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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反革命:为什么错误的思潮总是卷土重来?

先知书店 千字文华 2019-11-17

科学的反革命:
为何错误思潮总是卷土重来?

策划:先知书店
文:愈嘉   编辑: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苏联流传过这样一个冷幽默:在某次会议上,斯大林问:“集体农庄制度是否科学?”一位官员站起来回答说:“这肯定不科学,如果它是科学的话,应该像科学家那样,先在猴子身上做实验。”
 
这位官员的回答很“科学”——先在猴子身上做实验,成功后再推广到人类社会。但这显然是对科学方法的滥用——人和猴子岂能同日而语?
 
然而,这种荒诞仅仅是20世纪人类集体性癫狂的缩影——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试图用“科学方法”控制人类进化的路径——只有基因优良的人才能生育,含有劣等基因的人应该被彻底淘汰。他们宣称:“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们灭亡了,但从人类的角度看,人类进化了。”
 
——灾难接踵而至:欧美各国相继通过“绝育法案”、纳粹以“劣等民族的名义”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吉普寨人、斯拉夫人......1920年代,苏联的伊万诺夫教授在苏呼米猿猴繁殖基地开展了骇人听闻的“人猿杂交实验”,试图打造不知疲倦、刀枪不入的超级战士。


乌托邦主义者在苏联、东欧等地用“科学方法”运行经济——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进行生产与分配,妄想构建起一个没有危机、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堂。
 
——最终迎来的却是经济崩溃、政治动荡、人伦毁灭、文明倒退。

......


人类曾深信,科学与理性会带来是繁荣的天堂,而迎来的却是血腥的地狱。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写道,真正带来世纪性灾难的是错误的方法论——“在研究人类社会时滥用科学方法”。
 
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计划经济”等实验已经破产,但有些余毒至今仍未被消解,例如“实证主义”经济学。
 

▍20世纪最伟大的预言
 
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他预言:乌托邦主义的实验注定只能带来混乱、匮乏和奴役。此文随后被扩充为一本旷世巨著《Sozialismus》——苏联计划经济开始于1928年。(点击图片,一键收藏本书中文版)
 

1961年,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在风靡全球的《经济学》中预测:“苏联经济将在1997年赶超美国。”——然而,1991年,苏联崩溃了。
 
吊诡的是,萨缪尔森持续研究苏联经济,掌握了大量的数据。而米塞斯从未去过苏联,甚至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都尚未开始,就在能在书房中仅靠逻辑推理得出这一先知般的结论。
 
可见,掌握信息、数据的多寡并不意味着离真相越近,如果思考的框架错了,那么谬误将会抢占人们的心智——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经济学,将物理学方法论——“假设、观察、分析、验证”广泛应用,并试图用归纳法总结理论。
 
结果,苏联铺天盖地的经济增长数据,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幻觉置换了真相。
 
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的学问,经济学必须根植于对人性的研究。米塞斯对“计划经济”的推理就是从“主观价值论”“人的行动学”等在他看来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一步步推理演绎而来:
 
我们有必要先厘清两个概念:
 
· 主观价值论:人类的主观感受无法被精确衡量
 
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有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而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一个现象。
 
奥派鼻祖门格尔却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主观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是人赋予的,它只能分出高下,而不能衡量出价值的具体大小。
 
例如,当你饥饿的时候,最想吃炒饭,而不是面条,你知道炒饭的价值大于面条。但是炒饭的价值是面条的多少倍,你是无法计算的。因为根本不存在一种尺度能真正测量“满足感”等主观感受。
 

· 外在物质世界可以被精确衡量
 
例如,一瓶水多少体积能用毫升来衡量,多少价格能用人民币来衡量等等。
 
其次,只需一个小故事就能直击问题的要害:
 
即便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组织能掌握全社会的生产要素,如钢铁、劳动力等等——它可以计划生产任何商品和服务来满足民众的要求。当它询问民众的需求时,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心中对商品与服务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有人想吃面包,有人想住房,而有人会隐瞒真实想法等等。
 
当经济活动结束后,由于缺少价格信号,它只能统计出消耗了多少吨钢铁,多少劳动力等等,却无法核算总成本是多少。
 
由于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不可知,它无法得知每个人的需求是否被满足——经济活动的总收益无法计算。当成本与收益都无法计算时,就无法确定稀缺资源是否被有效利用。
 
最终全社会陷入了匮乏与混乱——一开始还有土豆、面包和白菜可选,接着只能选土豆和白菜了,紧接着只剩下土豆,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米塞斯认为,问题的要害在于“不可度量的人类主观感受”与“可度量的客观物质世界”之间缺乏桥梁——市场交易出来的“真实价格”,准确地说就是基于货币的经济计算。在乌托邦主义描绘的人间天堂中,由于没有私人产权,也就不存在自由交易,因此不可能产生“价格”,也就无法进行经济计算,长此以往,经济必然崩溃。
 

▍“实证主义”的逻辑:
错的不是理论,而是现实世界。
 
两种方法论的优劣不仅体现在对具体问题的判断上,更体现在对基础经济学规律的证明上。
 
1845年,英国人吉芬在爱尔兰发现:由于持续的大饥荒,土豆价格暴涨,但人们对土豆的需求依旧很大。这明显违背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需求定理”:价格越高,需求越少。这就是著名的“吉芬商品难题”。


面对这一动摇经济学根基的难题,“实证主义”经济学与奥派随即展开了行动——我们可以通过二者对这一难题的研究论证,看出双方方法论的重大差异。

“实证主义”经济学家杰森与米勒到湖南做了一个实验:随机给当地穷人发放大米购物券,结果他们发现“吉芬商品难题”确实存在——补贴导致大米价格下跌,穷人需求减少,而补贴取消后,人们又开始迫切地购买大米。
 
他们随即陷入了思维混乱:难道“需求定理”错了?
 
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仅靠对人性的推理,难题便迎刃而解——
 
他们认为“人行为的根据是对自己各种欲望重要性的排序。”——人们首先要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吃饱穿暖,相比之下,其他欲望都是次要的。
 
正常情况下,人在基本生理需求被满足后,其余商品会按照“需求定理”所展示的那样“价格越高,需求越少”。
 
而在爱尔兰,由于大饥荒,“活着”成了人的第一的需求,只要有钱,首先要买的就是土豆,而人们对土豆的需求也必然减少——以前一顿饱饭需要3个土豆,而现在只要能吃到半个土豆就满足了。所以“需求定理”依旧成立。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获得巨大成功的奥派经济学却被持续边缘化,甚至被诘难“与现实脱轨”,这种魔幻现实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除预言“计划经济必然失败”外,米塞斯还成功预测了1929年的大萧条,他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身家财富,还成功挽救了奥地利的经济。
 
而“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和“第一代货币主义者”欧文·费雪持续研究美国经济和股市走势,结果,二人在大萧条中损失惨重——凯恩斯一半身家付诸东流,欧文·费雪不仅亏光了全部身家,还欠下了巨额债务,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不仅20世纪的大萧条证明了奥派的预见性,我们在十年前亲身经历的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也不例外:
 
华尔街投资人彼得·希夫根据奥派理论推导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而美国国会议员,奥派经济学家罗恩·保罗早在2001年就警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会引发经济大衰退。而“实证主义”经济学面对英国女王“你们为什么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的责问时,却说:“错的不是我们的理论,而是现实世界。”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感慨道:
 
“实证主义”经济学“将人看作一个个毫无生命力的原子,试图用变幻莫测的数学模型去描述人。”这是典型的对科学方法的滥用。

《科学的反革命》书影

奥派经济学与“实证主义经济学”截然相反:
 
· 牢牢地锚定“人”这一核心问题。
 
奥派认为经济学的根基必须是彻底的“个人主义”——任何抽象的“国家、社会、民族”都是由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人组成的,放弃具体的“人”而研究抽象的“国家”无异于本末倒置。
 
· 紧紧追随康德“先验的知识”这一哲学思脉的教导。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人类的知识除了经验之外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人类的理性。人类的心灵有独特的结构,由这些结构所推导出来的知识被称为“先验知识”或者“形式的科学”,例如数学、几何学。
 
康德认为人类是依靠“先验的知识”来认识外部世界的。“先验知识”是人类的底层操作系统,而“经验知识”只是输入操作系统里的数据。


 
米塞斯通过《人的行为》,罗斯巴德通过《人、经济与国家》为康德的“先验论”添加了一个新的分支,那就是经济学。在这两本巨著中,他们从几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一步步重构经济学大厦。
 
在奥派经济学的思考框架中,我们无需去背诵复杂的定理,也无需高等数学的复杂变幻。只需带着一个逻辑清晰的大脑和一颗理解人性的同理心,经济学大厦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神奇地矗立在你的脑海中。这就是奥派经济学令人着迷的魔力。
 

▍权利不能被计算和交易
 
“实证主义”经济学与奥派经济学在人类伦理道德领域的较量同样激烈。
 
2016年,中国乐山发生了一件奇事:
 
三万只蜜蜂蜇死了三头牛,结果蜜蜂因为失去了蜂针也全部死掉了。于是养蜂人与放牛人对簿公堂——放牛人指责养蜂人的蜜蜂蜇死了牛,要求赔偿,而养蜂人控诉放牛人的牛害死了自己的蜜蜂,也要求赔偿。
 
熟悉主流经济学的人一定由此想到“科斯定律”:到底谁是受害者,这取决于社会总成本,而法官应该按照社会总收益的高低来安排财产权的边界。比如,牛肉的市价高于蜂蜜,那么养蜂人就要赔偿放牛人。
 
主流经济学认为,科斯定理强调了“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如此判决使得“社会总成本”降低,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是,奥地利学派却不以为然,霍普在《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中认为“科斯定理”严重侵犯了私人产权——
 
·如果按照科斯定理运作,那么法官的判决将朝令夕改,同时让财产权的边界模糊不清。道理很简单,物品的成本和市价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今天牛肉价格高,牛被蜇死了,是养蜂人的责任。但如果明天蜂蜜价格比牛肉高了呢?是不是意味着法官的判决随时会跟着市价而改变。
 
——这将导致社会不存在稳定的财产权预期。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根基,一个产权预期不稳定的国家,就不会出现繁荣。


·科斯定理认为,谁成本低,谁承担责任。但是这里的成本仅仅是“货币成本”,但假如存在非货币形式的心理成本,又该怎么计算呢?比如,蜜蜂蜇死的牛,是农夫和妻子共同抚养的,它见证了一对夫妇的爱情,这对他们来说是“无价”的。
 
——正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国王都不能侵犯我的私有产权,凭什么以社会总体利益的名义就能使侵犯就变得合理了呢?
 
·科斯定理把每个人的财产权加总当做一个整体来计算,这真的合理吗?举个小例子,小王和小明的工资都是一万元。现在小王和老板谈判,把小明的工资变成五千元,自己的工资变成两万元——二者整体的收益从两万元变成了两万五千元,总体利益增加了。小明会同意吗?
 
——不同人之间的价值是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加总计算的。


 
“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为何像“科斯定理”这样以“社会总收益”“集体的利益”的名义侵犯个人私产的荒谬观念仍能被主流经济学界不断追捧呢?这将导致怎样的后果?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的回答振聋发聩,“自从科学方法论统治人文社科领域后,致命的自负者不断沉迷于抽象的概念——社会’‘国家’‘阶级’,他们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描述成‘毫无生命的自由原子’,他们消解了伦理道德,他们追求价值中立,驱逐价值判断,最终把人类社会引向奴役之路。

 
▍认识错误的思潮相对容易
根除错误的方法论却异常困难
 
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获得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20世纪,对先进技术的盲目崇拜,对科学方法的滥用,造成了人类整整一个世纪的灾难,至今仍让人仍心有余悸。但遗憾的是,大灾难并未带来大觉醒——
 
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让人类看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但人类也再次陷入了致命的自负:无论是东亚还是欧美,不断有科技精英提出凭借“大数据+人工智能”复活“计划经济”。
 
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让人类看到了治愈癌症等绝症的新希望,但“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因此重新抬头:人类通过技术可以摆脱遗传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世界上将不再有疾病,人类的智商将提高上百倍,既可以消灭贫困与不公,还可以加速人类的进化。 
 
“实证主义”经济学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在致命的自负中无法自拔,仍旧幻想用几个抽象的函数模型就能还原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
 
......

历史的斑斑血迹为何未能唤醒人类?究本溯源,我们只不过在认知上摒弃了“纳粹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错误思潮,却对这些思潮的真正推手——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趋之若鹜。用错误的方法论批评错误的思潮,其结果是,那些错误的思潮一次次的改头换面,并卷土重来。
 
认识错误的思潮相对容易,根除错误的方法论却异常艰难,这正是哈耶克写作《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殇》的初衷。在书中,哈耶克把那些试图用科学方法,致力于发现永恒不变的“社会规律”,并由极少数精英对这些规律进行直接控制与运用的人,称为“唯科学主义者”。


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故意忽略一个事实:科学研究的观察对象,都是拥有确定的、具体属性的物,比如地球、月球、铁元素等等。在一定的观测条件下,它们的属性和性质不会发生变化,这是科学的根本前提。
 
然而,社会科学的世界是人的主观世界,研究的对象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类的心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人的行为受不同观念的影响会随时产生变化,人类社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涌现现象”,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精确预测的。 
 
“唯科学主义者”所构建的精巧模型忽略了科学的基本前提,恰恰是对科学的“反革命”。
 
刘业进老师说:“只要科学进步的辉煌一直持续,用‘科学与工程思维’组织人类合作秩序的人类理性自负就永远不可避免,因此,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一书将具有永恒的价值。
 
有人误以为《科学的反革命》表面上关注的是“经济学到底该走哪条路”,但实际上,它警惕的是“理性的滥用”,真正关注的是在自由与奴役之间,人类到底会走哪条道路的重大问题。
 
本书曾一度绝版,先知书店深知此书价值,携手译林出版社与国内一流翻译家冯克利教授,有幸复活本书,点击下图,可独家收藏。(还可选购哈耶克其他作品,以及本文多次推荐的米塞斯、霍普、罗斯巴德撰写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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