遇，在“构建一个人间天堂”的口号中，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主义铺就了一条条通往奴役之路......对此，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写道，科学的研究观察对象，都是拥有确定的、具体属性的物，比如地球、月球、铁元素等等。在一定的观测条件下，它们的属性和性质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是科学的前提。然而，人文社科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人的行为是不可观测的，人类社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涌现现象”，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精确预测的。那些试图用科学方法，致力于发现永恒不变的“社会规律”，并由极少数精英对这些规律进行直接控制与运用的“唯科学主义者”，恰恰忽略了科学的最基本前提，因此是对“科学的反革命”。这是导致20世纪文明倒退、经济匮乏、社会混乱与人道灾难的根本原因。
诚如哈耶克所言，我们深信理性逻辑的威力，但也不敢低估它的局限性，经济学，社会学乃至一切涉及人类社会的研究，绝不可能是数学或者物理学所代表的那种“永恒真理”，它必然更像生物学逻辑。生物学的研究范式不是靠严谨的数学公式体现其深邃的价值，而是依赖大量物种进化的细节展示其统一逻辑的强大威力。而人类经济活动的背后是千百万人观念的定式和历史文化的综合，不参考经济史所提供的丰富内容，纯粹的数学模型永远走不出自娱自乐的泥沼。刘业进老师说：“只要科学进步的辉煌一直持续，用‘科学与工程思维’组织人类合作秩序的人类理性自负就永远不可避免，因此，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一书的巨大价值将会伴随文明的始终。”如今，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就，早已远超20世纪，遗憾的是，人类对科学不切实际的期望，甚至滥用，绝不逊色于20世纪——区块链、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可以随时监控万物的走向，于是有人提出，物联网加人工智能，可以复活“计划经济”。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人类可以摆脱遗传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世界上将不再有疾病，人类的智商将提高上百倍，既可以消灭贫困与不公，还可以让人类进化速度提速。随着人工智能的逐渐强大，不断有人提出，“AI”将颠覆现有社会秩序，实现对社会整体的精确把控，从而达到“完美状态”。100年前的“五四运动”，“科学”曾是与“民主”相提并论的口号。百年之后，单看科学，中国已经可以研发并突破“5G”等重大技术。然而， 一次次由科学或技术引发的舆论交锋告诉我们：科学素养固然亟需提升，但更要警惕科学被滥用，因为前者最多导致落后，而后者却可能让我们失去仅有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一书的价值显然被长期低估。曾与诺奖得主科斯合著《变革中国》的经济学家王宁说：“我到美国买的第一部书就是《科学的反革命》，本书对理性滥用的批判，事关经济学走哪条路的核心问题。”但显然，《科学的反革命》关乎的，绝不只是经济学走那条路，而是在自由与奴役之间，人类到底会走那条路。本书曾一度绝版，先知书店深知此书价值，携手译林出版社与译者冯克利老师，有幸复活本书，点击下图，可独家收藏。（还可选购哈耶克其他作品，以及本文推荐的“科学三书”）![]()
Long-press QR code to transfer me a reward
As required by Apple's new policy, the Reward feature has been disabled on WeChat for iOS. You can still reward an Official Account by transferring money via QR code.
扫一扫下载订阅号助手，用手机发文章
Friends can see what you have Wow'ed in "Discover" > "Top St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