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已来，莫问西东
未来已来，莫问西东
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安东尼·伯吉斯
公元664年2月5日，玄奘，即四大名著《西游记》中唐僧的人物原形，在长安逝世。史料记载，从皇室到百姓，从佛门到俗世，长安附近五百里内送葬者达100多万人。
关于玄奘的贡献，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老师在《文明的边疆》一书中，将其总结为八个字：取回真经、佛典汉译。
从离开长安到游历印度，历时长达17年，玄奘带回佛经共657部。随后，玄奘用余生19年，完成了经、论75部，计1335卷的翻译。
▍玄奘：“宁可西行而死，绝不东归而生”
关于玄奘，今天我们最熟悉的是《西游记》中那位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抵达西天，取得真经，并得到官方肯定、民间膜拜的圣僧。然而，鲜有人知的是，玄奘最开始“西行求法”的请求，不仅未得到唐太宗与官方的支持，相反，还遭到了拒绝。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贞观元年(627)，唐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并未获唐太宗批准。
然而，他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在穿越800里的沙漠途中，他誓言，“宁可西行而死，绝不东归而生。”
也就是说，玄奘西天取经，是不符合当时政策和法律、冒着巨大风险的“偷渡”行为。这里有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1.玄奘所求之“法”，到底有何魔力，能让他抱着西行而死的决心，甘冒偷渡风险，离开当时有世界中心之称的长安，途径千里大漠，前往未知的西方世界？
2.玄奘前往取经的“西天”，即天竺，也就是今天的印度，是当时中国人眼中的“西方”，这和今天我们理解的西方，大相径庭。那么，在东西文明交融史上，我们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哪些阶段，又为何存在如此大的偏差？
第一个问题，今天我们都知道，玄奘所求之法，即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佛教自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原，历经魏晋南北朝传遍中国，到隋唐时达到顶峰。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不断的被中国化，逐渐形成“禅宗”等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玄奘所处的时代，正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鼎盛时代。而且，玄奘本人，本来就是佛学造诣很深，并且精通梵汉两种文字的高僧。为自己的信仰向死而生，似乎不难理解。
不过，除了这些具体的原因，更不应忽略的是，当时整个东西方世界的文化交融，并不是官方的单一渠道，而是官方与民间的双驱动；
并不是东方寻找西方的单向度，而是东西方世界共同开拓文明边疆的双向运动。
在《文明的边疆》一书序言中，张国刚老师总结了从远古到近世，推动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几个深层动力：
○宗教热情和知识追求。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穆罕默德、耶稣的信徒从西方而来，“东来弘法，西向求经，不绝于途”。
○政治、外交的需要。从中国各王朝的视角来看，无论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还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根本目的，都是政治和外交需要。文化融合是其客观结果，而非原因。
○经济与贸易的需求。在张国刚老师看来， 文明的融合，短期内靠政治，但长期的维系和扩大，靠的是贸易和商业。
▍中国认识西方的三大阶段：
从“绝域”到“师夷长技以制夷”
无论推动东西方世界交往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共同的结果是：不同文化的碰撞，拓展了文明的边疆。玄奘时代的唐都长安，本身就是不同文明的汇聚地和大熔炉。
相反，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选择闭关锁国的地方，很快都会走向衰落。这句熟悉的历史经验，总是和另一句“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连在一起。
当然，这里的“西方”二字，和玄奘前往的“西方”，早已不是同一个概念。
参阅张国刚老师《文明的边疆》一书相关内容，在中国历史上，对“西方”的认识，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
1.古典时期：从上古时期的商周，到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近2500年的历史，“西方”是一个从属于秦汉体制“世界观”之下的地理概念。
提及这一阶段的“西方”，首先想到的是那些耳熟能详的神话和典故：周穆王会西王母，霍去病封狼居胥，玄奘法师赴西天取经，还有郑和下西洋，等等。
但是，在由秦汉体制塑造的中华秩序中，“世界”包括两部分：已知的、已征服的世界，以及未知的、尚未征服的世界。
前者叫“天下”，主要包括中原政权的核心统治区、被纳入朝贡体系的东亚番邦和国家，后者则叫“绝域”，通常指遥远的西方。
2.近代早期：从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期，即1500-1800年间的三个世纪，“西方”带有地理和文明的双重含义。
麦哲伦、哥伦布等欧洲大航海之后，东方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几乎可以和“天堂”划等号。就连一些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也都将中国作为批判自己国家可参照的榜样。
但是，当中国人看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工业品，以及科学和基督教的那一刻，东方世界的精英群体突然意识到，在中华和蛮夷构成的世界之外，还有其他更强势的异域文明的存在，这就是欧洲文明。
这一阶段，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依然是中华秩序之下的“天下观”，在清王朝眼中，西方诸国，最多和纳入清朝朝贡体系的朝鲜半岛、越南差不多。
所以才有了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乾隆皇帝同意和英国开口通商，但乾隆皇帝因为马戛尔尼没有行跪拜礼而龙颜不悦，并给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下了一道圣旨，予以安抚。
圣旨大意如下：我天朝不缺你们番邦小国这些东西，并警告英国要“永大恭顺”。（延伸阅读：你有你的规矩，世界另有规矩 ）
3.近代时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则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和文化概念。1840年，西方的炮火，击碎了晚清永恒的幻梦。
中国被卷入以欧美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转型期。这时，“西方”不仅仅是一种异质的文化，更是一种器物、制度、文化上，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存在。
1895年，甲午战争，清王朝败给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由于明治维新是日本在“黑船来航”事件后，主动“西化”的过程，所以，此后在中国人眼中，日本也成了西方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被美国和平改造后，日本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国家。至此，“西方”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
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宣告了中华秩序的朝贡体系开始瓦解，沿袭了两千年的“天下观”也随之坍塌。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伴随着清王朝和西方国家诸多国际条约的签订，清王朝和西方各国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形式上平等，但实际上不平等的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
伴随着这一过程，中国对西方的感情也异常复杂。在中国人眼中，“西方”成了民族情感上的敌人，改革自救行动上的老师——也就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与过去两个阶段不同的是，由于“中弱西强”的现实，中西之间一改“东西交互”的双向流动，出现了长达百年的“西学东渐”的单向流动。也因此，“玄奘西行取经，佛典汉译”的故事有了新的版本：
从晚清严复、林纾等人翻译《群己权界论》开始，中间历经潘光旦、朱光潜、费孝通等学者、翻译家的努力，随后一度中断数十年，到20世纪80年代又重启翻译，前后长达一个世纪、集三代中国学界翘楚之力，当代中国出版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终于问世。丛书涵盖哲学、历史、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社会学等领域，西方3000年文明精华，浓缩于14辑，700多册经典之中。
无论知识的广博和厚重程度，还是对曾长期被拒于现代化大门之外的中国之意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分量与功德，又何止万倍于玄奘当年的佛典汉译？
▍未来已来，莫问西东
中国认识“西方”的这三个阶段，张国刚老师在《文明的边疆》中总结其特点为：
当中国领先于西方时，处于比较主动的、强势的地位；当中国落后于西方，并发生冲突时，一直处于被动、弱势的地位；而在西方开始崛起，中国开始衰落的明清时期，双方保持政治上基本对等，西方文明东渐和中国文化西传同时进行。
历史的指针曾短暂停留。20世纪90年代，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有学者曾预言，历史将终结于由西方开创的制度和秩序。
随后，互联网的诞生，全球化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坚信世界不会再有东西方之分，未来的世界“是平的”，先贤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似乎要来临了。
现实和显而易见的未来却是——冲突将更加的剧烈。
30年过去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历史不仅没有终结，“中心-边缘”的运动，“东方—西方”的叙事，又进入了新的阶段。除了已经看到的东西方世界之间，基于现实利益和价值观的激烈冲突，新的技术革命正在重塑着人类的未来：
1.未来人类生存的物理世界，不只是地球上的东方或者西方，而是地球和其他星球。这不是科幻片，而是“21世纪的哥伦布”马斯克正在做的事——以航天技术为人类开辟新大陆。
2.互联网早已将世界分为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而未来将会朝着虚拟世界统治现实世界的方向前行。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区块链技术与科技巨头推动下的，旨在打破国界，并与传统权力分庭抗礼的现实革命。
3.智能制造时代，绝大多数的物质财富将由机器人生产，未来人类社会的结构，既不是橄榄型，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型，很可能是极少数的人“统治”整个世界，他们是能够通过技术操控全人类的人，以及生产精神财富的人。
……
未来已来。但是，未来的“西方”到底是哪里？什么才是值得历经“八十一难”取回并汉译的“真经”？这是一个取决于时间颗粒度与技术变量的问题。
就像身处大唐盛世的玄奘，只能到达彼时能达到的“西方”，而他为大唐取回的“佛经”，虽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塑造者，但并未助力中国演化出新的文明形态，从而成为近代历史的引领者。
因此，与其追问何为“西方”，不如拿出马斯克发射roadster到太空时那句“Made on earth by humans”无问西东的胸怀；与其追问何为未来的“真经”，不如直接触摸、收藏人类文明已经累积下来的经典。
为此，力荐这套浓缩人类三千年文明成果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及给本文启发最多的《文明的边疆》，作者张国刚老师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我们有幸争取到张老师限量亲笔签名书。感兴趣的书友，可点击下图，或识别二维码了解详情，购书既收藏佳作，也赞赏本文。（直通作者微信/电话：1761168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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