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和自负，让我们常把错觉当直觉，并按照这些“直觉”判断和决策。比如，印象中，经济危机、瘟疫、战争只是为数不多，为时不长的突发事件，自由、繁荣、和平才是历史的常态。进而认为，这些突发事件造成的心理恐惧，不过是妨害历史航向的小插曲。但是，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却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指出：心理因素才是文明发展的真正动力，文明的进程正是人类不断克制自身情感的过程。在诸多情感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恐惧。恐惧是文明的心理基础，激发人类创造出世上几乎一切的文明成果。埃利亚斯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瘟疫、战争、饥荒这些残酷的小概率事件，通过放大人性的恐惧，倒逼着人类创造出一项又一项的思想、制度、技术发明等，来消除恐惧。我们恐惧现实中存在的威胁，也恐惧虚构的怪物，恐惧是人的心灵投射，是内心的悲凉、孤独、绝望和渴求——我们恐惧的事物几乎无处不在：我们恐惧死亡——打从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死亡就紧紧跟随左右。死亡的触角无远弗届，死亡是人内心深处最深的恐惧。我们恐惧无知——人总喜欢活在自己的认知里，按着自己的那一套意图来行事。高估自己的认知，而低估无知，几乎是人类的通病。当认知无法解释世界时，恐惧便肆意生长。我们恐惧强制——强制依靠暴力与谎言维持，但强制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为了维系，必须要不断制造恐惧。强制掏空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想象力，让他的国民成为了没有思想、没有自我的空心人，成为恐怖的帮凶。恐惧归根结底是一种强大的情感，想象的恐惧远大过行动的恐惧。人们恐惧的，是无目的的恶、是无知的愚昧、是无端的强制。形形色色的恐惧塑造了人的行为，这种恐惧越强烈，人们对它的服从就越绝对。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所有的器官、认知、情绪，都是一种生存手段。听力、视力，是生存的“硬件装备”，同样，“恐惧”这种情绪是生存的“软件装备”——它的存在，让人类在面对巨大危险时，不至于浑然不知。科学研究表明，人类90%的行为都源自于恐惧，恐惧通过对个体心理普遍、强烈的影响，使人被迫做出行动，最终扩散到整个社会。例如，宗教诞生的原始动力是恐惧。在雷电、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巨大威力面前，在自己无能为力的生老病死面前，追求确定性的人类，发明了最早的宗教。因此，《人的宗教》的作者休斯顿•史密斯在考察了最主要的九大宗教后，将宗教定义为“一群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所编织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宗教成为文明最开始的引路人，不正是因为宗教使人们理解了世界的恐惧，并鼓励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吗？人类在诞生之初只面临对自然的、不确定的恐惧，但随着文明的演进——逐渐出现了人为的、确定的恐惧。它来自于社会的竞争、认知的缺乏甚至制度的强迫。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恐惧；我们之所以恐惧，是因为无知。对于生活的世界来说，一方面，唯一确定的，是它永远都是不确定的，因此，人类永远不可能全知全能。另一方面，人类最恐惧的又莫过于世界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永远不可能告别恐惧的根本原因。人类历史伊始，恐惧之所以能统治世界，是因为大地寰宇之中，一切都是未知之数。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我们对自然的恐惧也越来越少：我们知道地震是因为地壳运动，而不是地下有地龙在翻身；我们知道旱涝瘟疫施虐，是因为人类破坏了自然平衡，而不是上天惩罚人间的无道；我们知道广播、电话通讯便利，是因为声能与电能的相互转换，而不是神话中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神通广大。一场瘟疫，人类就束手无策，整个世界，一夜之间陷入了恐惧。我们恐惧人工智能、恐惧失业、恐惧细菌战争、恐惧未来，而这些不正是文明的副产品吗？“我自知，我无知”让人谦卑，而“无知者无畏”则是恐惧和悲剧的认知源头。科学在改变人类生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恐惧坊间戏言的“四大智商税”：小孩怕笨、女人怕丑、男人怕穷、老人怕死，这四种恐惧都根植于底层常识的缺乏，一旦戳到这些认知的痛点，平时再正常的人，都会突然“智熄”。我们究竟该如何避免无知的恐惧呢？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流感学专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只听到时钟的滴答滴答声，但是从来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未知的恐惧就像流感这样，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来，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尽管时间是不确定的，但预防的措施却非常确定的：理查德·德威特在《世界观》一书中提出：世界观，是人类建立的一套更方便和简洁的认识论。是对世界的总体认识，但是这个认识论却不断在变化。因此，人类不可能，也不应该宣称自己能够完全认识世界。认知升级远比积累知识重要。世界观是我们认知的“底层操作系统”，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其实取决于我们思考的方式。当大脑中只有一种认知时，就只能用这种认知去思考和行动——对自己无知的视而不见，才是滋生恐惧的温床。对无知的恐惧，倒逼我们去学习、思考。但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恐惧，那就是强制。孟德斯鸠认为：强制是一种悖逆自然感情的制度，容不下说不的人。
在一个以强制链接的社会，只有本能、服从和惩罚，强制是恐惧的放大器。
18世纪，乾隆皇帝用最缜密、最牢固、最恐怖的皇权统治，把上亿人口关进密不透风的牢笼。在“盛世”即将达到巅峰的时候，却出现了一场空前绝后的群体性恐慌——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将“盛世”搅得天昏地暗。1768年春天，浙江德清修建石桥，乡民沈士良来找石匠，说与他同住的侄子为人暴戾，恳请石匠把写有他名字的纸贴在木桩尖打下去，以此来诅咒他。石匠心中蹊跷，告发到官府。知县审了一通，打了几下，此事便不了了之。这件小案子本该就此了结，谁知用纸来“诅咒叫魂”的流言，迅速由少数人内心的恐惧放大为整个社会的恐慌。流言称，只要用写了一个人名字的纸，包了他的发辫，施与某些咒语，便能控制他的灵魂。流言所及，人人自危，愚民们认为社会上的乞丐、僧人、游民都在从事叫魂勾当，恐慌持续到年底。历史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大恐慌》一书中指出：“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民众利用叫魂诬陷他人，官员构陷同袍——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甚至让乾隆皇帝怀疑叫魂背后是反清势力的凶险阴谋。在无数小民屈打成招与“督办不力”的官老爷丢官撤职后，案情终于真相大白，所谓的叫魂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妖人，没有一件案子不是冤案，有的只是庸人自扰，造谣诬陷，屈打成招。可见，所谓的乾隆盛世，不过是一个处处潜藏着敌意与恐惧的社会。权力被垄断，人人都成为制度的胁从犯，即便最伤天害理的行为，也因为上级的旨意而显得情有可原。这种让参与者人人恐惧的制度，除了源源不断地催生假象和荒诞，更是将人们的恐惧放到了最大，演化成群体性恐慌的恶性循环。对此，政治学者福山指出：与强制相反的现代文明制度，是将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完美地镶嵌在一起。当乾隆正在手忙脚乱地镇压“叫魂术士”时，西方却发生着完全相反的事情，其巨变程度，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世界文明的大潮正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让人民避免恐惧——“王在法下”“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制度是稳定、受尊重和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经久不衰……它们在本质上是长期规则，并用来塑造、限制和调整人类的行为。”今天再看叫魂事件中深陷恐惧的众生相，不难发现，只要强制的制度还在，这种群体性的恐惧就无可避免。强制不仅让我们感到不必要的恐惧，更侵占和限制了人们选择的自由。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我们或许会鄙薄两百多年前“叫魂”群体的蒙昧无知，但未来的史学家在书写今天的历史时，又何尝不像今天的我们呢？无论是无知的恐惧，还是强制的恐惧都告诉我们：恐惧，一旦形成，不可避免。因为恐惧被封印在内心深处，并时刻用心理暗示影响着人的行为。它在带来痛苦与焦虑的同时，让人们丧失了希望。恐惧不仅可以扩散，还会被无限放大。最终，整个社会因恐惧的负面联动而陷入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中。恐惧根植于人性，不可避免。因为无知造成的恐惧，让人类不断前行；因为强制导致的恐惧，让人类一度窒息。如果说虚假的恐惧来自强制，伴随着绝望。那么，真实的恐惧则来自人的天性，伴随着希望。人之为人，因为人天性热爱自由，并且为了得到她、守护她，能够不断拓宽自己的认知圈和能力圈。为此先知书店诚荐“免于恐惧”书单，从认知、社会、制度三大层面，全面破除恐惧的错误认知： 《世界观》：一本奠定底层认知系统的必读书——科学的发展不仅减少了人类的恐惧，更重要的是科学哲学的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文明的进程》：作者埃利亚斯是与韦伯齐名的思想家，本书是第一部系统讲述恐惧等心理情绪与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文明的新视角，被誉为社会学必读书。收藏“免于恐惧”书单，完成从心理、认知到制度，免于恐惧的底层逻辑，多维提升认知模式。您可点击下图，识图扫码，赞赏原创，一键收藏。招聘 | 与书相关的一切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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