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鲁迅易，做胡适难
鲁迅最明显的标志是批判。社会需要批判，批判也最能抓住人心。在世界列国，执政者容易犯错，面对批判往往无招架之力。反对者、旁观者只需要拿起批判的武器，便可形成强大的号召力与凝聚力。
胡适是一种相对复杂的存在，有标志又没有标志。他也有激烈的批评，但又有严肃的思考，从不是什么简单的投枪与匕首，而是更注重深入一些的思考，想从根本处解决社会的难题。胡适常常在肯定时有否定，在否定时又有肯定。胡适在世时，拥有极富魅力的人格力量，可却又左右不讨好，一直被人诘难与谩骂，不像鲁迅那般，拥有“青年领袖”的崇高地位。看胡适，只有历史性地回顾，才能真正发现他的伟大价值。
对于鲁迅与胡适，国人由于三观与个人认知能力的差异，直到至今仍难形成社会共识。相对而言，有人仍在习惯于将鲁迅拔高起来理解，仍在习惯于用放大镜从胡适的一些错失中对其有些苛求。鲁迅容易给人带来的是感性的认同，理解胡适则要有一定的理性高度。人通常比较情绪化，故有些人更愿意从鲁迅身上找到感应点。
做鲁迅易，做胡适难。这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生态。哪怕比较反感鲁迅的人，不喜欢其尖酸、刻薄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会产生鲁迅一样的精神状态。你可能不认可鲁迅的为人，但会经常性地发出鲁迅一样的怒号，会认可鲁迅那类民族、文化劣根性的表述。那是不需要认真思考，就可以得出的结论。
胡适比较受人非议的地方，是他一直强调的妥协精神。他认为“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们也可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这种妥协，在鲁迅派就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我们需要与邪恶势力划清界限，非黑即白，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与邪恶势力妥协，那是与虎谋皮，就是和稀泥，就是对理想的背叛。
鲁迅派常常是急性子，爆脾气，显示出敢爱敢恨、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常常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激情与斗志。胡适派则总是要强调把问题研究得透一些，深入一些，要注意面对现实，莫幻想凡事可以一蹴而就。胡适派面对一些事不可为或不宜为的时候，那会对情绪亢奋者泼冷水，会主张有些事可以宁愿慢一些，或迂回前行。那就常在具体事项上惹恼一些人。
抗日时期，现在将抗日战争从1931年算起，也是有道理的。那么，从1931年到1937年，也可以看成抗日前期。在此期间，胡适就基本不主张与日本死拼，他认为中国没有准备好，不具有足够的实力与日本进行大决战。但等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没有退路了，胡适反而又冲上抗战第一线，变成坚决的抗战派。他将过去不从政的宣誓置于脑后，于1938年担任驻美大使，对“离间”美日关系，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解密的历史档案表明，当时，经日本野村、来栖两位谈判高手的活动，美国对日妥协派差点因之与日本达成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妥协协议。关键时刻，胡适紧急求见罗斯福总统产，使那项协议破产。不久，日本即发动珍珠港袭击，美日关系正式破裂，从而彻底改变了整个二战的国际走势。
胡适在抗日时期的“前后不一”，也一直让一些人难以理解。其实，他是一贯的。那就是抗日要有谋略，要积蓄力量，中国需要时间，决战前，能拖则拖，但等到无可奈何，非打不可的时候，那就必须挺身而出，用各种手段来争取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于1936年去逝。但他在生前，除了一直坚持批判国民性和与人打笔仗之外，并无多少鲜明的系统的抗日文章。他有过一些表态，但未见强有力的文学作品来鼓舞抗日的激情与士气。相反的，他对别人诬他“汉奸”的反击文章，倒写得蛮有感觉的，讽刺一些人的“抗日秀”，也写得掷地有声。1935年，他在给内山完造《活中国的姿态》所写的序文中，是这样说的，“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鲁迅给人疑惑的地方，是“九一八”后，仍然与一批友人交往密切。中国抗战期间，内山完造确实做过宣传中日亲善的事。1947年12月6日，国民党军警曾以颠覆国民政府阴谋集团嫌疑首领的罪名，拘押内山完造等日侨33人，并强迫离境。但内山完造此后却一直做着中日友好工作。毕竟，内山完造并无其他突出的表现。没有鲁迅，恐怕也不会有人关注到这样一位日本人。这段历史公案真相是什么，也许就永远无解了。现在仍有人据称说鲁迅也是汉奸，有点过了。没有证据，莫打诳语。胡适应当了解鲁迅比较深刻些。他在晚年说， 40 30431 40 12332 0 0 6904 0 0:00:04 0:00:01 0:00:03 6900迅是“我们的人”。
鲁迅派所欣赏的是事情来了，卷起袖子就干起来，管他什么三五还是二十六的。胡适派则要一等二看三思量，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最终达到目的。在一等二看三思量的时候，经常遇到的问题，是面对汹涌的民情，火一样的热情而无即刻的行动。此时，有些事，有些构想，又不宜向社会做个交待。那么，找骂、招攻击也就自然而然了。
在做人上，鲁迅派显得有风格，有棱角，爱憎分明，也容易被年轻人所认同。胡适派时常不屑于在小事上做过多计较，显得圆滑一些，柔润一些，迟钝一些，常给人一种不清不楚的错觉。鲁迅爱上许广平，那就扔下原配朱安不管了。胡适正相反，他主张婚姻自由，人性的解放，可却与文盲加小脚的妻子江冬秀保持一辈子的婚姻。他有过自己的炽烈爱情，却在传统道德的底色中放弃了。从真实的历史照片来看，鲁迅有严峻、冷酷，胡适有些亲善、和蔼。
面对他人激烈的批评甚至是恶意攻击，鲁迅照例要回敬过去，而胡适常常就缄口不辩，让时间来证明一切。1930年，胡适给杨杏佛的一信中曾这样感言，“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一个人面对谩骂如此态度，当真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而今读鲁迅与胡适也有点意思。读鲁迅，需要借助他人的解读。有人一直在穷其所有的精力来告诉你鲁迅的文字如何精妙，你听了那些解说，就觉得真是神来之笔。而胡适的文字，除了学术那一块外，一般性的面对公众的文字，并不需要多少他人的解读即可让人有所感悟、共鸣。鲁迅是概念化的，胡适则是心性化的；鲁迅总是在教导，扮演导师的角色，胡适总是在谈心，谈生命与自由的自心自悟，恍如一位爱闲聊的邻居。但是现在，许多年轻人并没有认真读过鲁迅与胡适，只是人云亦云，跟在别人结论性文字中对这两人加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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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孙郁，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本文系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鲁迅、胡适高端对话”上的讲演，收入《语之可03：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书，现代出版社。
三十年代后，左翼的旗手乃鲁迅，自由主义的代表是胡适。
他们所思所想，各有自己的道理，其实也暗示着这样一种可能：中国的道路，是有不同的路向的。
鲁迅与胡适在中国大陆是很热的人物。可惜两人的遗产被划在不同营垒里，左派视鲁夫子为精神的先驱，自由主义则认为他们在沿着胡适之路寻找未来。这其实是单值思维之见。鲁迅与胡适的关系，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可怕。细细分析，他们确有不少交叉的地方。了解了他们的相似处，才知道他们分道扬镳的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与胡适的许多观点惊人地相似。比如对白话文的态度，对儒学的理解，对人道主义艺术的思考，都有逻辑的相似性。胡适的《尝试集》，鲁迅的《呐喊》《彷徨》，都是开创新风之作，且白话文的使用都颇为自如，与旧的士大夫的遗产颇为隔膜了。在他们之后，文学与学术，都与晚清学人有了界限，剔去了陈腐的东西，融入了西洋的鲜活的思想。此后中国文学有了新的元素，新文学以不可阻挡之势前行着。就贡献而言，他们都是彪炳史册的人物。
鲁迅留学日本，读了尼采之书，且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诸人影响，思想有两种对立的元素并存。一是人道的思想，科学的理念。这些是讲究确切性、绝对性的。其立人的理念就在这个层面上建立起来的。但另一方面，尼采、克尔恺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使他的认识论带有了非确切性、反本质主义的色调。
这主要反映在文学文本的深层结构中。新文化运动初期，在与保守群落论战的时候，鲁迅与胡适站在一起，用的也是绝对化的话语方式。进化论、改革的思路，都是一种本质主义思想的外化。新文学的建立，没有这样的意识是不行的。在这方面，胡适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理性模型，颇为完整，也最有特色。说他是领军人物，确实实至名归。
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他们的差异可能只在审美的层面上。后来的情况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鲁迅与胡适渐行渐远，为文化群落的分裂各助其力，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地图。
众所周知，鲁迅是章太炎的学生，章门弟子，多有狂士之风。在学问上，有六朝的味道，方法上则延续了清人的朴学传统。就是说，在学理上求精求深之余，趣味上有反士大夫的痕迹。章太炎写文章，词语不同于常人，陌生化的表达里蕴含着反流行的思想。他们多为文章家。文章家，旧式的以桐城派为主，把思维变窄了。
章太炎
章门弟子是反桐城派的，往往走险境，不想在旧路徘徊。或者说，文章之道在另一个层面上，没有重复以往的滥调。在审美上，喜欢李贺、李商隐一类的人物。可是胡适中规中矩，他虽然也远离桐城旧气，但在气韵上除了一泓清水的陈述外，跌宕起伏之音寥寥，章门弟子就看不上他了，以为缺少味道。而学术又不同佛学、禅宗等等，私下有些讥语。门户的事情，和真理可能很远，我们且不说它。
看鲁迅和胡适在《新青年》《语丝》上发表的文章，格局与气象之别是明显的。一个不太正经，一个过于正经。《狂人日记》把时空颠倒成混沌无序之所，灰暗的背景里流出的却是最本真的东西。而胡适的《婚姻大事》《差不多先生传》，系正面的透视，理性清晰得似线条，繁而不乱。前者像天外来客，系超人方有的文本；后者则是儒者之声，乃万变不离其宗的思想者的独白。
胡适作品背后有自己的启蒙理念。作为一个文化的审视者，他对审视者自身是不太怀疑的，因为觉得自己找到了人间的方向感。但鲁迅以为，自己是一个黑暗里的人，还没有看见未来之路。即便后来同情苏联，迷惘的意识照例挥之不去。就是说，对待自己是苛刻的。他瞧不起那个时期的学者、作家，认为他们没有清算自己的污浊的精神余绪，把自我的有限性里包含的问题遮掩了。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人，多有这样的问题，鲁迅将那些人的绅士气与士大夫气的东西是同样对待的。
《新青年》同人对彼此的审美差异还是能够理解、包容的。但他们后来的分歧与政治因素的出现有关。鲁迅疏远胡适重要的原因，是在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解上有很大不同。前者要远离利害，那结果是不与权力者合作。
后者则认为，要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空而论道殊为可笑，不妨加入政府或帮助政府做事，所谓“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就是这样来的。鲁迅讥笑胡适与政府的暧昧关系，自有其道理。但社会进化也少不了胡适这类人。好在胡适还能进退自由，基本保持了人格的独立。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只是择术不同罢了。
胡适和蒋介石
胡适对自己的学术要求和做人要求都很高，不仅有西方的标准，清代乾嘉学派的套路也有。许多人以现代孔夫子来喻之，多少有一点道理。我们在他文本里感受到儒家中正之道，趣味里是古中国最为核心的东西。鲁迅面对己身则有拷问的意味，不断审视内心，并渴望旧我的消失。他认为自己有两种东西是不好的：一是旧文人气，士大夫的遗风残存在躯体里。这弊端在于留恋某些自我的东西，易出现以我为中心的自欺；二是受西方个人主义影响，黑暗的体验无法排除。
他很想消除这些痼疾，却不得其法，于是有大的悲凉袭来，有挥之不去的苦楚。所以，与其说他面对的是社会问题，不如说是在直视自己的问题。胡适没有这种自虐式的审视，心绪易在理性的安慰里平复。鲁迅对己严，无意中对人易见苛刻，他对胡适不改其道的怡然自乐，有误读也有中肯的评价。怡然自乐，就可能自恋，因此鲁迅对于胡适记日记的卖弄、做学术领袖的专心致志都不以为然。
胡适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乃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未尝不是如此。但鲁迅神往的是精神的自我历险，希望在不规则之旅中抵达精神的高地。这就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恺郭尔相遇了。这个存在哲学的话题，胡适几乎一无所知，或者说不感兴趣。在作家中，胡适喜欢白居易、易卜生、托尔斯泰，因为这些人是确切性的、一看即明的存在，世界也在一个能够掌控的图式里。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与之相反，鲁迅认为人的精神有无限种可能，那些看似不存在的思想与精神隐含，恰恰可能左右这个世界。隐去的幽微的存在，只能以超逻辑的思维捕捉，否则将擦肩而过。鲁迅善于以不正经的方式嘲笑、揶揄自己和别人，胡适自然也成了其笔下的对象。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提。晚年的鲁迅思想靠近苏俄，胡适则一直在美国文明中游动。前者在俄苏文化里浸泡，观点自然偏左。后者以美国为师，避免社会暴力冲动，无法与鲁迅为伍则是自然之事。20世纪30年代后，左翼的旗手乃鲁迅，自由主义的代表是胡适。他们所思所想，各有自己的道理，其实也暗示着这样一种可能：中国的道路，是有不同的路向的。
后来的历史显示，20世纪大多时段，中国在模仿苏俄的路；而80年代后，美国的元素增多。现在的中国，看不到俄文，流行的是纽约的色彩和好莱坞的声音。而学术上，美国大学的精神基本把俄国大学理念替代了。
俄罗斯文学是宗教深处流出的声音，本身有斯拉夫文化的痛感之音，明暗飘忽不定里，有坚韧的东西。那些最美的诗文差不多都是在嘈杂、血色里喷射出来的。中国的社会环境与俄国某些地方很像，压抑、单调、毁灭之意多多，只有穿越其间者，方有亮光的闪动。鲁迅是这样的穿越者，自己遍体鳞伤，样子是斗士型的，不免有地狱里的鬼气。
胡适乃美国现代实验主义的信徒，希望在清晰的地图里，规划前行的路。他在对西方思想的译介过程中，保持的是儒者的安宁与朴素，是一个远远观照病态社会的清醒的审视者。他拒绝血腥、呐喊，把美国制度作为楷模，以理性之思处理文化难题与社会难题，这在那时候的中国不是能够人人理解的，而操作起来之难也可想而知。
胡适和杜威
在今天的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学术界自由思想者的许多研究理路是从美国来的，而自由精神浓厚的作家喜欢的依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这可以证明历史母题的延续性。在摄取域外文化的历程里，俄国的魅力不减。他们的忧伤、绝望而带着期待的目光，依然可以点燃困苦里挣扎的人们。
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是不能够以美国的理性之尺简单测量的。乱世与嘈杂之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验便更为有效。我们在当代阎连科、余华的小说里，感受到的一个事实是，在思想上欣赏美国式民主的两位作家，他们的表达却难以摆脱陀思妥耶夫斯基魔影的纠缠，往往在俄罗斯的忧患无序的时空中思考。同时，他们也成了鲁迅思想的继承者。
我觉得胡适与鲁迅系文化生态的两翼，有点像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差异。胡适与托尔斯泰都在可视层面操作自己的选择，朗然于尘世之间，显示圣洁之思。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系生命与存在的残酷审判者，在幽暗和污浊里荡起涟漪，以非确切性与相对性系着可怜的人间世。当然，两国的作家是没有可比性，胡适自然也无托尔斯泰的伟岸与宏大，鲁迅亦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无调式的跳跃和惊世的咏叹。但他们都丰富了文学与文明之路。我们现在谈现代文化的流脉，是不能把他们割裂开来的。
民国的文化生态其实很脆弱，民间的声音不大，台阁间的文化积累又多不足。鲁迅以在野的方式去培育文学，弄翻译，做出版，搞创作，在缝隙里觅出路来。胡适从大学的顶层设计做起，把影响辐射到政府和知识阶层。在野，就需非正经的文章，思想在权力者之外，任意而谈，无所顾忌。
胡适知道野性存在的重要，但更顾及江山社稷之业，遂以民间身份参政议政，在政治中不忘民间的价值。但因为不得不与蒋介石应酬，思路就难免有非民间的因素，闻人的表演自不能免。他自己虽保持立场不变，但方式就与传统文人有了重叠的地方。外人未必看到苦衷，遭到鲁迅的讽刺是必然的。鲁迅在破中立，胡适在立中破。鲁迅悲苦，峻急里有寒光闪闪；胡适在曲中有直，以改良的方式温和地告别旧路。
前者选择的结果是革命，而后者的归宿乃改良、劝善。革命要大的磨难，历辛苦，受摧残，得烦恼；改良则是苦口婆心，屈尊俯首，如履薄冰。这都是大难之事。做不到这两点的如周作人，不幸落水，成了民族罪人；钱玄同、刘半农只能在象牙塔里无声地叹息。不过鲁迅所理解的革命与胡适不同，非斯大林主义者也。而胡适的改良被鲁迅视为奴性之举，其实也未必搔到痒处。
他们的不同，自己不能说清，我们这些后人要在理解的同时，替他们找到内在的原因。所以，我觉得鲁迅与胡适，在危难的时代，各自担当起民族重任，实乃良知的两种表现。我们现在纪念五四的前辈，对此不能不重新审视，将之看成现代文化的一种共振。在共振里，中心地带是宁静者的时候居多，而边缘之所则有撕裂式的痉挛，有久久的回音。
现代文化如果没有这两类人，我们的文学与学术将多么单调。
胡适
当代研究鲁迅、胡适的人，彼此不太接触，隔膜的地方导致了双方的对立。其实，把他们割裂起来，就简化了存在的丰富性。五四那代人，他们焦虑地去思考解决着人的解放的问题，肯于牺牲自我。他们既整理国故，又译介域外作品。在古老的文化遗风中拓出新地，终于让现代性的艺术破土而出，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问题在于那路途如何去走。鲁迅选择了战士的路，胡适则在保持人格独立的基础上，做政府的诤友。这两个选择，其实都很难，都要做常人难忍之事。鲁迅冒风险而解救他人于苦海，自己则孤苦无援。胡适以学问的姿态和良知的表达，规劝蒋氏王朝改邪归正，自己则成了不受欢迎的异己者。
他们的气量与胸怀，今人不易做到。研究他们的人，不学其人生境界，囿于恩怨、仇爱，与两位先贤比，我们的许多学者，境界不如他们不说，就智慧的走向而言，也没有他们的广博与深邃。
我个人觉得，我们今天面对鲁迅与胡适，应得其文学、学术的真髓而用之。我曾经引用高远东的话说，鲁迅是药，胡适是饭。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诊病者的话有苦味，但句句切中要害，不能不听。百姓要生存，寻常米饭更是须臾不能离开。可惜，在战乱的时代，这两种人对话的可能性被战火、死亡所阻，鲁迅、胡适的传统成了对立的存在。我们这些后人，今天瞭望他们，尘雾已经消散，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他们的整体性的时代精神版图。
这成了我们民族记忆紧密相关的遗存。许多年前我说过，在我们精神的地理上，既要有高山，也应有湖泊。有大漠惊沙，亦要有无际的绿洲。这些都是生态的一部分。今天，我依然这样看，丝毫没有什么变化。
自然，他们的遗产也有诸多暗点和瑕疵，我们可能会挑出无数遗憾的所在。可是总体而言，这两位思想者与先驱者，为我们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石，许多基本文化元素都刻在他们的文本里。我们现在考虑中国问题，有时就不得不回到他们的原点上去，面对鲁迅、胡适所面临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悲哀，也是我们的荣幸。在苦苦的跋涉里，有他们陪伴，我们不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