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友｜邓科：受众在哪儿，“智谷趋势”就在哪儿
邓科，1974年出生，199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去了中国记协工作，后加入《南方周末》，曾任《南方周末》编委。
在传统媒体工作了16年后，于2013年离职，创办分析政经趋势的“智谷趋势”公众号，文章经常被国内外主流媒体转载。例如，一篇分析香港发展局势的文章——“2017，香港沦为‘二线’城市？”被美国顶级报刊《外交政策》及《华尔街日报》引用。2014年，在清华大学、人民网等机构主办的评选中，“智谷趋势”入选十大“最具影响力财经微信公众号”。
纸媒大势已去，不少媒体精英纷纷离去。在这些离场者中，还有人坚持自己的老本行——生产优质内容。
《南方周末》原编委邓科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2013年，他从《南方周末》出走，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对影响经济高层决策行为进行观测和预测的财经类微信公众号——“智谷趋势”，并荣获“胡润最具影响力财经自媒体50强”、金V榜“2016年最具传播力财经自媒体奖”。
邓科说，他的新闻理想——“用文字去影响社会”一直没有改变，只是理想实现的难度、空间、土壤和跟现实的关系在改变，现在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也过去了，原来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业会“瓦解”。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受众，“受众在哪我们就在哪儿”。
“创业能自由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问：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智谷趋势”这个公众号吗？
邓科：我们“智谷趋势”主要是关注宏观政经趋势的一个公众号，我们早期的内容更偏重时政方面，最近一年来更关注经济方面的分析。跟一般的媒体不同，我们更多的是偏向于信息的深度分析。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信息是不稀缺的，稀缺的是对信息的再加工和深度挖掘。
问：作为“智谷趋势”的CEO，你每天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邓科：“智谷趋势”是内容驱动的，所以怎么生产出高品质的文章是我最关注的一个内容。同时，“智谷趋势”是一个创业项目，所以也会有它本身的运营与经营，最后的归结点在于我们生产的内容能不能有效地传播出去。第三个方面，就是对幕后的关注。
问：你公司现在有几名员工，分几个部门？
邓科：十几个员工，主要分为内容生产和运营两个部门。运营部门主要是和市场、商业打交道。
问：你创办“智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你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吗？
邓科：创业给人的满足感是最难忘的，尤其是能自由地掌握自己命运的满足感。我原来在《南方周末》工作，其实《南方周末》在整个中国来说已经是自由度和职业满足感很高的一个单位了，但它毕竟还是属于体制内的；而出来创业之后，虽然很累，有压力，但它给我的满足感是超越之前的。
我跟很多朋友说，你们出来折腾一下，不会后悔的。有些人可能不太敢，不太有信心迈出那一步，有些人会觉得在外面的形势很飘摇，没有在体制内这么安全，但其实你一旦出来创业，再让你回去给别人打工，大多数人都不太愿意了，这是最深的感受了。
其次就是内容生产的成就感，这主要来源于我们的内容对受众、对现实产生的影响。现在的受众都转移到新媒体上了，内容必须顺应新媒体时代改变。当我们的内容能传播、能到达更广泛的受众、能影响现实，这就会给内容生产者带来巨大的满足感。比如我们对香港的分析——我们在两年前就开始分析香港的衰落了，这在国内应该算是最早的。我们指出了香港现在的政经位置在不断下滑，那篇稿子后来被《华尔街日报》和美国顶级刊物《外交政策》引用。又比如，我们做杭州G20的那篇稿子，光是我们自己后台的阅读量就有两三百万，并且被其他公众号广泛转载，包括《人民日报》的公众号，全网算下来大概有近亿次的阅读量。
还有，就是自媒体人的感受。一是来源于“自”，自由；二是来源于“媒体”，传播带来的职业感。这些可能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吧。
问：之前在《南方周末》的工作和现在在“智谷趋势”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吗？
邓科：刚才也讲了，就是更自由了，这是从心态方面来说。如果要说工作内容方面的不同，《南方周末》的工作更多是做内容、做采编，而现在总体来说更关注商业，包括商业文明，还有它内在的规律，这个是之前没有涉及到的，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玩儿、很有价值的事情。
“我想用文字去影响社会”
问：当初是因为有自己的新闻理想才进入这一行的吗？还是因为误打误撞走上了传媒这条路？
邓科：9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我选择了新闻系，当时人大在我们省只招一个人，我成绩还是蛮不错的，就被录取了。选择读新闻是因为当高中生的时候就有种自然而然的冲动，想用文字影响这个社会。当时也看了原来是新华社记者王志纲的两本书，写的是记者生涯，很向往这个既有责任感又受人尊重的行当，能够用自己的技能来改变社会。年轻人嘛，觉得记者挺好玩儿的、挺自由的，能到处跑，所以就选择了这个行业。
问：可以理解为你的新闻理想是用文字去影响社会吗？那在这十几年的岁月里，它有没有发生改变？
邓科：对。新闻理想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理想实现的难度、空间、土壤和跟现实的关系在改变。我们做新闻的，不会说要发财。其实做新闻就是希望与他人和现实产生联系，并对其产生影响。只是现在，我们在实现理想过程中土壤变了，现实环境变了，这是一个大的客观现实。
“不用看领导脸色就能活得很好”
问：你觉得南周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邓科：我是2000年到南周的，当时觉得学新闻的人就应该到南周，满足自己的一个心愿，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当时觉得，在那儿能写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时南周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它的一个头条就能成为社会谈论的焦点。
问：你觉得《南方周末》在同类纸媒中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邓科：可以归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内部的传统，即“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这是我们职业上的戒律和追求。还有就是内部的平等和宽容。南周是极少数的“不用看领导脸色就能活得很好”的单位。你们工作之后就会发现，上司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在南周，你只要一门心思把文章写好，其他的你都不用管，别人还会尊重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部氛围。甚至当时你还可以对着领导拍桌子。
第二个方面是对职业的追求。当时南周谈论的都是普利策奖，《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的事，就是按照最高水准去要求自己。它确实吸引了人才，每一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些人才聚集在一起，除了是因为南周当时的传统，还有就是南周的商业模式是非常成熟的。它给了这些人才非常高的工资。当时在全国平均工资只有一两千的时候，我们就能拿到一两万，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三平方米的房子。但是现在，在广州买三平方米的房子就要差不多要八万、十万的月薪。
问：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出现采编人员“离职潮”，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邓科：就是理想跟现实土壤发生了变化。第一个可能是受大趋势的影响，毕竟整个传统媒体行业正处于夕阳状态；第二个就是新闻环境变了。
问：在南周的这十几年里，你印象最深的一次任务或者工作是什么?
邓科：汶川地震，当时我在前线做总指挥。南周派了十几个人到前线，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因为南周的每一个人相当于其他媒体的一个班、一个排，战斗力非常强，所以这么多人同时聚焦一个现场，是从来没有过的。当时呈现出来稿件的价值和职业的高度，应该达到南周的一个高峰。我们当时的价值就在于坚持用新闻专业的标准去做报道。地震刚发生的时候，汶川成了一个悲悯的场所，每个人都不自觉地从善、从美化的角度去想象现场。但是我们坚持更客观的立场去还原——地震是极端环境，有爱和善良，也有人性的复杂、冲突、害怕、自私、欺骗，我们就把人真实的复杂性显示出来。在这种非常重大的新闻现场，能保持专业不变形，是对新闻人的一个考验。
“转型是希望实现自我价值”
问：你刚刚也说到，转型主要是因为土壤和现实的变化，我可以理解为你之前在一次采访中说到过的“受众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吗？你还有其他个人原因吗？
邓科：受众在哪儿我就在哪儿，这是转型最重要的原因。新闻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行当。不像搞科研，新闻是要写出来，并且要传播出去的，传播不出去就不是一个新闻产品了。受众现今在微信这类网络媒体，那我们就应该到微信平台上去。
其次，对于我个人来说呢，转型是希望实现自我价值。我原来在南周做过一些尝试，比如做一些新的项目，但限于体制，这些尝试还是存在各方面的一些掣肘。虽然这可以理解，但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还是更想走出来，实现这些尝试。
我前段时间还碰到了连岳，他是专栏作家，也是从南周文化部出来的，他也创办了自己公众号。我们还说，这个时代的伟大性在于，给真正“写字”的人提供很多机会，让他们靠“写字”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当你在微信上有固定受众的话，像连岳，每写一篇文章都有足够多的“打赏”，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是一种很良性的方式，让“写字”的人有信心坚持下去。
问：从南方周末这样精英化的报纸转型去创业，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这个过程中你有遇到困难吗？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邓科：最大的困难主要还是商业上的。“智谷”本质上还是一个企业嘛，核心还是怎么去运营，企业怎么去建立一套商业模式，怎么让产品产生价值，说白了就是怎么让人愿意埋单。“怎么样用一种比较正确的方式让人愿意埋单”是我当时从传统媒体出来后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确实，我头一年在这方面的探索有很大压力，但到现在，这条路还是被我们探索出来了，这对自己也是一种鼓励吧，让我对运营“智谷”有信心了，这意味着我们不光能够做内容，还能够把产品市场化。
问：你提到你在转型过程中最大困难就是创办商业这方面，那你有没有遇到和你价值观不符合的商业力量？
邓科：整体还可以，但或多或少还是有的。遇到这种情况得从中衡量，该忍的还是得忍，该拒绝的也要拒绝，这主要依靠自己的判断吧。整体来说我们最重视的是做品牌，因此还是要看重长远利益，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而损害自己的品牌。
问：所以当时刚刚创业时内心也是有特别大压力的对吗？当时身边的朋友家人有给予你支持鼓励吗？
邓科：压力很大，但也有朋友和家人的支持。这也是自己很幸运的一个方面吧。就是觉得我出来创业，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是能够理解我，从他们不同的角度方面来支持我，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问：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个评价，前《南方周末》记者张华认为，媒体人转型创业情怀太重，过程很痛苦。你怎么看呢？
邓科：对，我理解的意思就是，不能光打“情怀牌”。我挺认同她这句话的。传统情怀的意思就是说，我对这个东西还是有感情的，我愿意去做它，但核心是以“我”为中心，但其实媒体人应该以“受众和市场”为中心。很多传统媒体人确实有这样的情怀，就是我想要把我认可的价值传递给你，但这种思想还是需要去转变的。
问：创业之后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你又如何去平衡呢？
邓科：这个确实很难平衡。像我现在基本上是早上六七点起床，吃个早饭，就到公司来了，晚上一般八九点才回去。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尤其是现在小孩子还很小，需要陪伴。
问：现在很忙，基本上没有什么假期可言吗？
邓科：对。周末我也必须有一天要到公司来。但是我尽量去做一些规定性的“铁律”。比如说每周必须有一天去陪家里人，每周要有一天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尽力争取去做到这种平衡。有时候确实很矛盾，毕竟创业确实需要人全身心投入，但是对于家庭来说，时光是不可逆的。小孩子在这两年的成长，如果你缺席了，在情感上是不可能回过头去弥补他的。
问：到现在都还没找到一种很好的平衡，对吗？
邓科：虽然我有这些雷打不动的“铁律”，但还是希望自己尽快在工作管理上能找到更多的伙伴，可以一起分担工作。哈哈，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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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记者如何转型：新闻从业者职业生涯变动的动因与路径》(陆扶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南友圈（ID：nanyouquan）授权首发（ 节选），作者：谢嘉韵，梁梦菲，陈烨程，原标题：土壤在变，理想不灭，图源：受访者提供，编辑：麟懿。后台留言【转载规范】获取转载相关规定，未经允许，严禁转载，欢迎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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