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吸取教训，越深陷怪圈”——2000年历史的真问题与伪问题

“越吸取教训，越深陷怪圈”

2000年历史的真问题与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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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愈嘉   编辑：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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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类从历史中所获得的教训是——人类从未汲取历史教训。”

这个充满了冲突和戏剧色彩的句子，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就被杜牧的《阿房宫赋》完美地诠释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一观点在中国史学界异常盛行——历史学家赵鼎新公开表示：“很遗憾，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过教训。”

在主流叙事中，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历代皇帝因掌握绝对权力而贪婪、愚蠢、盲目自大——他们拒绝吸取教训，从而导致天下大乱，最终江山易主。

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中国历史时，却发现——中华民族极具历史智慧，历代治国者并不愚蠢，他们不断汲取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吊诡的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充分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却仍然难以逃脱历史的惩罚？

▍七国之乱：

过度放权的后果

脍炙人口的“文景之治”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秦统一天下后，由于路径依赖，依旧沿用“商鞅变法”所遗留的法家思想统治万民。最终引爆了“陈胜、吴广起义”和大规模的反秦战争——秦帝国二世而亡。

大泽乡揭竿而起：拉开了反秦战争的序幕

汉初，执政者吸取秦亡的惨痛教训——“暴政”，汉高祖立下了极为宽松的国策——轻徭薄赋，减少管制，放活民间经济；郡国并行，放权地方。到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并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但好景不长，文景二帝“无为而治”的智慧并未带来帝国的稳定——自由商人集团迅速崛起，地方诸侯也日益膨胀，二者迅速结成同盟——“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推荐阅读《剑桥中国史·秦汉卷》）

▍武帝改革：

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千古一帝”这一称谓或许是中国人对帝王的最高评价。历史上，除秦始皇外，恐怕只有“汉武帝”能担当得起了——他对历史教训的重视，前所未有。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登基。极具领导天赋的他深刻反思了“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颁布《推恩令》，逐步削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任用桑弘羊进行全面的国营化改革。

武帝未费一兵一卒，便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这一系列大动作既避免了“七国之乱”的重演，也吸取了秦帝国快速崩溃的惨痛教训——如郭建龙在《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中所言：秦始皇“焚书坑儒”强制人民不要读书，而武帝要求人民只能接受儒家伦理，并以功名利禄（察举制）引诱之。武帝的政治智慧可见一斑。

于是，汉帝国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半亿帝国”；汉帝国赢得了汉匈战争，中国人心中“强汉”之称谓由此诞生。

然而，武帝也推倒了汉帝国灭亡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在武帝的种种措施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导致“天下困弊，盗贼蜂起”。幸好武帝晚年及时悔过，颁布《轮台罪己诏》，放松管制，汉帝国方免亡国之祸。司马迁在《史记》中载：“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然而，更大的祸患终未能避免——根据《剑桥中国史·秦汉卷》一书的表述，百姓苦于武帝征敛无度，纷纷隐匿户口，投奔地方豪强大族以求庇护——门阀豪族顺势崛起，中央财政税基遭到严重侵蚀，中央集权的稳定性被彻底破坏——东汉以降，中华大地陷入“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史大震荡。

历史学家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文明的故事》浓缩版）一书中将汉武帝的严重过失与秦始皇并列——充分汲取历史教训的汉武帝竟也落得如此“身后名”，也算是历史莫大的讽刺和警醒。

▍贞观之治：

开启了盛唐，也终结了盛唐

中国人记忆中最为辉煌的“盛唐”吸取了“强汉”的教训，却仍未能避免王朝的倾覆。

中国历代以“盛”冠之的朝代，唯有“盛唐”。经历400多年的南北分裂和隋末战乱后，中国重归一统。随后，唐太宗李世民以他的雄才大略一手开启了“贞观之治”这一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

而这一切当归功于太宗那句流传千古的座右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太宗充分汲取东汉以降大动荡的历史教训——门阀豪族过于强大。于是他完善了“科举制”——通过考试定期选拔官员，从此门阀大族日渐式微，而曾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皇权时代彻底消失。

唐代科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太宗在反思“汉武帝—桑弘羊变法”沉痛的历史教训后，颁布诏令——经商牟利是民众的本分，停止商税的课征，全面放弃对盐、铁、酒等产业的国家专营。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上，太宗允许地方政府出钱养兵，并采取“不久任，不摇领，不兼统”的原则，防止地方拥兵自立。这样既能解决“吴楚七国之乱”的动荡隐患，又能节省中央财政开支。

在太宗的治理下，盛唐之气象，如孔雀开屏，华丽满目，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盛之王朝，最小之政府”的奇迹。

但历史却和李唐王朝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李世民构思精巧的制度安排开启了“盛唐”，也终止了“盛唐”。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盛唐”被彻底终结。8年后，叛乱被平定，但唐朝从此陷入藩镇割据的泥沼，直至灭亡都未能解决这一顽疾。而此乱爆发的根源之一依旧是太宗制度安排的巨大漏洞——节度使在长达百年的历史周期中日益做大，致使中央大权旁落而不自知。

安史之乱终结了“大唐盛世”

“安史之乱”给之后历代执政者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雄才大略如唐太宗也无法预防地方叛乱，从此中央再也不敢放权地方，“小政府”模式被彻底抛弃。

不知太宗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王安石变法的遗产：

经济变革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

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长河，无论是文化、经济还是制度建设，宋朝是为巅峰。

两宋政权寿命长过盛唐，绵延300年，与治国者吸取前朝历史教训密不可分。

唐太宗以经天纬地之才解决了士族门阀问题，却留下了藩镇割据的隐患，而宋太祖赵匡胤却将这一困扰千年的历史性难题彻底根除。

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登基称帝。他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彻底终结了“地方挑战的难题”——将兵权收归中央，由中央直接养兵。

从此，地方几乎再没有能力挑战中央——从960年到1860年，除“靖难之役”和“三藩之乱”之外，再未发生过一起大规模地方叛乱事件。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央因收缴兵权而高枕无忧时，历史却进入了另一个可怕的逻辑链条：

为了防止地方作乱，就要控制兵权——控制兵权就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收入——要增收就必须壮大国有专营——国有专营扩大，就会造成权贵经济泛滥，民间经济萧条——最终，经济崩溃，帝国倾覆。

为扫除动荡，老问题看似被彻底解决，新问题却不断涌现，从而造成更大的动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周期律的又一典型特征。

公元1069年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央帝国打破这一逻辑链条的首次尝试。

1085年，历时16年的变法以失败告终，42年后，北宋灭亡——这意味着中央帝国试图打破这一历史闭环的彻底失败——一代才华横溢的财经大师，在工商业如此发达的北宋，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整体配套改革，试图走出历史循环，却造成了如此惨烈的结局，这给后世治国者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参阅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1069年，王安石与司马光就“变法”展开辩论

北宋所遗留的历史教训表明，中央集权框架下的经济变革已经陷入“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的窘境。

▍明清：中央帝国的超稳定夕阳期

明清两朝是中国帝制时代的最后阶段，中央集权制度历经数千年的打磨而趋于精致，治国者对历史的反思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彻底根除地方叛乱和权臣谋反的隐患，中央帝国将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身上——皇权专制得到空前加强，从明太祖朱元璋悍然废除宰相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整个士大夫阶层彻底沦为皇室的奴仆。

明清两代治国者认为，宋朝的悲剧在于，工商业与自由贸易过于发达，从而打破了经济的稳定性。于是，自朱元璋始，中央帝国就以强力方式管制宏观经济，对外遏制国际贸易——明初“片板不得下海，粒米不许过江”，满清“闭关锁国”。对内垄断国计民生，专营经济大行其道。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和悲剧的意味。明清两代治国者对历史的反思并未带来帝国的长治久安——

当至高无上的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身时，繁重的政务就会压垮帝王，分权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结果造成了一系列乱象——

· 皇权旁落：明中晚期，万历皇帝甚至连继承人都无法自行选择；

· 党争日盛：皇帝为了夺回权力，启用太监与官僚集团抗衡，明末“东林党争”是为典型。

而专营经济最终造成了剧烈的贫富悬殊：除了极少数特权阶层，大部分民众处于均贫状态，正如之前所有的王朝一样，这成为引爆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发动大规模起义；东北的满清政权顺势崛起。内忧外患下，巨龙般的明帝国崩溃了。

崇祯皇帝殉国处

清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爆发——中央财政被彻底拖垮，大清帝国开始瓦解——这一系列事件在沉重而锈迹斑斑的国门上撕开了一道血腥的缺口——与此同时，古老的中华帝国被强行拖入现代世界体系，一场艰难的转型从此开启。

▍历史的窘境：

问题越解决越多，越解决越糟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历代执政者极富历史智慧，他们对历史经验反思之深刻，制度设计之巧妙，不由得让世人惊叹。然而，盛产雄才大略之主的中华帝国却始终摆脱不了“问题越解决越多，越解决越糟”的历史窘境——最终，2000年的中国历史始终在“超稳定、超震荡”的循环中反复挣扎。

为何产生如此戏剧性的现象？无数的历史经验，为何没有换来持续的自由繁荣，也没有催生出现代文明，反而被西方后来居上呢？这似乎是一个很难有标准答案的历史悬案。康德“先验”的哲学概念似乎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

没有先验的、恒定的价值和思想，经验永远是经验。而在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皇帝“受命于天，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思想，犹如“时间”“空间”在人类思维中的地位一样，几乎所有的知识与思考都以此为基。因此，郭建龙在“中央帝国密码三部曲”中写道：

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是一种中国式的哲学体系，而非思辨意义上的哲学，因此，它对社会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束缚，让人们丧失了利用逻辑等先验的东西去验证事实的能力。

可见，2000年历史周期循环的病症在于，每个时代最聪明的那群人，始终在“经验”的层面苦苦求索，却很少在“先验”的层面上思考过。“先验”就像圆心，而“经验”就像半径，如果圆心一直飘忽不定，那么半径越长，圆的崩溃也就越快。

从1840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中华文明遭遇巨大的外部冲击，之所以称其“大”，是因为现代文明带来的挑战，不仅远远超出了过去所有“经验”的范畴，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长期封闭系统下，对外部“先验”“超验”的遮蔽性。

那么，在全球化这个开放的大系统中，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文明的冲突？到底该汲取哪些先验的智慧，并以此或聚合丰富的历史智慧，或摒弃沉重的历史负担？这对于一个超大规模，超长历史积淀的国家，不仅需要超凡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需要每个人开阔视野，改善智识。

可见，黑格尔这句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名言，其实是一个伪问题。而“越吸取历史教训，越陷入治乱循环”才是中国历史的真问题。遗憾的是，大部分史书，都是在围绕伪问题深耕细作。这类史书，读得越多，反而越糊涂。

为此，我们力荐“剑桥中国史系列”与“中央帝国密码三部曲”。这些作品，是本文主要的参考书，也是少有的“围绕真问题，寻找历史大逻辑”的好书。阅读它们，不仅可获悉那些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更能启心明智，不被伪问题俘获。点击下图，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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