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上海有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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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疫情，就让人见识到了有钱人的隔离生活，如何超乎你我的认知。

有个奢侈品消费大户，分享恒隆广场的路易威登之家，是如何连续5天变着花样给他送去精致的下午茶点。

餐餐附赠深情手写卡片，温暖到家。

恒隆宝格丽，比LV还卷。

别人送下午茶，它主攻正餐。

每天都有专人对接菜品，确认菜单。

迷迭香脆皮牛肋，菜包狮子头……荤素搭配，都是当季最好的食材。

GUCCI不甘落后，总部列了一串客户名单，安排各个门店准备新鲜果蔬礼包。

摘叶洗净，用高档包装纸包好，再缠上丝带，印上烫金logo，亲自送货上门。

车企保时捷，也开始发力。

给俱乐部车主送去蔬菜礼包，还是精致礼盒装，排面到位。

卡地亚把服务做到了巅峰。

不仅安排特别送餐，还是米其林一星、黑珍珠二钻级别的超高档餐厅甬府的菜品。

不合胃口，还可以随意调换。

这么说可能很多人还是想象不到它的段位，我查了下，这家饭店人均消费达到了1000+。

平常点外卖都要凑半天减免的我，实在无法想象。

建行银行经理变成了私人管家，给各位大客户定了酒店高档午餐。

顿顿十三道菜起步，看得网友直呼“过大年了！”

但富豪说，建行的菜一般，下一餐不想吃建行的了。

这厢各大品牌争先恐后献殷勤，那厢豪宅物业也开辟了新赛道。

网传上海35万一平米的富人小区翠湖天地，中英文双语通知：

买了新鲜蔬菜放在楼底下随便拿，咖啡、西点摆满大堂。

疫情封控业主没办法出门，物业提供代遛狗服务。

深圳金茂府物业更体贴。

给大太阳底下排队做核酸的业主撑伞，旁边还备好了解渴的茶水。

上海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一墙之隔两重天

几年前，《半月谈》刊载《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来了。

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01：社区围墙区分贫富的“楚河汉界”

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而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记者在当地调查时，连月均收入只有2000来元的司机都说：“闸北、杨浦，那是穷鬼住的地方！”

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连片的“棚户区”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外来打工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

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这里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

02：“工人新村”无奈的历史轮回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蕃瓜弄社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笼”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蕃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变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蕃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占比超过10%。蕃瓜弄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因为当时能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人群。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记者看到，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李存荣说，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子，杂乱、拥挤、肮脏，而且水费、煤气费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因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于1996年时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2001年关门，几百个工人全部下岗，她也只能回家。

现在，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的女儿一年仅学费就要1万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荣一个月约2000元的工资紧紧巴巴地过日子。“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片社区里还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还好，没有什么病，邻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难了。”

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2000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学费全靠贷款。为了维持生活，孩子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4个小时。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

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10。目前，该区拿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09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虽然只提高25元钱，但仅仅一个杨浦区“低保户”就骤增2000多人！

03：高房价下的居无定所者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2007年）8月8日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周边楼价每平方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一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区和老旧社区的人们，却是连棚屋和老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无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区，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简陋。这些房子属于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一个月交四五十块钱的房租。

李存荣说：“对我来说，买房就别提了，我们即使卖血，也买不起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

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十分简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迁。和病残儿子一起住在“交通花园”(棚户区)的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小区要拆迁，十分心焦。“这里要是拆迁了，我和孩子就没有地方住了。现在尽管房子差，可换个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无房可住。在上海市杨浦区，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人群，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多的十来个，居无定所的人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

街道干部表示，这些人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岁数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轻点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网吧、急诊室、棋牌室、澡堂等，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说，如果政府能给居无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个床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04：专家：高“平均数”掩盖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最近，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查揭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

调查中也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普通民众对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05：贫富分化被关注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告诉记者，过去6年他们在做社会问卷调查时，将“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列了19个备选项，在调查的5个省40个县中，老百姓都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

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说：“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

各行业收入苦乐不均的现状也越来越突出了。杨宜勇说：“中国纳税百强”几乎年年是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电力、钢铁、交通、汽车等企业总能出现在沪深两市业绩增长排行榜的前列，这都反映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

06：民众不满“被平均”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速超过经济增长，这一数字一公布，引起公众哗然，很多网友质疑自己工资“被增长”。而专家的调查也显示，高“平均数”背后掩盖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具体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高平均数也极大地掩盖了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刘稚南说，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于平均数。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副队长纪中锐告诉记者，青岛市去年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为20646元，低于平均数以下的城镇居民占到总数的65%。

拥有1.5万名正式职工、9500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职工收入高的优秀国有企业，去年该集团人均年收入7万多元，是青岛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

但这个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绝对额近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但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入地位却不断下降。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比，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

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工资增了五倍，而一线的工人仅仅翻了一番，尽管工人的绝对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与管理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在著名企业海尔公司，其普通员工工资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层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万元～20万元，甚至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