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邓小平的遗产》后记
邓小平的遗产
编者按: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曾经说过：“中国并不是必然会出现一位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他出现了，并且改变了中国，这是中国的幸运” 。的确，我们至今仍在享受小平同志为我们创造的改革开放的巨大红利。
尽管邓小平从未担任中共最高职务，但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他一直是公认的中国最高决策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绕不开的政治符号。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曾这样评价邓小平：“邓小平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定义其世界角色带来了勇气、信念和不可战胜的毅力。他对国家的优势和劣势实事求是，对未来充满远见。他确立了很多专家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解放了中国人民的能量和创造力。”
如何实事求是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功过？如何继承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可能很多中国人对这位世纪伟人的认知程度仍停留于表象，当代年轻人对他的了解大多时候都来源于一些陈年的影像资料中。之所以如此，其一原因在于邓小平被公认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他自己写给后世的文字不多。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还在研究“邓小平”并冠以“思想”成文的人甚少。
于幼军的这本《邓小平的遗产》恰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更重要的是，他是具备以上所述的有能力来透视和撰写邓小平思想行为的少数派学者型官员。他这本新书共20万多字，分为四章节，即邓小平思想与实践的源流、邓小平的政治遗产、邓小平的思想遗产、邓小平的未竟事业，为今人乃至后世研究和解读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增添了新的视角。
外界评价作者于幼军是有思想的学者，有良知的官员。年轻时有 “广东四大才子”之称。2003年任深圳市长时应南都之约，面会万言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作者呙中校，首开省部级官方对话网络写手之先河。此后一路北上，先后担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山西省省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和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一度仕途受挫，他又潜入书房，把年轻时期合著的《社会主义四百年》，向后推进到了《社会主义五百年》 。
2015年退休后，他以中山大学教授身份开设反思“文革”的系列讲座。广受好评。众所周知，全面否定“文革”也是邓小平复出推开改革开放大门的重要一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于幼军刚准备动笔写作本书时，突发重病被送进广东省人民医院抢救，两次大手术后在重症监护室呆了一个多月，又转到病房康复治疗长达3个多月，然后在医护人员监护下每天读书写作，从上下午各30分钟，逐步增加到一个小时左右，花了近四个月写完了初稿，这样的毅力和责任担当令人动容！
今天南友圈网络书店推荐这本《邓小平的遗产》，希望更多关心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读者，能够读到于幼军先生冒着巨大的身体危险写就的心血之作，共同思考和推进邓小平未竟的改革开放事业。
本拙作得以面世，首先得感谢广东省委保健办、广东省人民医院党政领导和心血管外科及心内科等科室的医护人员，没有他们精湛高超的医术、至诚高尚的医徳和多学科紧密合作、全力以赴的院风，把我抢救过来，就没有我的今天，更谈不上这本书的出版面世。
救命之恩，难以回报，我只能永远铭记于心，并在余生抓紧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去年七八月间，我接受了中国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校长的嘱托，参与主编“读懂中国丛书”，并承担其中一本介绍邓小平开辟新道路的小书。
这套丛书被中宣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办公室列为重大委托项目，后来又被国家广播电影电视和新闻出版总局列为“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不料，时隔两个月，我突发急症，且病情来势凶险，于发病当晚送进广东省人民医院抢救。经该院多学科医护人员的精心疗救，我终于转危为安，脱离了险境。
两次大手术后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了1个多月，我被转送到病房继续接受康复治疗达3个多月。这时，刚恢复记忆的我想起原来曾承诺写作一本介绍邓小平新时期思想与实践的书，脑海里时常冒出两个念头:
一是邓小平在新时期所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确实值得我为之大书特写;
二是几十年来形成一个习惯，凡是答应了别人交办的事情就一定要尽力做好。
于是，当今年1月中旬我开始重新学讲话、学走路时，便与院领导和病区主任及医生商量，可否让我每天上下午各安排三四十分钟来读书、整理资料和做笔记?医生们既理解尊重我的愿望，又十分严谨科学，同意先试一段时间。每天当我读书和做笔记前后，安排护士监测我的血压和心跳。
如此坚持了3个星期，医生发现我的脉搏和血压在读书前后基本平稳，就同意了我的请求。随后两个多月，每天允许我读书做笔记的时间，从上下午各30分钟，逐步增加到40、50分钟，如此我看完了一批参考书籍与资料，写下十来万字的读书笔记和摘要。
3月中旬，病情基本稳定，我离开了广东省人民医院，组织又安排我到广州从化区省干部疗养院静养康复。
在疗养院期间，我除了每天在医生护士的陪护下做些康复理疗，同时还开始了本书的写作。还是在护士监测血压和脉搏的情况下，每天上下午从各40分钟开始，逐渐增加到各1个小时左右。至6月下旬离开疗养院，总算完成了本书的初稿，按当初与出版社的约定，于7月初将稿件送到了外文出版社。
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认真细致地审阅和编辑，提出了若干修改建议。我又按照建议做了些改动增补，并把全书的文字润饰了一遍，所引用的资料数据再次作了核实，于12月底把书稿交回给出版社。
本书引用了大量数据支撑书的内容和观点。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发展研究数据库主任余贵波等人协助我耐心细致的做了大量的数据收集査核和校对工作;国家图书馆张曙光同志协助我借阅图书、提供了有关资料。在此深表诚挚的谢意!
中山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吴叶莹和陈菊，利用课余时间帮助我把手写稿录入出来，供我修改补充后又不厌其烦的再次打印。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还要感谢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几位老同事、老朋友，阅读了该书部分章节初稿后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本书第四章第五节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设想，则得益于住院治疗期间与医生护士们交谈所受的启发。感谢妻子徐鸣和女儿女婿等家人，在我疗伤治病和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没有医生和各位亲朋好友的支持帮助，我这个大病初愈的病号，难以完成这项常人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鸣谢之余，欢迎并期待读者朋友对拙作提出指教和批评意见。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于幼军
图书简介：
曾经我们是南方人现在我们是老南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