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术存道：应对危机的三个层次
去术存道
应对危机的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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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在《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书中，提出了认识世界的两种思维模型：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
有限游戏是一场竞技，目的是取胜，无限游戏，是一种生存模式，目的是将游戏延续下去；有限游戏的目的在于赢，而无限游戏，必须要让游戏永远继续下去。
借用卡斯的思维模型，分析最让人头痛的两难选择，尤其是危机关头的抉择：任何一个具体决策，本身只是一个有限游戏，决策一旦作出，有限游戏就结束了。
但是，评判决策的优劣，不仅要看有限游戏的输赢，更要看有限游戏是否引起了一连串的危机后遗症，为了弥补、或者掩盖前一个决策造成的新问题，有意或无意地将有限游戏变成了无限游戏。
▍电车难题：思想实验中的危机模型
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提出了“电车难题”的思想实验：
一辆突然失控的有轨电车正朝五个人驶去，如果救他们，就必须按下电车拉杆，让电车驶向另一条轨道，但这会撞死这条轨道上的另一个人。
如果是你，该如何决策？是对五个即将遇难者视而不见，还是为了救五个人，而伤害另一个无辜者呢？
作为经典的危机模型，“电车难题”引发了无数的争论，迄今也没争出个答案。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下面两类：
◎因救人而杀人是不义的。所以，一旦拉了拉杆，就要为这一行为负责任。
◎为最多数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才是道德的。所以，应该拉动拉杆，拯救最多的人。
显然，无论怎么选，都无法避免有人死亡，都将面临“牺牲一部分人救另一部分人”的现实，当然，还有一个更坏的选择，那就是不做选择的逃避。
电车难题，尽管只是一个假设，却成了人类永恒困境的代名词。每当危机爆发时，类似的现实难题，其实都在无情的拷打着人类的良知。
比如，经济危机时，政府是该干预救市，还是保护自由市场的原则？
疫情爆发时，生命安全与社会停摆，该如何取舍？为保护非疫区人的安全，是否应限制疫区人的流动？
……
可见，现实抉择，远比电车难题的思想实验更棘手，涉及的可能不是在一个人和五个人之间选择，而是在一百万和五百万之间抉择。
▍无为而治是大智，毫不作为是大恶
毫不作为，是应对危机的第一个层次，两难困境中，尽管选择很难，但都比不上不作为更糟糕——既然选择哪一个都不讨好，干脆先什么都不做、视而不见、能拖就拖，能瞒就瞒，能不管就不管，甚至假装有作为。事实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被拖成大灾难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齐的国君高纬就是这样的典型。
高纬即位之初，外有强邻，内有豪门。他不思治国之道，反而逃避问题，扮成小乞丐在宫殿里行乞，让大臣施舍吃喝，装疯卖傻不理朝政，视危机如无物。国家就这样被他的懒政一天天拖垮，给了邻国北周可乘之机。
当北周大军兵临城下，他既不组织和平谈判，也不组织应战，而是隐瞒前线告急文书，沉迷于声色犬马中，最终国亡身死。
权力的本质是一种责任。所谓的“不作为”，就是在危机已经发生，需要抉择解决难题时，逃避责任。在任何一个时代，这样的不作为，都是更大的恶。
▍理性决策，两害相权如何取其轻？
理性决策包含三个部分：收集与问题有关的情报、基于情报拟定所有可行方案、权衡判断选出最适合的方案。
因此，理性决策是将多种价值进行权衡比对，是理性、冷静，甚至近乎残酷的。比如，“二战”期间的考文垂事件。
1940年11月，德军的情报加密体系“恩尼格码”被英军破译。但是，德军对此并不是很确定。于是，希特勒决定投石问路，通过空袭考文垂，来试验“恩尼格码”是否已经失灵。
面对空袭考文垂的密电，英国首相丘吉尔陷入了两难抉择：
◎ 采取紧急措施保护考文垂，但会暴露“恩尼格码”被破解的事实，这将使奋战在英国本土、北非、地中海等各条战线的英军，瞬间失去情报优势，甚至整个英国都有陷落的风险；
◎ 牺牲这座历史名城，欺骗德军，保护情报系统，为未来的战略决策做出更大贡献。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最后，丘吉尔决定放弃考文垂，为了不引起德军怀疑，也没有通知城中的居民。结果，在德军长达11个小时的轮番轰炸中，考文垂数千人伤亡。“考文垂”几乎成了“无人区”的代名词。
虽然，考文垂为英国，甚至为二战胜利做出了“伟大的牺牲”，成为一座“英雄城”。但因为这次事件中的道德抉择，超出了战争本身，时至今日仍然饱受争议。
支持丘吉尔的人，认为这一做法舍小保大，是理性的抉择。
反对者则认为，哪怕为了再高尚的理由，都没有权利去剥夺另一部分人的生命。
危机考验理性，更考验人性。在还未全部写完，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六卷）中，作者丘吉尔对考文垂事件的处理，体现了一位保守主义政治家的智慧——
既没有说这是一个艰难而不理想的决策，也没有为自己的理性决策表功，只是做了简单的事实描述，功过留待后人评说。丘吉尔说：“我是以牺牲大英帝国的代价，来参与二战。”
与事到临头的慌乱决策不同，理性决策有助于在“两恶”之间权衡利弊，选择那个最“不坏”的方案。
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更深的层次应对危机：
无论理性决策，还是成本决策，都是危机决策时可参考的思维工具。人们最常常犯的错误，是执着于寻找完美的决策工具——术，而忘记了拥抱那些能够减少残酷决策的思想——道。
◎ 审慎的美德。保守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不贪图“大事业”，也不寄希望于侥幸。危机面前，不要轻言“战天斗地，改天换日”，因为这种理性自负，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 必要的成见。保守主义之父柏克说：“明智的成见，胜过未经检验的空想”。“成见”，与其说是有偏差的见解，不如说是在人类漫长历史中积累的常识。在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危机关头，人类能依靠的，只能是成见——只要认知危机的“成见”，比危机蔓延的速度快，危机就一定会不断减弱。
◎ 权力是责任，更是维护自由与秩序的工具。最卓越的领导者，是运用保守主义智慧，少犯错误，尤其少犯大错误；优秀的领导者，是危急关头的理性决策者，而最拙劣的领导者，则是更大危机的制造者。执掌权柄，是个人生活对政治的让渡，甚至是一道“枷锁”。
保守主义政治家杰斐逊说：“我摆脱权力枷锁后所能获得的自由和轻松，是任何一个从枷锁中解脱出来的囚徒也体会不到的。”
保守主义思想正是这样一种全新的思想，它提供一整套重新理解政治、商业，甚至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关于危机，保守主义首先思考的，是如何避免危机发生；应对危机，保守主义首先思考的是，解决危机的方案，决不能再制造新的危机。
“越吸取教训，越深陷怪圈”——2000年历史的真问题与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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