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寻访 | 于淑敏：在巴金故居缅怀萧珊
在巴金故居缅怀萧珊
文 | 于淑敏
1月20日，我们在上海拜访桂未明先生时，她告诉我们，巴金故居正在举行萧珊百年诞辰纪念展。
巴金故居大门
巴金故居，上海武康路113号，它的大门多少次都是为巴金而打开，但2018年1月，这座花园洋房的大门为作家、翻译家萧珊，为它的女主人而敞开。
故居一如几年前静谧，不同的是，大门内左侧屏幕上循环播放着萧珊与巴金的一张张老照片；多媒体室播放着介绍萧珊与巴金的影像；客厅和二楼各个房间的家具陈设依旧。一楼门厅里，一面墙上是萧珊的生平年表；萧珊的照片前摆放着一束束鲜花，萧珊翻译的书稿手迹，文坛友朋往来书信，家书，还有日用品，都静静地在游人面前展开。室内谢绝拍照，游人都安静地驻足观看，像是屏住呼吸，怕惊醒、打扰了这里的女主人。
萧珊与巴金
萧珊与巴金的爱情故事，构成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1936年，还是中学生的陈蕴珍因喜爱巴金的小说《家》，由通信讨论作品认识巴金，后来她把自己的照片寄给巴金，二人由通信开始第一次相见。1938年7月，萧珊高中毕业后到广州与巴金见面，10月，在广州沦陷前夕，他们一起先后来到梧州、柳州、桂林。1939年2月，巴金与萧珊由桂林经金华、温州返回上海，住在霞飞路霞飞坊，巴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部的工作，萧珊于同年7月赴昆明到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学习。1940年7月，巴金经河口抵昆明，与萧珊见面，次年7月第二次赴昆明见萧珊。从1942年到1944年5月，巴金往返于桂林、贵阳、重庆之间。巴金回忆这段生活时说：
“我和萧珊五月上旬从桂林出发，五月八日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结婚。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只是在离开桂林前委托我的兄弟印发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在贵阳我们寂寞，但很安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巴金《关于<第四病室>》）
“过去的事情”可以暂时忘却，但“未来的日子”却是可期，第一就是抗战胜利了！第二是他们的爱情结晶孩子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巴金11月从重庆到上海，开始筹备恢复文化生活出版社。萧珊因为怀孕留在重庆，12月女儿李小林出生，1946年4月底，萧珊带着女儿返回上海，住在霞飞路霞飞坊59号（今淮海中路927弄59号），一家人终于团聚，安顿下来。
萧珊与家人在一起
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战争岁月和聚少离多的日子，萧珊与巴金都十分珍惜相濡以沫的寻常时光，也更期待安稳平和的写作生活。但由于巴金国内外出访活动较多，萧珊面临的多是长长短短的离别。散文家黄裳回忆，1952年2月10日，巴金离开上海启程去朝鲜，定于国庆前后回国。萧珊迫不及待地带着小林到北京去接巴金，9月23日与黄裳结伴一起北上。巴金是10月14日从朝鲜回来，在等待巴金的日子，萧珊和小林在北京玩了半个月，逛了故宫、北海、天坛，看到了许多同学、朋友，但这些都不及与巴金离别八个月后重逢所带来的欢乐。在黄裳看来，巴金叫起萧珊来总是用“蕴珍”的原名，“常常把‘珍’字拖长了来念成‘枝儿’，这就说明他的心情很好，接下去要说什么笑话了”。“萧珊当时虽然已经做了母亲，可实在不像一个操持家务的主妇，好像仍旧处在‘不识愁滋味’的状态。当然她也有皱起眉头作出苦脸的时候，但并非为了自己。她对人没有私心，有的是同情。她愿意帮助随便哪一个陷入困难的人，天真得像一个小女孩一样。”（黄裳《关于巴金的事情》）
萧珊从十八岁写信给巴金时就怀揣着文学梦，她翻译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带有她个人的风格；她做《上海文学》杂志的编辑，热情认真，一丝不苟。但作为巴金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属于自己的时间少之又少。巴金视她为生命的一部分，是得力的助手和管家。她爱朋友，爱热闹，喜欢在生活里有更多的光明和欢笑。
巴金故居的草坪
1955年9月，巴金一家从霞飞坊59号搬到武康路113号，这座三层小洋楼始建于1923年，曾为苏联商务代表处，他们搬进来后，便定居于此。
在这幢花园洋房里，巴金创作了小说《团圆》，就是后来改编为电影的《英雄儿女》。
在这里，萧珊热情地接待文坛宾朋，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房前的大花园里回荡着她宁波口音的欢声笑语。
巴金故居的花园（1）
茹志鹃曾经到访，她“一去就看大厅外的阳台，阳台外的草坪，草坪上的秋千。客厅里的光线不很亮，但是阴凉、整洁、简单，只是厅中央摆了一圈沙发，东边整个一面墙好像都是书橱”。（茹志鹃《我心目中的巴金先生》）
但这样平稳的日子仅仅持续了十一年。1966年8月，上海作协出现了批判巴金的大字报，9月中旬被抄家。巴金在《十年一梦》中写道：
“我是六六年八月进‘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那几个月里我受了多大的折磨，听见捶门声就浑身发抖。接着来的是十二月。这可怕的十二月！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敲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来，白天也来。”
“埋着头给拖进斗场，我头晕眼花，思想混乱，一片‘打倒巴金’的喊声叫人胆战心惊。……要不是为了萧珊，为了孩子们，这一次我恐怕不容易支持下去。”
巴金故居的花园（2）
巴金去松江参加劳动，继续被批斗；她最爱的儿子小棠1969年1月去安徽插队劳动，作为妻子和母亲，萧珊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和压力难以想象，其惊惶之态可想而知。她给儿子写信，交代他如何把豆酱稀释拌饭吃，怕儿子嫌啰嗦，在信末还自嘲：你的妈妈只是一个最普通的母亲。满纸的母爱，表现了只有母亲才有的忧虑和担心。李小林回忆：”父亲被打倒，母亲成了‘臭婆娘’，人们避而远之，几乎再无人登门。母亲常常瞪着失神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母亲身心交瘁，结郁成疾。她强打精神支撑了一段时候，躺倒时癌细胞已经扩散。”(李小林《一份迟到的礼物——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
巴金1970年2月到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其间经常被押回上海，在各学校、工厂游斗，无力保护和照顾家人。1972年6月初被允许回家时，看到的却是病重的妻子。他给连部打报告，申请支取100元医药费为萧珊治病，此时的萧珊已经病入膏肓，由于长期处于极度紧张和焦虑中，身体得不到有效治疗，死神正悄悄地向她逼近。8月13日，年仅54岁的萧珊永远地离开了亲人们。守望相助的夫妻阴阳两隔，古稀之年的巴金心就要碎了：“三天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了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
巴金故居的花园（3）
萧珊的骨灰盒直到1975年8月巴金返回上海时才接回来，他珍重地放在卧室。此时茹志鹃来巴金寓所看到的是：“楼上的房间都已被封，他就住在原来的客厅里。”“屋外的草坪荒芜了，秋千架没有了，但那一声宁波口音的‘巴先生’，却仿佛还萦回在耳边。”巴金的书房和被封的房间到1977年4月才启封，此时，萧珊离开这个家已经五年。巴金写的《怀念萧珊》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戏剧家曹禺致巴金的信中说：
“读了你的《怀念萧珊》的文章，我痛哭不已，再也想不到她是这样凄凉、孤独地死去。她受了这许多罪，她为你受了这许多痛苦，你也为她受尽人世间想不到的痛苦。我想不出你在暮年，会遭受这种不可形容的煎熬、苦难。我也想不出萧珊那样坚强，那样深切地爱疼你。她是个了不起的母亲，又是你真正的好朋友、好妻子。一个女人会那样伟大，她就在我们一闭眼就看得见的地方。”
萧珊的善良和为人的真诚获得了普遍的尊重与爱戴。桂未明在《思念无限——纪念萧珊诞辰100周年》一文中写道，她与李小林是大学同学，常出入萧珊家，称萧珊为蕴珍阿姨。她满怀深情地追忆往事：蕴珍阿姨爱给客人拍照，常常把照片洗好连同底片一起送给客人；院里广玉兰盛开的时节，她会剪下一枝送给到访的客人。而桂未明最难忘的，则是萧珊阿姨带给她的温暖与呵护。“文革”开始后，她的父亲杜宣入狱，母亲叶露茜被隔离。小弟老八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母亲写信叮嘱她给小弟准备一件背心。她想到的唯一可以求助的人就是蕴珍阿姨：
“1968年，正是‘文革’紧锣密鼓阶段。尽管蕴珍阿姨日夜为李伯伯的处境担惊受怕，遭北京来的红卫兵毒打，还背上‘黑老K’臭婆娘的骂名，被‘勒令’挂牌劳动。在这样一个颠倒黑白，落井下石，主张‘划清界限’的年代里，她向无助的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很快就把背心织好了。她丝毫没有考虑到会不会受之牵连，她有着一颗多么晶莹剔透的心！在亲生父母无法顾及自己孩子的日子里，老八穿上了一件崭新的毛背心，他很珍惜。这样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黄永玉创作的雕像《新世纪不再忧伤》
春风再次吹绿了寓所花园中的草木，劫后的巴金终于踏实地安坐在一楼太阳间，他望着萧珊的照片，望着那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开始写作“说真话的书”《随想录》。他把对妻子的怀念，对生活的热爱，对自己的解剖，对社会的思考，都凝聚在一篇篇文字中。秋千架被移到花园一侧，旁边有黄永玉先生创作的雕像《新世纪不再忧伤》相伴。萧珊是否不再忧伤？巴金于2005年10月17日与她团聚，他们分离了漫长的33年，这一次终于再也不分开。
2018年，百岁的萧珊乘风归来，故园依旧，亲情仍在。萧珊喜欢的草坪依然如茵，鸟不宿叶子碧绿光亮，白玉兰和无花果树枝叶葱茏，她在绿树与鲜花丛中，就那样一直微笑着，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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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故居照片一组
巴金故居一瞥 (1) 李辉摄
巴金故居一瞥 (2) 李辉摄
巴金故居一瞥 (3) 李辉摄
巴金故居一瞥 (4) 李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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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回家的路｜远离故乡的人，心中永远牵挂故乡。每次踏上归家之路，会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儿时的星星点点的记忆，家庭几代人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一棵树，一口井，一家人，左邻右舍，都是故乡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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