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常被一国民众视为信仰的符号。尊奉什么样的人为国父，不仅代表一个国家民众信仰的偏好，更决定了一国外在的秩序。由此可以说，一个国家民众的信仰，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去向。
谁是美国国父？在英文中，“Founding Fathers”是一个复数，它指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群坚守原则，又有妥协智慧，敢于担当的领袖人物。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军总司令，他领导美国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之后又被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是美国的“开国总统”。如果定义“国父”的标准为“领导民众推翻一个旧政权，或者赶跑形形色色的侵略者，并建立一个新国家”，那么，华盛顿确属此例。然而，华盛顿之所以被从不搞个人崇拜的美国人尊为“国父”，并时常纪念和缅怀，并不是因为他用“枪杆子”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而是他不曾利用“枪杆子”做过的事情——他在面对权力的巨大诱惑时，能始终保持克制。这是华盛顿的个人选择，也是他在关键时刻为美国做出的选择，他的两次选择，让自由之花在美国民众为之奋斗的土地生根、发芽。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华盛顿主动交出军权，解甲归田，打破了暴力夺权的定律，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民众为自由付出了怎样高昂的代价，也深知民众对皇权专制的恐惧，更没有忘记当初自己也是为了争取自由才投入了战争。现在，他要成全美国民众的梦想，也是自己的梦想。美国独立战争胜利时，还是1783年，当时的世界，皇权依然是主要的统治方式，专制也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制度，那个年代的人们，根本没有见过一个民主共和国家。而此时，华盛顿在军队中的威望已经达到顶点，军队的军官们早已习惯了只服从于他们的最高统帅。此时的华盛顿，完全可以做点什么——成为同时代乾隆那样大权独揽的皇帝如果有点难度，那么成为像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那样的实权派人物，简直易如反掌。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是以民主宪法为开始，最后却堕落成为军事专制国家，其原因就是领导者没有抵抗住权力的诱惑，在大权在握的时候亲手毁掉了律法和制度。然而，华盛顿却做到了，并率先在全世界建立了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刚刚独立的美国，如新生的婴儿般柔弱，民众一直渴求的自由之门刚刚打开，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强人随时关上。而大权在握的华盛顿不仅为美国打开这扇门，并选择让它永远敞开，永不关闭。独立四年后，为了建立一个对内能维护社会秩序，对外能保护国家正当权益的有力的联邦政府，各州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华盛顿毫无意外地以全票当选为第一任美国总统。此时的华盛顿不仅没有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反而为此深感不安。如何使用好手中的权力，让美国进入良好的秩序之后，又能不侵犯民众的自由，是对他最大的考验。华盛顿再一次没有让美国民众失望，他怀着对权力的谦恭，用他的智慧和品德向后人展示了如何把握权力的尺度，身体力行地维护了新建立的共和制度。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后，为美国做出了第二个选择：他坚决拒绝第三次担任美国总统。在连任两届总统后，华盛顿宣布要卸甲归田，华盛顿曾经的敌人英王乔治三世，听闻后惊讶得目瞪口呆：“啊，上帝！如果这样做，他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很快，华盛顿发表了他的告别演说，他以这样的方式开场：各位朋友和同胞：
我们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主持美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已为期不远。此时此刻，大家必须运用思想来考虑这一重任付托给谁。因此，我觉得我现在应当向大家声明，尤其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使公众意见获得更为明确的表达，那就是我已下定决心，谢绝将我列为候选人……
他向美国人民解释：如果再继续选我做总统，美国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华盛顿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他的内心最忠诚的信念始终都是共和的，他也认为，在没有他、没有国王的情况下，美国民众有维护国家团结和解决困难的意志和能力。华盛顿于1796年卸任总统，而当时美国的宪法只是规定，总统、副总统的任期都是四年，但对于总统连任的次数却没有限制。当时的美国精英们朴素地认为，只要是通过公正的方式选举出来的总统，就一定是“好人”，而“好人”一定能当好“总统”。华盛顿执意不再连任，让美国民众很快领悟到这一决定在宪法上的意义：无论一个总统多么超凡，以至于看上去不可或缺，他都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退出舞台，而美国的制度可以使一切事物正常运转。至此，一直到一个多世纪后二战时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没有人打破总统连任两届的惯例。毫不夸张的说，正是华盛顿为美国做出的这两次选择，让美国不至于偏离文明的轨道，既没有成为另一个英国，也没有出现第二个克伦威尔。▍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者
无论华盛顿有多伟大，但如果只有华盛顿，美国的历史绝不会如此夺目。被美国民众普遍认可的美国国父，是个复数，对应的英文是“Founding Fathers”，是指参加1787年制宪会议、制定美国联邦宪法的那55位来自当时美国各州的代表。之所以称他们为国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曾和华盛顿一起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协商和妥协”，而非暴力的方式，使各自独立长达一百多年的州联合起来，共同缔造了美利坚合众国。55位美国国父，都是阅历丰富的有识之士，既熟知当时最先进的政治理念，又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的平均年龄是43岁，最年轻的26岁，最年长的就是那个发明避雷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那一年他已经81岁。他们共同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联邦宪法》。两百年后的今天，这部宪法依然居于美国法律体系的金字塔，依然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美国人仍然对这部宪法有着“宗教性”的崇拜，但凡涉及宪法解释的问题，美国人都要回到制宪时代，去揣摩国父们当初的意图。这是55位国父当时不曾预料到的。制宪会议后，华盛顿曾说，倘若这部宪法能维持20年，就不错了。富兰克林则说：“这一次有可能治理得好若干年，但最后还是会以专制收场……”他们依然记得当初是如何被“逼进”了费城的制宪会议，也记得制宪会议后是抱着怎样忐忑的心情离开的……那么，从独立战争到制宪会议的四年，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独立后的美国，个人有着极大自由，社会组织却极为松散，很快陷入一片混乱，各州继续各自为政，各州之间因利益而产生的摩擦不断升级，除了诉诸武力，没有其他有效的解决办法：对内，没有统一的市场和中央管理机构，金融市场混乱无序；对外，无法以国家的名义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以至于当时的欧洲人从来不屑于掩饰他们的鄙视：美国是个蛮荒的地方，是一个有着一大群野蛮人的“国家”，他们甚至认为，这个国家随时都可能散架。美利坚没有迎来光明，反而愈发黑暗。这使得美国的精英们开始反省，为寻求解决方案，最终聚集在当时美国最大的城市——费城。需要面对的问题棘手且繁多，无时无刻不考验着精英们的智慧。用亲历制宪会议现场的乔治·梅森的话说：“当年跟英国造反，建立新政府，和我们现在面临的事情相比，已经算不得什么了……我们现在却要完全靠沉着冷静的理性，来思考这个政府体制对那些甚至尚未出生的人的幸福会有什么影响。这个责任，真正是艰巨得无以测量。”不管问题表现的多么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立国，二是限权。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州”这个概念换成“国家”。当时北美的十三个州，其实相当于十三个小的国家，当初是因为都有独立的诉求，才联结成一个松散的联盟。现在，要把这十三个“国家”凝聚起来，建立一个既可以调解内部矛盾，又能抵御外敌，有足够权力的全国性政府，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就连当时最具威望的华盛顿都担心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世界历史来看，常规做法是强者通过兼并、控制的方法，按照强者的意志，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新国家。然而，美国的国父们却凭借他们的非凡智慧和妥协精神，为美国寻到了另一种出路。从1787年5月25日到9月17日，来自12个州的精英们关起门来，唇枪舌战，讨价还价，几乎吵翻了天。他们各自主张不同，有人极力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有人坚决维护州权。同时，他们又都是各州选出来的代表，是带着各州的利益而来，宪法是否通过，最终要经过各州民众的同意，也即是说，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各州民众，因此要对本州民众负责。因此，经过各种利益的较量和考量之后，当会议结束形成一部宪法草案时，国父们发现，几乎所有人的提案都被修改的面目全非。准确地说，这部宪法是各方都妥协的结果，没有一个人对它是完全满意的。但与我们常规理解不同的是，这种妥协不是按照强者的意愿达成的妥协，而是一种强者和弱者之间的相互妥协。在别的地方不可化解的世俗利益之争，他们就用这样一种不流血的方式解决了。历史证明了他们的成功。从制宪会议到今天，这部宪法依然坚若磐石，并且让美国后来居上，成为今天的样子，这是国父们留给美国最宝贵的财富。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美国也出现了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民众普遍追求平等的诉求，让美国在自由和平等之间不停的摇摆，期间也经历了动荡和坎坷，但美国始终在沿着国父们设想的理念往前走，他们为美国建立的这套制度也依然有力地维护着美国人最珍惜的“自由权，生命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汉密尔顿等国父们，缔造了一个崭新的美国，但这绝不是他们的横空妙想，他们不仅从人类古老的智慧中寻找原理和要件，更延续继承了先辈们的理想和政治实践。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先辈们，美国就不可能是现在的美国，如托克维尔所言，是他们“形成了美利坚的整个命运”。“他们”就是当年远渡重洋而来，梦想建立一个自由国度的清教徒们。他们不仅把欧洲文明的火种带到了仍是荒野之地的北美，更可贵的是，他们并没有简单的继承，而是把他们的梦想与残酷的生存现实相结合，带着对欧洲文明的批判进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行为和思想模式，结成了美国文明的基因，从而塑造了美国的未来。在清教先辈中，最为我们熟知的是那批乘“五月花号”而来，在普利茅斯登陆的人。他们并不是最早来到北美的，但他们却被奉为美国文明的开启者。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登陆前签订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政治性契约——《五月花号公约》。如今，他们来到一片新的土地，远离英王的控制，“为维护秩序，谋求生存”，需要重新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因此，自然而然地，他们把宗教中的契约精神，应用到世俗事务中，用自愿缔结契约的方式签署了这份公约。自此，用自愿订立契约的方式来规范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人与组织的行为，便慢慢成为北美殖民地约定俗成的传统。而1787年制宪会议制定的联邦宪法，代表们签字后，还要拿回去让各州民众批准，就说明，联邦宪法就是联邦民众共同的契约，其唯一合法性来源是“人民的同意”，而非其他。《五月花号公约》整篇不足300字，却折射出清教先辈们遵守契约、崇尚自治等精神，因此，它被视为美国精神的起点，也被视为美国宪法的前身，也因此，这41位误打误撞来到普利茅斯的清教先辈们，被称为美国的精神之父，实不为过。在美国历史上，还有一位最不该被遗忘的国父，他就是1630年到达北美，第一个提出要把美国建成“山巅之城”（a City upon a Hill）的约翰·温斯罗普。1630年，温斯罗普带领一千多名清教徒，从英国来到北美的马萨诸塞湾，登陆前，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基督教博爱的楷模》的演讲，在美国历史上，这一演讲的重要性仅次于《五月花号公约》，这篇演讲辞首次提出了清教徒来到北美的使命——在上帝的指引下，建立一座纯洁明亮的“山巅之城”，一个建立在他们理解的上帝教义基础上的完善无瑕的新社会，他们将成为，也必须成为全人类的榜样。可以说，没有人能够比温斯罗普更好地表达美国的使命感，这种杂糅了“优越感”与“使命感”的理念，不仅被参与制宪的国父们融入到建国理念中，也被后来所有的美国人接受和认同，并深以为豪。温斯罗普提出的这一理念，传遍了其他殖民地，特别是英格兰地区，之后，清教先辈们都是带着这样一种理念，来到北美的。登陆后，他一手创建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并担任了12年的总督，创立了很多新的制度，比如民选官员。殖民时代，在温斯罗普之前，很多北美殖民者都是带着英王颁布的特许状，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贵族政治或是寡头政治”，但是，温斯罗普却拒绝了权力的诱惑，在马萨诸塞州，他们通过投票的方式，选举出官员来处理本地的公共事务，包括总督也都是选举出来的，温斯罗普本人就曾在1639年和1640年两次落选。在这里，既没有官员无休止的连任，更没有世袭制。之后，他还把选举权扩大到几乎所有殖民地居民。这完全是一种创举。因为即使在当时的英国，投票权也是大部分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温斯罗普本人其实并不赞同民主，但他的实际做法却把民众带上了通往民主之路。在温斯罗普治下，马萨诸塞州殖民地慢慢形成了民选和自治的传统。他不仅赋予这片土地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新的更合理、更道德的政治制度，并精心养护了这种精神和制度的成长。制度改变人。那些原本只会服从的人，学会了通过投票、抗议、申诉的方式来维护和扩展自己的权利。马萨诸塞州殖民地渐渐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气质，尤其是清教徒气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新英格兰方式”的生活方式。随着这种制度和生活方式日益成熟，开始向周边辐射。后来西进运动的发展，更是将其传播到整个美国。再回到起始的问题：谁是美国国父？
无疑，无论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等“开国三杰”，还是费城会议上制定美国宪法那55位“半神半人”制宪者，甚或温斯罗普等更早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都是美国国父。然而，这些并无新意的历史事实，在读王建勋老师的《驯化利维坦》后，却带出了一连串的新问题：
◎美国国父，为何是“Founding Fathers”，而非“Father of the Nation”？两者背后的本质差异到底是什么？
◎美国国父大多都是有贵族精神的绅士们，为何他们却对人性充满了怀疑，并以此建立了一套以“有限政府、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政府与民间分权”为显著特点的制度？
◎为何这套不倚仗少数“道德伟岸、雄才大略者”的制度，却能稳健运行两百多年，并将美国推向世界之巅？这样的制度，为何连制定它的国父们都不看好？
......
华盛顿曾说，剑是维护自由最后的手段，但也是自由一旦确立，首先要放下的东西。没有人否认能够照亮世界的，是光——信仰之光、思想之光，也没有人否认使世界纷争不休，灾难不止的，是剑，准确的说，是对暴力的倚仗与崇拜。
然而，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人类都匍匐在刀剑之下，光一直被剑囚禁。怎样才能让光取代剑？这既是以上问题的终极之问，也是《驯化利维坦》（绝版）一书的落点所在。本书研究对象正是美国国父们所缔造的制度，但作者却将关注点放在制度背后的一般性原理，正如本书副标题“有限政府的一般理论”——问题意识，不言而喻。点击下图，收藏本书以及本文力荐的所有作品，赞赏先知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