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布列松 ——“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宣传服务”
“许多同志认为他（布列松）抓取的只是生活中个别的偶然现象，因此，他不能正确地反映我国人民生活的本质。他在美国《生活》《皇后》杂志上所发表的有关我国的照片，实际上是否定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在客观上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宣传服务。”
亨利·卡蒂埃- 布列松
1958 年6 月中旬，在西方摄影界享有盛誉的法国人亨利·卡蒂埃- 布列松受邀访问中国。跟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一样，布列松此行肩负期待，即反映新中国大跃进的建设成就。
1959年1月5日—也就是1959年的第1期《生活》杂志，根据亨利拍摄的中国“大跃进”的照片，重磅推出了《新中国内幕》的封面故事，报道了红色中国快速推进的工程建设（如十三陵水库）、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重点强调了天安门广场的军事训练）、工农业生产、国庆游行（特别选了和尚参加游行的场面）、“除四害”等内容，整个报道以彩色照片为主，用了多个跨页，很有气势。
《生活》杂志《新中国内幕》封面报道：《人们以隆重的仪式庆祝（十三陵水库）大坝的快速建成》。
亨利为何销毁彩色正片？
《新中国内幕》的报道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是这一时期国际主流媒体关于新中国的最重要的报道之一。有意思的是，这个报道还留下了其他话题，话题之一就是后来亨利销毁了此次在中国所拍摄的全部彩色正片，只留下了黑白底片，而在其有生之年出版的所有摄影集中，都没有选入此次中国之行拍摄的照片，而其1949年中国之行的照片倒是屡屡入选。
若干年后，亨利给《生活》的编辑做了这样的解释：最大的问题是，1958年在中国，他是一个太招人注意的洋人，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引起围观，所以他没有办法在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拍照。
被《生活》选为封面的那张彩色照片可以作证：一群工人在微笑着鼓掌，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正看着亨利，另一个正与他耳语，好像在说：今天有点不同寻常啊，来了个老外！
照片为美帝反华势力服务
亨利的报道，在中国也引起了反响。1959年5月19日，曾接待亨利的中国摄影学会召开学术讨论会，座谈亨利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和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问题，石少华、张印泉、高帆、顾淑型、蒋汉澄、薛子江等十余人出席。
与会者首先对亨利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感到不满，“许多同志认为他抓取的只是生活中个别的偶然现象，因此，他不能正确地反映我国人民生活的本质。他在美国《生活》《皇后》杂志上所发表的有关我国的照片，实际上是否定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在客观上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宣传服务”。
1958年，北京。在佛塔市场附近，孩子们从这张海报中学到：“功课完毕回家去，见了妈妈出门去，急问妈妈哪里去？妈妈们都是上学去。”全国各个建筑物的墙上，都贴满这类海报，宣讲一种道德或教训。
与会者还分析了亨利之所以陷入片面性和表面性、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生活本质的原因，乃是在于其资产阶级的创作方法和立场观点：
有同志认为，布列松的创作方法是用新闻报道的形式，面向生活，它突破了西方国家摄影沙龙派的圈子，这是他较沙龙派进步的一面。但摄影创作道路同样是没有中间路线的，布列松虽然标榜现实主义和所谓深入生活，实际上是不深入生活”，因此也就不能反映事物本质。而他这种貌似深入生活的假象所拍出的照片，比沙龙派的照片更具欺骗性。
因此不少同志认为：“布列松自己常说，他拍照的时候是不听别人介绍情况的，他也不愿意做调查研究，只要合乎他的口味他就抓取，显然，他所谓的‘口味’就是他的立场、观点和目的。他的作品为美国反动杂志所欢迎，正是因为他的作品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而资产阶级报刊为他大肆宣扬也并不是偶然的。
既然这些照片为“美国反动杂志所欢迎”，那么离遭到批判也就不远了。1960年，这组照片中的几张被认为别有用心地歪曲了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国际上散布流毒；亨利更被列为“现代资产阶级流派中最能迷惑人，也是最反动的、最危险的一派”即“新现实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
1958年，水星公社。鼓励农民自己建造熔炉。这张照片中，农民在拉风箱。每半个小时，这些熔炉可冶炼约100磅的铁，农民用它来做农具。但事实证明，这种土法炼的金属太脆，做出来的农具容易断成两截。农民在地里或稻田里干完正常的农活，还要去炼钢。
摄影系学生李振盛记下的批判词
1960年夏，中国文化界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内部的“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将1950年代以来西方流行的艺术流派各找一两个“代表人物”，供参观批判，以提高中国艺术家的鉴别能力。资产阶级美术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萨尔瓦多·达利，摄影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亨利。
这一年夏天，李振盛刚好考入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为了让学生们看到“反面教材”，该院老师带领学生到北京见识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艺术，作为摄影系学生的李振盛认真抄下了对亨利的批判词：
“新现实主义派”打着“客观反映现实生活”和“客观真实”的幌子，强调把现实用自然的形式真正记录下来，以不摆布，不组织加工，总是在现场出其不意地抓拍人物，不剪裁不修改，来伪装公正、客观和真实，而实际上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十分鲜明，他们总是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来歪曲现实生活。
他们以揭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为主，偶尔也暴露一些资产阶级统治的黑暗，以达到“小骂大帮忙”的目的，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镜头都对准进步的社会生活和劳动人民，像熟练的侦探一样，快速抓取那些表面的、个别的、偶然的东西，来代替生活中的主要、本质的和有普遍意义的典型现象，极尽歪曲诽谤的能事。因此，它是现代资产阶级流派中最能迷惑人，也是最反动的、最危险的一派。
展览罗列了亨利在中国拍摄的13幅照片——主要是1958年拍摄的“大跃进”的照片，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歪曲和恶毒的宣传”的罪证加以批判。
这些罪证照片包括：
《女车工》，摄于沈阳，其实是大学生在工厂实习的一个场景，由于该女生正专注地歪着身子查看车床上加工的零件，被认为“严重扭曲中国工人阶级的形象”。
《上班的工人》，摄于沈阳，工人正在赶着去上班，作为背景的墙上写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被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码头工人》，摄于重庆，画面上是码头工人在手抬肩扛地卸货；亨利为这张照片写的说明是：“码头上，人们在用手卸货；机械设备还没有装上。”这张照片被认为侮辱了中国工人（因为体力劳动很重），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劳动条件落后。
《参观展览》，摄于北京，在《新中国桥梁铁路建设成就展》上，一位留着长长的白胡子的老人面无表情地浏览着装在玻璃框内的桥梁和铁路模型，图片说明略加幽默地写道：“在被共产党的军队解放前，这位老人可能已经见识过三场革命了。”这张照片被认为是污蔑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热情。
《抗议美国入侵黎巴嫩的集会》，1958年7月18日摄于北京；当时为抗议英美军队入侵黎巴嫩，北京举行了有150万人参加、持续达34个小时的群众游行集会，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声援黎巴嫩人民。问题不是出在照片本身，而是亨利为照片写的说明：“这样的游行可以把对政府的不满引向他处”——这样的说明词当然是罪证确凿、非批不可了。
由于这个展览是内部展览，影响并不大，所以没有引起国外媒体的注意，亨利也一直不知道自己在中国被批判。直到2003年7月10日，他在法国城市阿尔勒与中国摄影家李振盛会见时，才从后者那里知道自己的照片还有此遭遇。
当参加会见的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把批判词用法语念给亨利听了之后，这位已经95岁的老人开怀大笑：
“我当时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呀，难道中国不知道我是共产主义者吗？我真的是共产党党员啊！尽管我没有领到党证……”老人家几乎是大声叫嚷着说出这段话。
当时亨利是把中国人民当作“自己人”的，遗憾的是中国人民把他当作了“资产阶级”。
李振盛和亨利
选自：《东方照相记》，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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