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委奉命“双规”，李姓厅官和他的秘书竟敢负隅顽抗，最后双双撂倒，锁上手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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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摘录了我当年混过的某论坛里的一篇旧帖（作者“看守所㊣当差”），说的是那个著名的美女死刑犯陶静，上绑赴死的过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完发现了很多幺蛾子。

譬如该帖子称，“陶静洗浴后，换上了乳白色胸罩和白衬衣”，但配发的图片，却分明是深色衬衣。

再譬如，“陶静想，‘究竟希望他们把自己捆紧点儿，还是捆松点儿呢？捆太紧了肯定很难受，捆松了说不定自己会控制不住乱动。电视里那些女的都被绳子勒着肩膀在胳肢窝下穿过，那些武警会不会趁捆绑时吃豆腐？’”

不少读者据此指出，陶静上绑后，很快验明正身，一枪毙命，并没有接受CCAV或者MTV的专访，她这些心理活动，难道是黄泉路上发来的微信？

再譬如，吾友李sir（陇西某县看守所监管民警）说，所谓“两位武警一人上绳，一人协助，把余绳绕到陶静身前，再次在前胸交叉，又甩回身后，从‘头圈’下的扣眼穿过，回到手腕，这才熟练地打个死结。因为‘头圈’与手腕之间的绳子拉得很紧，陶静的双手被往上扯吊，胸部不得不高高挺起，38E的双峰傲然突兀，透过薄薄的衬衣，乳白色的胸罩隐约可见。”

李sir怒喷，说原文这种写法太鬼畜，充满了SM绳技的意淫，明显与事实不符，是看多了团鬼六作品之后的脑洞大开！

嗯，李sir你说得对，另外你很懂套路哦，莫非也是SM字母圈老司机……

更有技术帝一针见血，说陶静“戴着手铐脚镣在浴缸里洗浴”，以及上绑后还不卸下戒具，明显不符合我朝司法实践的现状。

言之有理，先科普一下镣铐。

事实上，不管是之前的陶静，还是后来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林森浩，以及终审裁定死刑、死刑复核却最终无罪释放的念斌等人，一进号子，是必须镣铐伺候的——

《斯伟江:林森浩死前已是个悔过的新人》

我办好了手续遇到一个看守所警官，让我多做林（森浩）的工作，说他最近有情绪，还对另一个犯人拍了床。

我后来见到林，林的说法是，这个犯人经常欺负另一个缺钾无力的犯人，他气不过，就对这个犯人拍了一下床。

结果，他被铐在床边多日，作为惩罚。

林一审判死刑后，戴了脚链加手铐，中间有一条链子，所谓工字型铐子。

比念斌好一点的是，他的手铐在腕部是皮子做的，比较松，而福建的看守所铁链全是铁，而且比较紧，戴久了手腕的肉会烂……

重点说脚镣，对有可能判死刑的人犯而言，根据法律诉讼程序的进展，排期公诉、一审、上诉、二审、核准……搞不好脚镣就是你须臾不分的亲密爱人，一戴就是好几年。

脚镣分为两种，一种是挂铁将军弹子锁的活镣，美剧韩剧中经常出现的那种，在我朝却属于华而不实的玩意，很少使用。

一种是土铐，传承了上千年的民族品牌，老而弥坚，深受广大公安民警以及司法工作者喜爱。缺点是劳神费力，需要使用铁砧、铁锤、铆钉盒等复杂的配套设施。

我早年间有一朋友，曾当过湖南C市看守所所长的李sir，非常善于在号子里“挖矿”——就是在羁押人犯的嘴巴里，撬出未被预审部门察觉的“余罪”。

李sir多次“挖矿”，也多次立功，并被提前擢升为“白衬衣（三级警监）”，跨入了高级警官行列。

当年我拿人钱财替人贴金，为他歌功颂德之余，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在实践中，总是不用方便快捷的活镣，而要用劳神费力的死镣？

李sir算是条子哥里博览群书的，说了个两个故事，权当回答我——

一、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去郊外抓捕瘸腿退役少校，在黑森林的别墅里，少校和他的同党对福尔摩斯说：我们有6个人6支枪，你们只有2个人2支枪。

福尔摩斯看了一下怀表，说：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这时门外应该到了12个苏格兰场的带枪警察。

话音刚落，他身后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开门，苏格兰场查水表！”

于是，少校和他的同党缴械投降。

二、孙红雷主演的《潜伏》第29集里，李涯带领军统特务抓获了地下党廖三民（公开身份是天津城防执法队中尉队长）。

看在昔日袍泽一场的份上，李涯没有给廖三民上镣铐。

众人押着廖三民去和孙红雷接头时，因为没有镣铐束缚，廖三民突然一把抱住李涯，从楼上跳下，同归于尽……

李sir和我说完这两个故事，我马上明白了他的险恶用心，他的意思是洋鬼子识相，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降，所以上不上镣铐，意义不大。

而我朝遑论忠奸，不到黄河心不死，都善于负隅顽抗，为安全、保险起见，不仅要上镣铐，有条件的，最好上死镣。

回头想想也对，据说早前江苏那位两位落马的原副部级高官，锦衣卫奉旨对他们宣布“双规”时，居然一个撞墙，一个欲跳楼。

我大湖南民风彪悍，当官的更不怂。

几个月前，锦衣卫捉拿某位李姓正厅级官员时，目击者称，“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在高铁出站口，突然一阵喧哗，李高官和他的秘书，居然和约十多名穿便服的办案人员扭打，后被双双撂倒，锁上手铐。”

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大官的都这样不要脸，就别怪草民学坏，因此为了避免廖三民和李涯同归于尽的悲剧出现，及时使用镣铐，甚至用死镣，很有必要。

上死镣是个技术活，而且场面极为壮观——

翌日上午九点，尚马街看守所四监的管教民警孙干事，大步流星进了院子，大吼一声：“小洪！去把最重的脚镣拿来！要最重的！”

我闻风而动，屁颠屁颠跑进库房，拖出尚马街镇所之宝、锈迹斑斑的48斤重“死镣”，“哗啦哗啦”一路拖到院子里，再“咣啷”一声扔在地上。

 大镣很沉，10个大环每个直径约5厘米，链子长约40厘米，沉甸甸拖在地上，发出骇人的响声。

全监人犯都懵逼了，趴在窗户上，眼睛发直看我拖这副大镣。

已经很久没用过这副镣子了，等一会将是多么凶悍的重案犯驾到？什么样的牛人才有资格享用这副大镣？

拖完大镣后，我又搬出铁砧、铁锤、短钢钎、铆钉盒等配套设施，只等尊贵的客人莅临，好操锤上阵，砸个不亦乐乎。

半小时后，四监铁门打开，前面提到的中年人（省厅刑侦总队二哥）肩膀上斜挎着一支79式微型冲锋枪，指挥另外几个便衣架着一个壮汉，吆三喝四进了院子。

那壮汉戴着手铐，光着脚，身上衣衫褴褛，脸上满是血污，但仍看得出非常强壮，就像章回小说里描写的：膀阔三停，脸如火炭，虬眉短髯，分明是狠金刚下降，却错认开路神狰狞。

众便衣把壮汉撂倒在地后，仍死死摁着。

孙干事指着壮汉大喝一声，“狗日的，你也有今天啊”，又朝我一伸手，“铁锤拿来！”——孙爷要亲自砸镣伺候。

我赶忙把大锤递给他，几个便衣帮着我把脚镣接口处的圆环套住壮汉的脚踝，穿上铆钉（我在盒子里翻了好大一会，才找出与这副巨镣配套的铆钉），脚镣下端垫在铁砧上，上端由劳动犯王德智用短钢钎压住。

孙干事往手心啐了口吐沫，抡起12磅的大锤，“叮叮咣咣”砸了起来。

也许是久疏战阵，加上年岁不饶人，一夜七次郎已是昨日黄花，孙干事12磅大锤抡起来颇为吃力，砸落弹着点毫无章法，可以想象壮汉脚踝间的巨大痛楚。

孙干事勉强砸完一只脚镣，已累得气喘如牛，最后几下完全是忽左忽右梅花间竹，弹着点让掌短钢钎的王德智提心吊胆，好几次骇得差点喊出声。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那壮汉确实是条汉子，不是能扛住脚踝上砸镣的痛苦，也不是满身伤痕一声不吭，而是他的神情太淡定了，根本不像一个即将一声枪响、命赴黄泉的人。

他一直在目不转睛地赏析朱干事抡大锤，眼神里没有恐惧悲伤，相反时不时闪过一丝旁观者才会有的饶有兴趣。

砸另一只脚镣时，满头大汗的孙干事到底扛不住了，把大锤交给了我。

我面无表情，很熟练地抡起来，只几下，轻松搞定……

上文摘自我的长篇小说《从学霸到狱霸》——我跑进库房，拖出尚马街看守所镇所之宝、48斤重“死脚镣”，“哗啦哗啦”拖到院子里，再“咣啷”一声扔在地上…《从学霸到狱霸•34》

再爆个猛料，我早年间为了写这本书，采访过多家羁押场所和监狱，在湘南Y市看守所，甚至见过100斤重的死镣——

这种100斤的脚镣砸上去，你就是美国队长、金刚狼，也插翅难逃，想必齐天大圣被穿了琵琶骨，也不过如此。

但是，前面技术帝指出，“陶静临死之人，上绑后还不卸下戒具，不符合我朝司法实践的现状”，却是很正确的。

卸镣，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念斌那样的无罪释放，完事还可以得到一大笔国家赔偿，只是难度系数秒了中六合彩。

另一种则是陶静这种，在“出红差”当日早晨，才能够摆脱禁锢——由管教押出号外，武警战士上绑后（死刑绳），劳动犯依旧摆了铁砧，操起铁锤、钢錾，一点点錾去铆镣的铆钉，双脚这才会重获自由——可惜镣是卸了，命也快没了。

为什么要卸镣换绑呢？

早年间的死囚，譬如大清或民国，上得刑场，其他戒具比如枷、杻、锁等，都可以摘掉，独独脚镣是不摘的，当然五花大绑以限制自由还是必需的，这就是所谓“松刑不卸镣”。

时至今日，处决人犯时，一般程序都是卸镣上绑，和古代传统不尽相同。

这反映了古今思想的根本差异，古人讲究“一死百了”，死后所有的罪孽才能得以了结，只要生命还存在，罪责还是未了。

而今人更注重人权的平等，生而平等、死亦平等，行刑之时身上没有镣铐，表示最后时刻您跟我们一样，都是没有桎梏束缚的。

当然，肉体上如此，精神上又是如何，不得而知。

还有一个说法，我曾经在石家庄某干休所，采访过一位耄耋之年的“公安中央纵队”老战士（“公安中央纵队”曾是新中国初期我军5大军种之一，是武警部队的前身），按他的说法，就是镣铐不够用。

我朝顶底之初，大开过几次杀戒，特别是50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太祖爷是有上谕的，“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人，极有必要”（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

当然萝卜快了不洗泥，镇压反革命还一家伙顺手宰了200多国民党军在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被俘、退役返乡、闲居或从商的高级将领，包括辛亥革命的4位元勋——

①邓玉麟，1911年初秋，邓受命担任秘密军政府调查部长和军事筹备员，全盘负责武昌起义的联络和筹办弹药、文告以及外国领事馆的照会。

北伐之后邓脱离军界，1951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罪被处决。

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已命赴黄泉。

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法院宣布邓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荣誉。

②夏之时，1920年曾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

1950年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被枪决。

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法院宣布为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荣誉。

著名导演谢晋，曾拍过一部有关他的夫人董竹君的电视剧《世纪人生》。

董竹君是一位传奇女性，早年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后结识了夏之时，跳出火坑，结成伉俪。婚后，董创办了上海锦江饭店，著有自传《我的一个世纪》。

③何海清，云南陆军讲武堂期间，何海清与朱☆德同学，二人情投意合，结拜为兄弟。1925年何海清由于两耳失聪，母亲病故须料理后事，遂解甲还乡，在上海遇到从欧洲回国的朱☆德，何还资助了朱300银元。

1925年10月何脱离军界，返乡隐居。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处死。

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士”。

④宋鹤庚，1920年驱逐张敬尧后，任湘军第一师师长，成为谭延闿系湘军的中坚骨干。1923年随谭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

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不咎既往，撤销原判。

至于被误杀的“小喽啰”，既包括大量的乡绅，也包括了诸如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等等在内的望族。

不一而足，多说无益。

扯回来，正因为彼时镣铐不够用，所以所谓“卸镣换绑”，只剩下后半截的“上绑”。

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执行羁押、“出红差”任务的战士们，必须苦练捆绑术。

这一优良传统延绵至今，形成了扎实可靠的监舍捆绑文化。

当然，进入80年代，特别是1982年6月武装警察部队成立后，“卸镣换绑”的绑，一般是在（看守所）室内进行，还只是武警战士施展捆绑术的入门级。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场面的捆绑，以及黑带级的武警捆绑高手，都是在室外——公捕公判大会现场，倾情表演。

所谓原汤化原食，河水煮河鱼，我们下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