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我见过最贱的腐败分子了

来源：浮事记

所谓腐败，其实也就是卖。

卖公家的权力、资源和公平正义，卖自己的灵魂、操守和原则底线，有的换成钱，有的换成色。

有人认为奇货可居，所以待价而沽，用手中的“筹码”搞利益最大化，算是卖了个“高价”。

而有人则来者不拒，既搞零售又搞批发，既做高端又做低端，甚至直接低端批发，把自己掌握的资源打包“贱卖”。

当然，腐败只有性质之分，绝无大小之别，不应论什么“高低贵贱”。

可有些腐败分子，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把一切都卖了，下贱程度简直令人发指。

成都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冉亚林，就曾经给自己收钱设了一个“限额”：

“说实话，我还是有一些敬畏心，我差不多有个60万元的限制，只收60万以下，不收60万以上，第一（金额）大了不安全嘛，第二我不希望有那种好像我被卖给你那种感觉。”

60万封顶，多了不收，他似乎认为自己的灵魂、人格、操守最多也就值60万元。

这番话，还是他被查了个底儿掉之后，面对镜头“忏悔”的时候说的。可想而知，这个人在被查之前是有多荒唐、多下贱。

把手中的工程、项目、资源，连自己的一切都卖给了不法商人，他还说“我不希望有那种好像我被卖给你那种感觉”。

果然，贱人就是矫情。

贵州大方原县委书记张瀚时，在大方工作10多年，历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

此人出卖的，主要是“乌纱帽”。利用担任大方县组织部部长、县长、县委书记等的职务便利，卖官鬻爵15年。

2003至2018年间，他先后收受84人贿赂共计195.5万元，为相关人员职务提拔、调整提供帮助、谋取利益。

平均下来，每人2.3万元。

而且，2.3万元只是一个平均数，张瀚时收的这些“帽子款”，多的几万，低的也就是3000元。

这84人中，既有普通工作人员，也有当时大方县的各种局长、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等等。

局长、乡镇党委书记，虽说算不上什么“官”，但是在县里面那也都是有头有脸的“实权派”。

一个县委书记的前途与操守，加上科级干部的职位，几千块钱就给卖，再没有比这更廉价的“乌纱帽”了。

在庭审过程中，张瀚时辩解说：

“对我案件的处理，应考虑大环境，社会风气，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时，各行业给领导送红包，普遍存在。我坦白交代了，如果因此从重处罚，对我不公平。”

“大环境”“风气”“普遍存在”，我好奇的是，有多少官员也像他这么廉价，这么低贱？

日前，廉洁四川《“案”理说》栏目发文披露甘孜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原一级警长任涛贪腐详情。

任涛的工作，主要是负责交通违法处理、事故处理等，权力虽小，但操作空间却不小，这个空间就成了他手里的商品。

帮助非法从事驾照违章处理人员，处理有违章记录的驾驶证，修改机动车违法行为罚款金额，然后收取“好处费”。

“将200元的罚金修改为50元、1600元罚金修改为200元……”这么大点事，能收取的“好处费”自然也极为有限。

据办案人员统计，任涛前后共收受“好处费”795笔共计80余万元。

2017年至2019年，任涛每天都在收钱，最少的一天仅收到微信红包20元。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帮人处理有违章记录的驾驶证，每份的“好处费”居然低至10元。

无论金额多少来者不拒，搞得像“蚂蚁搬家”似的，真是可恨又可怜，可笑又可悲。

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我见过最贱的腐败分子了，连10块20块都看得上，简直刷新了我对腐败分子这个物种的认知。

在很多地方，10块钱连一碗面都买不到。但是在任涛这里，10块钱可以买到他的灵魂。

廉价到这种程度，也是没谁了。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