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和他的新著《邓小平的遗产》推出后
近日，南友圈网络书店推出于幼军新著《邓小平的遗产》一书，他曾经为官从政的广东、湖南、山西以及籍贯江苏等地网友纷纷留言，表达对这位学者型官员的敬佩感激之情——
感谢您呕心沥血用生命书写的这本书。在拜读您的《邓小平的遗产》时，总让人感觉到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政治智慧是中国发展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少有的，博学多思，廉洁自律，勇于创新，诚实勤勉的人民的好公仆！
只有广东等少数地区才孕育出大批有才情的官员，发展的问题根本上是人才的问题，人才的第一位不是技能而是思想、精神。
于幼军出任山西省长时期给山西人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是一位有胆有识的领导。有社会主义的理论，有敢于实践的精神，有为国家人民奉献的情怀。今天老百姓说到山西的父母官时总是会很怀念于幼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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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政声人去后。已经旅居海外的山西媒体人刘乃顺，在一篇公号文章中特别提到：于幼军在山西当省长时大力改造棚户区，获得赞誉连天。
刘乃顺回忆说，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山西《阳泉矿工报》社当记者时，这家企业已经占据了大半个阳泉市，职工十多万人，除了没有火葬场和法院，一切政府有的机构企业都有，基本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市级小社会。
阳泉矿务局是中国最大的无烟煤生产基地，其生产的无烟煤供应全国各地的化肥厂、水泥厂和市民做饭取暖用的蜂窝煤球场。这里的煤炭工业最初是阎锡山创办的，后来是日本人侵占扩产，再后来是新中国接管再扩产。有人计算了一下，当时阳泉矿务局累计生产供应全国的煤炭如果堆积成长城，可以绕地球两圈。
让刘乃顺印象深刻的是，矿区的居民住宅基本可分为楼房区和棚户区两种。楼房区的高楼鳞次栉比高耸入云。棚户区的棚户小小矮矮满山遍野。夜晚的棚户区灯火灿烂，白天的棚户区破破烂烂。楼房里的都是正式工，适学子女都在阳泉矿务局兴办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学习，也有的在职工大学和党校里深造。唯独棚户区的矿工和家属子女，生活得别有“洞天”。
当时，这样的境况在山西非常普遍。曾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也在《中国企业家》杂志刊发的一篇《有的人连良知都没有》的回忆文章里写道：
“我到山西工作，到了大同矿工棚户区。我当时去了几次，有些地方就老不带我去看。我问工人住在哪里啊，他们就不带我去。后来我看到山坡上有大片大片的很低矮很破烂的棚户区，我就叫停车停车，他们就说，省长，我们是去下一站，我就喊住停车。”
“我一看，七八口人，住在用石棉瓦搭的不到两米高的棚子里（今天有山西来的同志，他们都知道）。没有上水和下水，没有厕所，很昏暗的电灯。家徒四壁，一个炕，外面有一条长板凳。我问家里几个人，他们说五个女儿加上夫妇俩。我问就一个床怎么住？他们说母亲和五个女儿睡在炕上，父亲睡在外面用来吃饭的板子上，过了几十年。”
“我看了十几家都是这个样子，我掉眼泪了。”
“中午一点多了，我没吃饭，就现场说，我们对不起工人，对不起这些矿工。已经建国几十年了，工人阶级是我们的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他们几十年挖煤矿多辛苦啊，多危险啊，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啊，但是几十年住在这么破烂的棚户区里面。”
“我问有多少人住这样的棚户区，他们说光大同就有30万，全省有多少？110万。我说如果我们还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话，我们还配叫共产党人吗？”
“我们对不起老百姓。”
“当时省里、市里、县里和同煤集团的人都在，我就在马路边开个现场会，安排谁谁谁负责什么。我说两个月，你们搞出一套方案，怎么改造棚户区，让30万人全部住上新楼房。”
“两个月之后，一天不差，我元旦的时候到那里，在大同待了四天，就研究方案怎么改造棚户区。后来我说，省政府出一点，市政府出一点，同煤集团出一点，剩下老百姓每平方米最多一百块就可以买下来。他们一般住六七十平米，人多的话一百多平米也就几万块，可以分期付款。我问矿工承受得了吗？他们说承受得了。”
“后来这个方案在全省推广，有的县说拿不出钱，我说好办，凡是拿不出这批钱的，区县市三年内不准更换购买小汽车，这是第一，第二条，领导干部不准出国，第三，不准上酒（所有公务人员接待不准上酒）。（全场笑）谁不执行就这么办。半年之后我去检查，这笔钱到位了吗？有没有没拿出来的？他们说，省长，没有，全拿出来了。”
“五年后，（我离开了，晚了几年）矿工陆续都搬进去了。我也答应了，你们搬进去了，我去你们家吃饺子。每年去矿工家里吃饺子，这是我最高兴的日子。矿工跟我也有很好的感情。”
“我写《社会主义五百年（一至三卷）》稿费160万，我把钱全部捐给矿工成立一个社区文化中心，800多平米。
（于幼军为南友圈和读者亲笔签名）
“经历过文革，去过农村，看到老百姓这样的生活，只要有点良知（都会那么做）——有的人连良知都没有，我不知道那些贪几十亿几百亿的官员他们还有没有半点做人的良知。”
后来，于幼军从山西省长任上调到北京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一度仕途受挫。有媒体人写过《那年，我受命去调查于幼军》的回忆文章：
当时，领导告诉我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正部级）的于幼军出事了，让我去他起家的广州和深圳调查一下，争取出篇稿子。
我早年初做记者时第一份工作是在南方报业，当时于幼军还是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他的官声不错，也正是在他主政广东意识形态领域时，率先推进中国报业集团改革试点，广州成为中国报业的中心，三大报业集团不仅有名也有利。
1998年金融危机，广州许多地没人买，不得不动员现金流最充沛的三大报业去买地，几大集团的领导抱着逼良为娼的心理买了一些地，谁曾想十几年后，媒体做不下去了，大家竟然要靠当年这些地带来的收益养活自己。
这是题外话。
于幼军最大的功绩是顶住了中央的压力，与谢非等老同志保住了南方周末，当时南方周末是京城左派的眼中钉，几次要关掉。
再后来，于幼军去深圳当了市长，当时有个深漂民间意见领袖叫呙中校，写了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在媒体撮合下，于幼军会面网友，成为一时热点，传为佳话。
这位媒体人写道：一般而言，官员落马最好了解内情的方式就是去他当年工作过的地方找当年他得罪过的人，或许能有收获。
我确实在两个月里找了几十个与于幼军在不同阶段有过交集的人，但没法写稿，都是说他好话的，我总不能在一个官员落马时替他鸣冤吧。
最夸张的是广东鲁迅学会的几个老头很激动说要去北京为于幼军抱不平。
于幼军仕途起家是因为对鲁迅的研究，当年他还是一个工厂里的青工时，因为写了几篇研究鲁迅的论文而被发掘，渐渐从一个普通政工干部成为了主管一省意识形态的大佬。
和遍布广东政坛的南下干部弟子一样，于幼军也是南下干部的后代，但并非传说中的有那么深厚的背景，他的才华确实来自自身。
这位媒体人说，后来，我多少算是摸着了一点于幼军的事发原因，一句话就是：一个他不应该得罪的人请他办事，他从湖南到山西都坚持不办，于是反目成仇，被举报以权谋私，但都是莫须有的事情，写不了稿。
于幼军也是神人，被赋闲期间，每天准时带着茶水和面包去图书馆看书写作，历时三年，写出《求索民主政治》、《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两本新著，并大幅度修订了第一、二卷。
这位调查于幼军的媒体人最后感慨万分：人无完人，作为一个人的于幼军当然有他自己的缺点；但官有清贪，至少作为一任官员的于幼军尽了他自己的努力，那些曾经为老百姓真心实意办事的官员老百姓还是会记得的。能在离职多年后还有这么大的反响、能激起这么高的热情，可见于幼军的官声不错。
颇有同感的还有另一位老南友、南方周末前主编游雁凌，他发朋友圈说：于幼军先生来深圳了，下午去看望老领导。畅谈两个小时，他毫无倦容，中气十足，话题广泛，时而谈笑风生，间尔纵横捭阖。颇有一种铅华洗去，浮尘望尽的洒脱与飘逸。极之感慨，顽强的生命力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来支撑！
游雁凌说，值得尊敬的不是其官位显赫，而是他在个人仕途上，正值民望高企时，突然遭遇意外沉重打击，被迫赋闲3年写出《求索民主政治》、《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两本新著，并大幅度修订了第一、二卷。几年后，又在生命极度危急，连续两次大手术后，需要像孩童一样重新学习说话、重新学习走路，在顽强争取康复的过程中，又躺在病榻上，3个半月完成了《邓小平的遗产》一书初稿，继而5个月改毕定稿。
人生仕途翻车与生命悬浮一线，面对两度重大打击！换了别人早垮掉了！沉沦，颓废，心灰意凉。但于幼军以顽强的意志，屹立不倒，创造了奇迹，也竖立了男人的标杆！不得不真诚的表达我的敬意！他说，要做的事太多了。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我说：生命属于能掌控自己的强者。你还任重道远！祝福！还是祝福！
同行拜访的另一位老南友、码头青年主笔林飞，他记述了数小时聊天里，于幼军谈了当年如何做好“变压器”，保护广东媒体却不被个别人理解的无奈和豁达。谈了在中山大学开设“中国文革史”讲座的背后故事。谈了现在的生活状况，已写好《感悟山西》，接下来会写有关深圳的工作感悟。还谈了很多为人为官的道理。受益匪浅。
林飞认为于幼军是政坛上难得的有理论有实践有情怀有担当的高级领导。希望他保重身体，继续出新作。近期，码头青年会推出有关于幼军新书《邓小平的遗产》的读后感，敬请关注。
对于南友圈网友提出国内外曾有学者质疑：通阅《邓小平文选》三卷本，只是一些各时期针对某一问题的会议报告和讲话等，并没有大部头的理论著述，因而不能说邓小平创立了某种理论，更不能说邓小平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于幼军认为：这些说法如果不是出于政治偏见，便是对理论的误解。非要有大部头的专著才能称之为理论吗？道家思想的经典之作《老子》也只有5000余字。只要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尤其是改造世界的思想就能称之为理论。邓小平最早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以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如何建设发展这一世界性时代命题，创立了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学说，我把它概括为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三次飞跃”。
对于南友圈网友关注的《邓小平的遗产》里面提到所有制问题，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里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现在是不是也可以说，公有制多一点，还是私有制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于幼军：马克思的本意是社会所有制）
于幼军认为：如果要说就话远了，从源头上就要搬过来。源头上，不管是共产党宣言也罢，马克思、恩格斯定下来那些也罢，都没有说过消灭私有制或者要搞公有制的问题。于光远在世的时候就跟我谈过好几次，在德文版、英文版都没有说过。我们很多马克思理论都是从日文版、俄文版转译过来，很多翻译错了。马克思的本意是社会所有制，我的书后来用的都是社会所有制，除了为了批评现实或者指出现实一些问题，我用了公有制的提法。（马克思）的理想就是社会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和公有制不是一回事。社会所有制它可以（是）多种形式，比如任正非在华为搞的全员持股这种形式就是一种社会所有制。员工们或者是骨干员工共同持股，这样的企业会越来越多，我认为21世纪的主要产权形式应该是这种共有制，这种股东多元的，既是经营者劳动者，又是发明创造者都持股的（所有制），或者我参照一个不那么准确的说法叫：合伙人制。我认为这一定是大趋势，这才是一个方向，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希望集团刘永好原来也是家族企业，后来搞成了合伙人制，非常成功。把自己的所有员工、合作伙伴想办法变成你的合伙人共同持有股份，共进退，这就是社会所有制。共产主义是什么？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说的。要正本清源的话要回到那里去。马恩谁都没有说过，公有制就是国家所有制。斯大林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基本照搬苏联模式，严重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把多年来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思考和盘端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曾经我们是南方人现在我们是老南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