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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比失衡在一些地区依旧严重——第七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报告(三)

chenqin 城市数据团 2022-10-07

系列预告:七普分县报告


近期,统计局出版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分县数据资料,在完成了相应资料的电子化后,城市数据团将在接下来一段时间连续更新,为大家解读此次分县资料中一些有趣的内容,希望各位读者可以持续关注这个系列。

上一篇我们从“90后”和“70后”的视角,看了过去十年间人口流动的一些特征。本篇我们会谈一谈性别比例问题。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呈现出的性别失衡问题值得我们重视,性别比例失衡包括总体的性别失衡以及出生人口的性别失衡,两个问题存在于不类型的城市中。


总体性别比的空间失衡


从下图可以看到,性别比最高的城市首先是人口流入城市,广东的东莞、深圳、佛山等城市在上一篇《谁来到了城市》中,分别是九零后增加倍数的第6、第1和第14名,在本文中则占据了性别比最高城市的前三把交椅。除了鄂尔多斯以外,性别比最高的城市都在中国的南方。



第二张图列出的性别比最低的城市则恰好相反,首先以人口流出城市为主,例如周口、信阳、驻马店等地,不仅是性别比较低的城市,同时也在上一篇文章的“九零后人口减少倍数”中名列前茅。在人口流出城市中,东北城市集中分布在性别比最低的城市中,例如阜新、本溪、大庆、抚顺、锦州、白城、丹东、吉林、牡丹江等。




“90后”的男性和女性,分别青睐哪些城市?


城市的总体性别比和人口流动虽然高度相关,但并不是所有的低性别比城市都是人口流出城市;反过来,高性别比城市也并不一定是人口流入城市。不同性别的流动人口,事实上倾向于不同的城市。下图使用过去十年内九零后人口的性别比变化情况,通过四个象限列出了这样的四类城市——



上图可以看到不同城市在过去十年内的九零后分性别比例增加值。

第一象限代表男性和女性都增加的象限。深圳、上海、北京、广州、东莞等大型城市基本处于这个象限内。

第三象限则是男性和女性都减少的城市。人口流出的城市基本处于这个象限。

在第一和第三象限外,第二和第四象限分别代表男性流入但女性流出的城市,以及男性流出但女性流入的城市。前者包括绍兴、台州、鄂尔多斯、惠州等,后者则仅包括南宁市。

在上图中,每个城市的男性占比增加与女性占比增加的差额,可以等同为不同性别对于该城市的“偏好程度”。城市越是偏向原点的左上方,说明这个城市越是受到男性青睐。
这样的青睐包括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像右上角的东莞一样,从外地流入的男性人口大于女性人口;第二种更类似左下角的河源市,女性人口流出更多,而男性倾向于留守。

下图列出了在所有“90后”净流入的城市中,不同性别的迁徙人口更青睐的城市。最受男性青睐的是东莞,其系数高达35%,意味着来到东莞的九零后中,男性比女性要多出35%以上。苏州、嘉兴紧随其后,接下来的城市还包括惠州、中山、宁波、湖州等。这些城市的制造业普遍较为发达,呈现出工业城市更吸引男性迁徙人口的特征。


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深圳、上海、杭州等地更受男性青睐,来到这些城市的男性九零后要比女性九零后多7%以上。广州、成都、北京相对更为均衡,九零后男性和女性流入人口几乎一样。其中北京是唯一一个更受女性青睐的城市,其系数为-0.004,说明女性迁入北京的九零后要比男性多出千分之四。

在女性更青睐的城市在图中共有18个,出现了省会为主的显著特征。除了大连和北京以外,其他的16个城市全部是所在省或者自治区的省会(首府),例如南宁、西安、郑州、合肥、济南……

省会吸引女性流入,而工业城市吸引男性流入,成为不同性别迁徙时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出生性别比的总体趋势向好,但仍有忧


上面我们讨论的是迁徙人口和迁徙人口的性别比,而迁徙人口的性别比则往往被不同城市的特征所决定。

但一座城市的人口性别比,除了流动人口带来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影响,就是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与流动人口性别比受城市特征影响不同,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按照生物学基本规律,应当是一个由自然决定的数字,自然的出生性别比大体应该稳定在105-107左右

但由于出生前的性别选择,或者特定性别人口的瞒报、漏报,从人口普查分县数据中,我们能看到一系列远远偏离自然出生性别比的城市

下图列出了2020年出生性别比较高的城市,前五名分别为儋州、新余、鄂州、泉州和黄石,其出生性别比均在1.2以上,意味着在这些城市,每100个女婴降生,就有超过120个男婴降生。


可以看到,性别比最高的省份包括江西(新余、鹰潭、伊春、上饶、九江、吉安、抚州、南昌、赣州)、湖北(鄂州、黄石、黄冈、咸宁)、福建(泉州、三明、莆田、龙岩)、广东(云浮、茂名、汕尾、湛江)、海南(儋州、海口、三亚),他们占据了性别比最高的三十个城市的绝大部分,这些城市的出生性别比都高于120。

那么,120以上的性别比,意味着什么呢?

当我们将数字全部堆叠在一起时,许多感性上的认知会被钝化。举个例子,江苏省徐州市今年年初因“八孩母亲”事件进入人们视野,许多媒体翻出徐州市高达119.5的性别比。但若是全国一起比较,徐州市119.5的出生性别比,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在2020年时,徐州市的出生性别比降低到112.3,在全国地级市中仅仅排名第84位,前面的83个城市,每一个都比徐州要更高。

读者们可以仔细观察上图,其实上图也同时用浅色柱子列出了这些城市在2010年时的出生性别比。可以发现,即使是在2020时出生性别比较高的城市,大多数也比2010年的出生性别比更低了,出生性别比呈现整体好转的趋势

例如,海南省的儋州市在2020年时出生性别比高达127.7,但这已经是比2010年的141.2要低得多数据了;而海口市的性别比也从六普的125.2下降至七普的122.6。但三亚市的性别比却上升了,从117.2上升至119.2。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南省从2010年以来努力降低出生性别比的一些新闻,但从结果的绝对值来看,出生性别比正常化之路,在海南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

以下为官方文件部分截图

江西省似乎并不完全属于趋势向好的例子,江西省作为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值最严重的省份,有九个城市上榜,而其中鹰潭宜春上饶等三个城市在过去十年中的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降反升的现象。和海南一样,江西在过去也有不少“治理性别比”的新闻出现。

以下为新闻截图

但这样的新闻,似乎并没有在江西带来性别比的正常化。

从全国范围总体看,相较十年前,出生性别比确实缩小了,但是具体到城市,许多城市的出生性别比,距离正常值仍然很远。


人口迁徙,能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带来的问题吗?


对于一座城市的人口性别问题,出生性别比迁徙人口性别比是两个不同的因素,也是两个不同的作用力,对城市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

一般来说,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城市,在没有人口流动时,必然会在二十年多后出现适婚年龄人口的性别比失衡。

那么,在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下,这些出生人口性别比更高的地方,是会吸引更多男性从而加剧性别比失衡,还是会吸引更多女性从而减缓适婚人口的性别比呢?请看下图:


上图列出了不同城市的2010年出生性别比和在过去十年间九零后迁徙人口的性别偏好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越是出生性别比高,或者说越是“重男轻女”的地区,反而在人口迁徙中越是女性偏向。

也就是说,出生性别比高的地区,在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在其成年后的性别比会降低。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从前文可知,迁徙人口偏向于女性,有两种可能性,对于人口流入地区来说,这意味着女性迁徙者迁入更多,对于人口流出地区来说,则表示男性迁徙者迁出更多。我们将上图分为两组点,橙色点表示的是人口流入的地区,在这部分地区,出生性别比和迁徙人口的性别偏向没有关系。蓝色点表示人口流出的地区,在这部分地区,出生性别比越高的地区,迁徙人口越是女性偏向,这意味着该地区的女性更少地从当地流出。使用交叉项回归后可以算出:

一个地区越是吸引外来人口的流入,越是经济发达,那么这个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就越少地影响该地区的性别分工。
而越是人口流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其流出人口反而越可能集中在男性身上,而女性会被留在当地。

因此,这种高出生性别比带来的高女性偏向的流动人口,并不是通过女性流入带来的,而是通过男性流出,而女性留守的方式实现的。

那么,人口迁徙带来的这种效用,能够多大程度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带来的性别失衡问题呢?

很遗憾,从图中可以看到,在那些出生人口性别比最失衡的地区,如果出生带来的性别比达到了140:100,但是由于男性流出所带来的性别比减少,也至多能让该地区的性别比减少至130:100,仍然会处在非常严重的失衡区间内。

因此,在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最严重的江西新余湖北鄂州等地,我们看到的新闻有时会是这样的——


人口流动,能够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全国范围内性别比均衡,但从数据结果来看,这样的均衡过程对于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地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性别失衡的治理,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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