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光大集团的“蒜柱”
CFIC导读：
十年中，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唐双宁打造出的不只是一个数字光大，更是一个文化光大，光大集团的风气发生了根本变化。
十年中，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唐双宁打造出的不只是一个数字光大，更是一个文化光大，光大集团的风气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本次采访中，唐双宁还是那句话，“与其说我是船长，不如说我是‘蒜柱’。一头大蒜，最没用的是蒜柱，没有食用价值；最有用的也是蒜柱，有它，蒜瓣才能抱团向上长。”
2007年12月，本刊刊发了一篇文章《新船长——老唐》。那一年，是刚刚完成角色转换、从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到光大集团任董事长的唐双宁履新伊始。其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艘锈迹斑斑的大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光大集团已长期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当时社会普遍认为，光大已经“没救”，“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谁派去光大，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唐双宁临危受命，被派到船头，直面风口浪尖。部分社会舆论认为，光大“尚有一线希望”，部分舆论则不以为然，认为一样会“横着出去”。七年后的2014年，光大完成改革重组；八年后的2015年，光大跻身世界500强；十年后的今天，光大的总资产达到4.5万亿，相当于当年的七个光大；净资产是3800亿（当年是负数），年实现利润500多亿元（当时是累计亏损）；同时，成为拥有金融全牌照及诸多实业业务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业务走向世界各地，不但改变了数字，更改变了社会地位，改变了光大人的“精气神”。
在这期间，世界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光大经历过“钱荒”、“乌龙指”⋯⋯ 在这样的基础、这样的环境下，“光大奇迹”是如何出现的？带着好奇，记者到光大进行了十年后的再次采访。
同上次采访一样，唐双宁不愿多提及光大本身的曲折故事，较之“形而下”，他更乐意谈“形而上”。他讲了一通十年中自己提炼的“理论”，从第一次在内部会议讲“难易转化论”，到后来的“中药调理论”，一直到最后的“度道关系论”⋯⋯ 他认为，光大也好，处理其他任何事情也好，都要把握好“度”，悟好其中的“道”，“度是道的数量界限”，“道是度的质的升华”，“度的自觉就是道”⋯⋯ 在记者看来，“金子总要闪光”，他的很多在实践中提炼的理论，历史肯定会将其记住。
至于在对其他人的采访中，大家认为，唐双宁十年打造出的不只是一个数字光大，更是一个文化光大，光大的风气发生了根本变化。自1982年从财经院校毕业，唐双宁就没有离开过金融系统，从基层到总行，从商业银行到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到综合性金融集团，金融业务可以说对他不在话下，但在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不是折服他的业务能力，而是共同认为他“善谋大事”、“宽以待人”、“善于驭人”⋯⋯ 十年中，光大的领导班子人员出出进进，但从组织部门到普通群众，众口一词地认为光大的班子“团结”、“互相补台”，员工“心情舒畅”、有“光荣感”、“归属感”。大家认为，数字反映了“外伤”的治愈，是治标，而这些则是“内伤”的治愈，是治了本。“治外伤易，治内伤难”，这是采访中大家普遍的看法。这样的内容也反映在唐双宁的一系列讲话、文章中。而最经典的是他写于七年前的《我思故我在》，这篇充满哲理、对人有现实意义的文章，记者建议大家不妨找来看一看。
这次采访中他还是那句话，“与其说我是船长，不如说我是‘蒜柱’。一头大蒜，最没用的是蒜柱，没有食用价值；最有用的也是蒜柱，有它，蒜瓣才能抱团向上长。”
闲言少叙，还是开始我们的访谈。
光大漫漫十年改革长征路
《当代金融家》记者： 为了厘清这十年，还是想请您介绍一下刚来光大时的情况。因为十年了，很多人不清楚，很多人忘记了，不知道当时“新船长”的困境，就没法理解“老船长”是怎么炼成的。
唐双宁： 真没啥说的也不愿说，因为放到历史长河中，十年算得了什么？老实说，我现在常常在考虑自己未来“三十年”。当然，身不由己，顺其自然，但我还是想“放下”这个“包袱”，开启一个“新我”。不过既已答应你的采访，我也配合一下。你说我是船长，我说最重要的是船长，最没用的也是船长，因为船长不干具体事，事都是大家干的，所以光大这艘船走到今天没谁都不行。如果硬要我说，我只能说当年我来光大并非所愿，是中央的决定，我只能服从。为什么“并非所愿”？因为当时光大确实是资不抵债、财务亏损、市场萎缩、工资靠借、人心已散，市场形象很差，实际上已经破产。我上任第二个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70周年校庆，我碰见原来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他说，“老唐，你们怎么搞的？你们与中信差不多同时成立，人家怎么搞得那么好？你们怎么搞得那么差？”当时在场的高级官员一大群，弄得我很尴尬。我只好自我调侃说，“陈主席呀，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嘛！一句话叫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信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是人家对人类的贡献，告诉后人螃蟹可以吃；还有一句话叫第一个吃蜘蛛的人，我们就是第一个吃蜘蛛的人，这也是对人类的贡献呀，告诉后人蜘蛛不能吃。大家哈哈一笑就过去了。我当时领的是搞好的任务，揣的是分拆的药方，方子不能改，能不能治好就看你的本事了。所以社会上才说“竖着进去，横着出来”。当时工、农、中、建等各家银行没有我们不欠债的，天天发愁的就是如何还债、躲债，如何给大家开工资；那个时候亏损工资开不出来，到年底我只好派人提个旅行袋到香港借点钱给员工开工资。我像个生产队队长年底分红一样，一个人发一个信封，就算一年的薪酬了。这样一直持续了两年。光大银行也是长期出不了报表，累计亏损，这就是当初为什么汇金公司注资时要求老股东缩股，更何况还没有提足拨备。当时市场萎缩、人心涣散，人们已经纷纷打主意跳槽，不像现在都找上门来想往里进。当时一些企业也来谈兼并光大的条件，当然很苛刻，心情很不爽，不像现在我们去兼并别人，心情太不一样了。所以去年我得了一个“最佳并购终身成就奖”，我还真觉得挺坦然。
我们这代人都熟读过《论持久战》，当时这个情况下我就意识到要“持久战”。我也是熟读历史的人，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靠的是“黄老之学”，当时我也意识到光大要靠“黄老之学”。我提出了“三不得”的思路,就是“心态急不得等不得，速度快不得慢不得，力度大不得小不得”。条件不具备就是急不得，条件有了就是等不得。当然条件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我们去创造条件。当时从战略上考虑光大的事就是要分成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来解决。战略退却就是按国务院批的“方案”让出股权，先活下来；战略相持就是卧薪尝胆、搞好自己；战略反攻就是自己搞好了再拿回股权。那么在这个战略相持中，光大先后成立实业集团、资管公司、证券A股上市、H股上市、保险控股权回归、银行A股上市、H股上市、收购信托、在港企业实业企业稳定发展、集团重新挂牌⋯⋯到今天，光大已经成为机构超千家、员工7万人，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管、基金、租赁、投行、期货等金融全牌照以及环保、新能源、房地产、航空、文化产业及高科技等实业业务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从当年险些被并购，到今日可左顾亚太，右指欧美，去他人并购市场上玩水了⋯⋯
图为中国光大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我想多说一句，社会上常把光大集团等同于光大银行，当然光大银行是光大集团最大的子公司，但社会上许多人不知道光大是金融全牌照，更不了解光大的实业业务。这十年，光大在实业领域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特别是环保业务，现在我们在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秸秆处理、工业危废物处理、环保厕所等领域有法人环保项目300多个，分布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其中垃圾处理质量超欧盟标准，水平世界第一，年处理能力近2000万吨，现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的卡万塔，明年即可超越，处理量相当于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的垃圾总量，约占全国垃圾总量的1/7；垃圾发电年70亿度，可供200万个家庭用电；污水年处理20多亿立方米，世界第四；秸秆年处理800万吨，世界第三；工业危废物年处理规模60万吨，世界第三；而且自主掌握关键技术，自行进行设备制造，有3家环保上市公司，打进亚洲和欧洲市场，环保产业年利润30亿。这方面的业绩过去我还不大托底，不敢往外讲，直到环保部长向我证实了，我才敢对外讲。
《当代金融家》记者：光大改革重组完成，标志着十年中国金融改革落下帷幕。如今回头看，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非常深刻又生动的范本。作为带领光大完成改革重组的掌舵人，您可否与我们分享光大改革重组过程中的一、二故事及您的一些心得感悟？
唐双宁： 故事很多，心得感悟也很多，可以写上好几本书。这个过程很复杂，我刚到光大的时候，国务院已经批复了光大重组改革方案，我的任务就是执行。当时的改革重组方案内容很多，一般人也看不懂，抽丝剥茧，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三句话：一是光大银行从股权关系上由汇金直接控股；二是光大香港、光大实业从股权关系上由中建投直接控股；三是如果股东大会通不过就由银监会接管。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来操作，光大集团在银行没控股权，在香港企业没控股权，在实业企业没控股权，保险公司是外资控制的，只剩一个证券，集团占三分之一的股份，换句话说从控股权角度整个光大集团其实就剩下一个占三分之一股份的证券，还不如一个农村信用社。
在那个时候，一方面，国务院批准的方案我得执行，这是组织纪律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不能机械地执行，机械执行了光大就不存在了，几万人就没饭吃了，我无法向广大员工交代，无法向历史交代，无法向社会交代，这其中就有一个“度”的把握。记得当年我来光大后正值香港“光大控股”成立十周年，要在香港办一个招待酒会。因为我要到香港参加这个招待酒会，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媒体的提问。关于对外口径问题我就给国务院写了个报告，表示坚决执行国务院的方案，同时提出在操作方法上进行一些技术性处理，分步实施、内外有别，先境内后境外，在境内重组改革完成以后再解决境外的问题，香港企业按照“机构不动、业务不变、人员不减”的方式对外讲。这个意见上报后，由于是一个回答媒体口径的技术性问题，很快从秘书长到总理都画了圈。画了圈后来我们就按这个执行了。因为这个“圈”同原来的“方案”不一样，后来就有人开玩笑说我是“打马虎眼”，“打语录仗”。不管你说什么我通过这种方式先将香港企业稳住了，最后把整个光大救活了。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慢慢摸索出“中药调理”的道理，体会到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中国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所以在复杂的改革重组过程中，我们总体坚持“中药调理”，当然“乌龙指”的时候也用过西药，但总体是“中药调理”，或者说“中西结合，中医为主”吧。这样调理得差不多了，国务院根据实际情况对光大重组改革方案又进行了调整，通过先后五轮的调整，最终有了今天。
《当代金融家》记者：很多人说别人讲金融听不懂，您讲金融几句话就听懂了，比如前面说的“度”和“道”，您一解释一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请问怎样才能把复杂问题讲明白,能结合光大的情况谈谈吗？
唐双宁： 中国人讲“大道至简”。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把简单问题说简单是初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复杂是中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简单是高级水平，把简单问题说复杂是没有水平。” 我看网上流传着一些“一个省委书记收藏的短信”、“名人名言”，其实是我的一些内部讲话内容，比如“1.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2.长跑比赛往往开始领跑者当不了冠军；错误往往是在急中产生的。3.能战胜敌人的是英雄，能战胜自己的是圣人；英雄战胜敌人，圣人没有敌人。4.能干事不是本事，不出事不是本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才是本事。5.上等人不动声色干成事，中等人忙忙碌碌干不成事，下等人大轰大嗡干出事。6.一等人在位就明白，二等人退下才明白，三等人到死不明白。7.一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三等人有脾气没本事。真威不怒，发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8.让人心服口服，上也；心服口不服，次也；心不服口服，更次也；心不服口也不服，最次也。9.要想自己存在就得让别人存在，树砍光了，斧头也就没有把了。10.政治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这事儿我说他们抬举我也行，说他们知识侵权也行，但不管怎样，说明这些话得到了社会认可。当然我也知道“知易行难”。我们这代人从小就喜欢读《矛盾论》，我曾读过几十遍。一些事情的哲学思考，一些语言的提炼，都是那个时候练就的。不客气讲，我十几岁就是我们工厂的“大笔杆子”，出席全国会议的材料都由我执笔。说到《矛盾论》，《矛盾论》中讲的矛盾的一般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具体事务当中，蕴含着一个共性的规律，我们必须顺应规律。其实规律就是“道”。我这几年在光大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时，讲得比较多的就是“度”和“道”，讲“度”是“道”的数量界限，“道”是“度”的质的升华。我想这些如果真从心里弄明白，会受益无穷的。
你让我结合光大的实际谈谈怎么讲话能让大家听得懂，我说，越简单就越能听得懂。我讲过什么是“水平”，我说“水平”实实在在讲就六个字：干成事，不出事。能干事，但干出事不行；不出事，但干不成事也不行。具体怎么能干成事，怎么不出事，情况千差万别，又在不断变化，只要记住这六个字，在具体工作中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把握就是了。
企业管理艺术之“不忘初心”
《当代金融家》记者：光大从一个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困难企业发展成为今天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很不容易。在领航光大的十年中，您有无一些特别的“秘籍”或“枪法”？您如何看待自己的领导艺术？
唐双宁： 光大走到今天，当然是靠大家努力，靠各方面支持。我在2015年光大重组改革完成后曾正式明确提出“四点共识”，其中第一条就是，光大取得的成果是几代光大人的共同努力，因为有前人的探索，才有后人对道路再选择的机遇。经营好一个企业既要靠体制也要靠人，这也是我提出“人本经济学”概念的初衷；另一条，光大改革重组的最终成功，是班子成员、广大员工的共同努力，更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各部门支持的结果。同时从我的角度来讲，就你提到的“秘籍”和领导艺术，我想谈谈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毛泽东的气质魅力，毛泽东那一代人，包括周恩来精神，对我们领导班子，对我们改革发展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可以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对我的影想是最大的。他讲的“矛盾的双方无不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这句话我从十几岁背到现在，正是这句话的影响，使我到光大后能看出“难到极处就是‘易’”。四年前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发生时，当时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而这时光大银行又要在香港H股上市，之前又出现“钱荒”，可以说面临着一个大厦将倾的严峻形势，那时我默念最多的就是毛主席的“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就是这段话使我们挺过来了。
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就像前面说的，我刚来光大的时候，按照原有方案，光大仅剩一个占1/3股份的证券公司，实际等于解体。光大对所属企业基本都没有控股权，在“股权为上”的年代怎么管？怎么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军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这三个地方我都专门考察过。到光大后我还带着问题第二次到古田会议会址考察。我受毛主席党建思想的影响，认识到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使光大找到出路。加强党的领导不是虚的，怎么加强党的领导把光大搞好？我讲一件事。当时我们向中组部申请将“两管两兼”写进了光大改革重组的文件中。所谓“两管两兼”，就是光大集团党委管理光大银行党委，管理光大实业和光大香港的党委；光大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光大银行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光大集团的另一名领导兼光大实业和光大香港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没有股权，我们有“党权”。在“股权为上”的年代，我们就是靠这个“党股”管干部、管方向，保证了人心不散，方向不偏。中央给了这么一个政策，我们依靠这个政策抓特色党建，打持久战，才有了光大的今天。
毛泽东军事思想影响方面，前面讲过《论持久战》，《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就是将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鉴于光大改革重组的复杂性，我们一开始也是“先以空间换时间”，让出光大银行、光大实业、光大香港的控股权，通过“战略退却”让银行等主要企业获得注资，恢复业务发展；然后经过“战略相持”，壮大自身实力，经过一系列“小胜”并最终积为“大胜”；再通过“战略反攻”“换回空间”，重新拿回对各个企业的控股权，实现了改革重组的成功。
毛泽东那一代人——周恩来精神的影响。谈到毛主席，就不能不谈周总理。他们两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周恩来精神”可以说博大精深，核心就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当时中央领导同我谈话，让我来光大，我确实有畏难情绪，但后来一想周总理难不难？“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难不难？不是更难吗？正是“周恩来精神”给了我勇气，使我来到光大。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关心基层员工，福利待遇向一线倾斜，薪酬从2008年起就开始推行“减上增下”，干部实行公推，并形成了“让”的文化，当时有的领导干部从大局出发，主动让出自己的职务。在跑官、要官盛行的情况下，能够顾全大局，让出自己的职务，这容易吗？可以说，“周恩来精神”每时每刻都影响着我，影响着光大，为光大走到今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我还要说说长征精神的影响。大家知道我重走过长征路，对长征做过一些考证。我把“长征精神”概括为“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严格的纪律、不怕牺牲的斗志、尊重实际的作风、众志成城的凝聚力”。光大因资不抵债濒临破产，被迫于2007年进行改革重组，实际上相当于在市场“围剿”中走上长征之路。其间，先后制定修改了五次改革重组方案，相当于对长征落脚点的艰难选择。2013年国务院最终同意保持光大的完整性，解决全部历史遗留问题，理顺各级股权关系，不啻于光大的“哈达铺会议”，找到了陕北这个落脚点。此前，我们曾经有过类似于湘江血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这样的经历，2013年的“乌龙指”事件对光大的打击不啻于张国焘分裂路线对红军的打击，但红军最后完成了长征，光大最终完成了改革重组。现在的光大由一个行将倒闭的企业经过浴火重生成为世界500强企业，相当于长征初期的被迫战略转移到实现胜利会师。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长征胜利靠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搞好国企也需要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
善弈者之谋势
《当代金融家》记者： 重组改革完成后，光大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近年来，光大大踏步走向全球并购市场。您亦被授予“中国并购终身成就奖”荣誉。请您谈谈光大的国际化现状。
唐双宁： 这几年我们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光大银行成立了香港分行、光银国际、首尔分行、光银欧洲、卢森堡分行，并还在布局其他地区。其他企业也在走出去，光大证券收购了香港新鸿基金融，注册成立了光大新鸿基（英国），并正在进行一些新的并购洽谈。“光大控股公司”收购的中国飞机租赁公司已经在H股上市，还收购控股了阿尔巴尼亚地拉那机场100%股权，近年来又陆续投资收购了一批美国、德国、以色列、瑞士等国的高科技领域企业，包括电子可穿戴设备、机器人、航空科技、汽车测试、新能源及医疗设备等，“光大国际公司”收购了新加坡汉科环境公司更名为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并在新加坡成功上市，收购了波兰最大的独立固废垃圾处理商Novago。其他企业也在积极推进相关并购⋯⋯我们的规划是把香港作为主要跳板，积极量力，尽快完成全球布局。
三个30年之情怀与愿景
《当代金融家》记者：外界看您，会说“他是一位金融家，一位书法家，一位画家，一位诗人，一位党史研究专家”，对于这些多重身份中，您曾用“一个真正的金融家首先必须是一位哲学家”来回应。如今，即将向光大十载挥手，站在新的节点上，您如何定义您未来的身份？能否与大家分享您下一步的情怀与愿景？
唐双宁： 我现在的本职工作当然还是金融，从大学毕业算起，三十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同时，我也喜欢文史哲，我们上面谈到红色文化，还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没有展开提及，这些优秀传统文化都给我个人及光大改革发展带来了很多有益启示。回答你的问题，我想说，我人生头一个30年像大多数人一样，上小学、中学，赶上“文化大革命”，在工厂当工人，当过工厂的党办秘书，恢复高考后，又考入大学，总之主要是在学习、在工厂工作；第二个30年，主要是在金融的不同领导岗位工作，这个经历大家都知道；第三个30年，我希望自己能够在文化艺术方面实现一个“新我”。
我认为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关系上，我们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发展经济，否则就没有产生“灵魂”的物质基础； 同时要弘扬我们的文化，“体”要生“魂”。只有躯体，没有灵魂，是植物人，是行尸走肉；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从具体企业讲，大的方面企业要有自己的企业文化，这十年我实际很多精力在打造光大的企业文化；从小的方面讲，企业领导人有文化素养也能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我举一个例子。2012年，当时光大银行争取H股上市过程中，在境外寻找基石投资人。在与台湾富邦集团谈判中,我们希望他们出一亿三千万美元，他们坚持只出一亿美元，双方陷入僵局。会谈期间用餐,他们的负责人蔡明忠、蔡明兴，在悬挂着的我的狂草书法“不到长城非好汉”前驻足良久,欣赏赞叹。我当即决定将这幅作品相赠，对方后来表示也将原拟投资一亿美元增加到一亿三千万美元。大家开玩笑说我七个字价值“三千万”美元，平均每个字“430万美元”!
最近我们在欧洲的子公司“光银欧洲”和卢森堡分行开业。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及各界名流数百人出席揭牌仪式。我同首相、财政大臣、中国大使共同“剪彩”，并同贝泰尔首相、财政大臣、金融监管委员会主席、中国驻卢大使先后致辞。首相在致辞时说上任后收到的礼品都放在仓库，只把上次来华访问时我送的双马画挂在办公室了。仪式上我也向卢森堡博物馆捐赠了我的书画作品。卢森堡政要及各方代表都说我们的开业活动用企业董事长自己的精湛艺术品助推，是全世界独有，其他开业不是领带就是红酒。足见欧洲人对艺术的喜爱。欧洲权威人士也表示，如此高档（指嘉宾规格）、高雅（指企业文化艺术）、深刻（指同时举办了中欧发展论坛）又简朴的开业仪式，全球没有一家银行能做到。
我开玩笑说，在光大我是既卖身又卖艺，我的书画成了我们最好的公关礼品，节省了大量开支。
那么回过头来说，这么多年我主要是做金融工作，同时在经济金融理论、哲学、党史等方面也投入了一些精力。大家也知道我在文学艺术等方面也有极大的爱好。我认为这些同本职工作都是相通的，都是能够相互促进的。因此，我希望后一个“30年”能在文学艺术方面找到一个“新我”，至于能否还活30年，能否找到，顺其自然，尽人事而听天命吧。
《当代金融家》记者：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华文化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您如何看待面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这一课题？
唐双宁： 从世界历史看，军事的力量可以占领一个国家的领土，经济的力量可以占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但只有文化才能占领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
今天，人们谈及西方文明，往往言必称希腊，并将其源头简化为“希腊文明”。实际上，所谓的“希腊文明”是由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等共同作用下孕育的“泛地中海文明”，涵盖了包括地中海东南岸、小亚细亚半岛、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和地中海岛屿等广大地区。到了19世纪上半叶，英、法、俄、德等西方国家推动巴尔干独立运动，才出现了希腊国。在全球殖民的背景下，为对西方蛮族进行文化包装和实现对全球的文化渗透，遂将“泛地中海文明”“改装”为“希腊文明”。当然我要说明一下，西方文明虽然有包装嫌疑，但西方文明确实有许多值得学习敬佩的地方，我很欣赏西方文明中的精华部分。这里我是说中华文明顽强的生命力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中华文明当然需要与世界一切先进文明借鉴融合，不断创新，但不需要“刻意包装”。中华文化又可以分为优秀民俗文化、艺术文化、文学文化、思想文化，这些都应当分领域、分阶段地加快走出去步伐。过去走不出去是因为我们经济落后，现在经济已经走出去了，为文化走出去创造了条件，只有中华文化走出去，才能让人心服，才能真正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结语——唐双宁词作《相见欢·梦中秋》
相见欢 · 梦中秋
（余赴任光大十年作）
恍惚一梦床头，又中秋，十载圆缺多少喜和忧？
夜难寐，婵娟泪，未空流。堪慰终圆顶上小银钩。
本文作者：黄希韦
本文来源：当代金融家（bankershr），本文刊登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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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双宁：文化是金融之魂
唐双宁 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
本文根据唐双宁2016年11月22日在“G30”银行行为与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我认为，中国金融文化现阶段可以表述为：“诚信为本、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谋略通道、融入世界”。这一表述既可从形而下之工作层面去理解，也可从形而上之金融文化层面去认识。
解决金融业的问题有三个基本要素：“体、境、魂”。
“体”指金融自身物质层面，包括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完善体制机制，提高管理能力、提高员工素质等等。
“境”指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的稳健发展，法制的健全，社会信用状况的改善，国际金融环境的优化等等。
“魂”就是金融文化。
在这个大前提下，我谈几个观点。
一、什么是金融文化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人类的共性文化在横向上反映为各民族的具体文化，比如中华文化；在纵向上反映为各领域的特殊文化，比如金融文化。金融文化是人类共性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
金融文化说复杂非常复杂，涉及到整个金融理论体系和运行体系。从某个角度来讲，“金融”包括“金融物”和“金融人”。金融是资金的融通。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说到底资金融通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要受到文化的影响。金融文化就是金融领域相对于资金、技术、法规等“金融物”来讲的着重于解决“金融人”的问题的一个命题，就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又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再作用于人的具体行为。
金融文化说简单又非常简单，按我们的传统说法就是加强金融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按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德治；如果用三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诚信”；如果用一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道”。 “诚信”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形而上”是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
“形而上”与“形而上学”有联系又有区别。“形而上学”一词据我考证最早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最后的一部哲学演讲稿，名叫“形而上学”，后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哲学名词，流行于15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直至今天。当时一些科学家将自然界划分为各个孤立的“部分”，并从“外部”分门别类地加以考察。像西医分成眼科、耳科、鼻科、喉科，分得非常细，就差没有分成左耳科、右耳科了。这有科学的一面，但也有忽略他们之间联系的一面。培根和洛克又将这种思想方法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领域，黑格尔后来将形而上学作为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而“形而上”一词，其出处据我了解最早见于《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后来唐代的孔颖达以及再后来的朱熹、戴震等也提出类似观点。简言之，“形而上”指精神文化，“形而下”指物质，形而上和形而上学有联系又有区别。
二、金融文化的作用及与经济金融的关系
“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文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是灵魂和躯体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先有躯体，后有灵魂。既不能“魂不附体”，又要“体内生魂”。所以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最后又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没有金融文化的影响，金融实践难以健康进行。先有金融硬实力，呼唤金融软实力，呼唤金融文化。金融软实力，金融文化再反作用于金融硬实力。我们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发展经济，否则就没有产生“灵魂”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弘扬我们的文化，“体”要生“魂”。只有躯体，没有灵魂，是行尸走肉，是植物人；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文化和经济金融，我想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在实践中，金融文化又可以做多种分类，比如可以将金融文化分为金融企业文化和金融监管文化。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从业人员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监管文化是金融监管机构从业人员在对金融企业监管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企业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企业的经营理念；金融监管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
金融文化按行业还可具体分为银行文化、证券文化、保险文化，等等。金融业各个机构还可以形成本机构的特有文化。例如光大集团就有我们光大自身的企业文化。我前些天讲的“人本经济学”实际就是讲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及对“金融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根基是《易经》，经历了伏羲八卦→周文王六十四卦→孔子《易传》等的发展演变。《易经》核心是四个字：阴阳平衡。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诸子百家、孔孟老庄，后来不断发展到今天。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经过不断总结提炼，包括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的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成很多类，像思想文化、文学文化、艺术文化等。我想就其思想文化而言，它的精髓主要表现为以对宇宙、社会、人自身的朴素认识为代表的世界观，以朴素辩证法为代表的方法论，以追求和谐社会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观，以“修齐治平”和“三不朽”为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么在物质分配与交换领域，则主要体现为“诚信为本”、“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这些思想对中国“金融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中西文化差异与国际金融文化利弊
一个民族的文化决定或影响着该国家具体领域的文化。中西文化各有长短。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崇尚道德、集体利益，但也有忽视个性的问题。西方文化更为崇尚法律、个体自由，但是缺少集体概念和亲情意识。当然也不尽然。中国文化习惯定性的分析，西方文化习惯于定量的分析。中国文化更注重方向，西方文化可能更注重细节。我说的是总体上，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所以中西文化应当互补短长，共取各自精华，共弃各自糟粕。
在长期实践中，国际金融业形成了自己的主流正面文化，比如：法制文化、体制文化、创新文化、敬业文化、精细文化等等。国际金融同行的法制观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国际金融同行重视体制机制建设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国际金融同行的创新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国际金融同行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国际金融同行的精细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与此同时，当前国际金融文化也存在诸多弊端，如利信问题、虚实问题、王霸问题等等。
利信问题。金融本以信用为基础，但是现在国际金融业已然出现罔顾信义、唯利是图文化，其中尤以华尔街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最为典型。金融业是要盈利的，关键是利、法、信、义、道这五个字如何摆布。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为前提，要以“道”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 “道”是什么？《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的特有智慧，也可以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
虚实问题。金融本属虚拟经济，应该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普遍存在创新无度文化，衍生品泛滥成灾，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
王霸问题。这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概念。金融涉及各国共同利益，本应着眼宏观全局，谋取共赢之道，但是国际金融业霸权文化盛行。拳头第一，丛林法则，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开始一直就是如此。
还有其他，余不赘述。
这些表现在形而下层面的具体现象，实质是形而上层面的国际金融文化扭曲，也是国际强权政治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反映。全球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金融文化的危机。
五、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与方向
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既蕴含着国际金融文化问题的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大体有十个问题：
一是贪大求快文化。盲目攀比，片面求大求快，进而形成“唯规模”论，乱拉存款，乱比市场份额，乱比发展速度，酿成风险隐患。这种贪大求快的文化普遍存在。
二是粗放经营文化。贪大求快导致不是靠服务靠效率，业务是跑关系跑出来的，挖人挖出来的。“人”不是有水平，而是有“关系”。存款是喝酒喝出来的，市场是送礼送出来的。这种粗放文化应该说不同程度仍然存在的。
三是发展趋同文化。同质化严重，都要“做大做强”，都搞零售转型，都扎堆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千行一面，缺少特色。
四是轻视信用文化。缺少对“诚信是金融之本”的认识，为抢市场份额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五是轻视法规文化。缺少遵纪守法的自觉意识，违规现象比较普遍。
六是二元文化。中国金融发展中，东中西部、城乡金融等发展不平衡，形成“二元金融现象”，习以为常变为“二元金融文化”。
七是惩办文化。讲处罚多，讲教育少，形成惩办主义，而关系疏通好了又可以“放一马”。
八是照搬文化。改革开放固然要学习国外有用的东西，但不能盲目照搬。比如我们的公司治理，既搬来英美的独董制，又搬来欧洲的监事会制，叠床架屋，重复劳动，加大成本，影响效率。再比如“模型”，应该是“有模型，不唯模型，重在实际情况”。一个假设变了，整个模型就失灵。我的观点是学而不搬，学为己用，既要称希腊，又不能言必称希腊。
九是短视文化。不善于从战略全局考虑问题。当然金融业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懂技术，一定要细致，细节决定成败。但凡事都有两个方面。首先要看路，其次才是拉车。南辕北辙不如原地不动。
十是“井蛙”文化。一些从业人员只知金融不知其他，视野不宽，不知经济决定金融，不懂虚拟经济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
这十个方面程度不同，也不一定准确。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形而下的工作问题，实质上是形而上的金融文化问题，许多也是社会问题，是社会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反映。
如何建设中国的金融文化？我想了十个主题词：改革、发展、诚信、安全、管理、法治、服务、效率、和谐、幸福。
同时我认为，中国金融文化现阶段可以表述为：“诚信为本、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谋略通道、融入世界”。这一表述既可从形而下之工作层面去理解，也可从形而上之金融文化层面去认识。
六、编制两个金融文化指数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建议始于足下，先试编《G30金融文化指引》并试编两个指数：“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和“金融企业文化指数”。
“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可以以十个金融“软实力”为基础（详见拙作《加强“金融文化”建设，实现由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主要包括：金融宏观调控能力效用和预见性、金融市场意识、金融监管能力与安全守法意识、金融创新意识、金融人才意识与人才使用合理度、金融全员幸福度、金融社会环境与社会诚信意识、金融理论建设、金融国际环境和谐度、金融对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度。
“金融企业文化指数”可以以“金融企业发展的十条准则”为基础。这是我在我们光大提出来的，主要包括：更有效益的发展、更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更有后劲的发展、更有创新能力的发展、更有前瞻性的发展、更有凝聚力的发展、更协调的发展、更有品位的发展、更有社会责任的发展，更有员工幸福感的发展。
这两个指数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量化。我想这两个指数可以指导成百上千的那些“专业指数”。
七、重振金融文化 呼唤勇于担当的金融家
事都得靠人去干。但是目前一些“金融家”的社会形象并不让人乐观，金融危机以来尤甚，有的甚至沦为人类共诛之全球共讨之的境地，比如麦道夫。
真正的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更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更不应是“庞氏骗局”的发明家。真正的金融家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政治家。
政治家与政客有何区别？政治家以社会为己任，以社会为“家”，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峰上去考虑问题，这是一种境界；政客是在社会做“客”，以社会为施展权术的平台，这是“现得利”主义。所以真正的金融家应该是实干家、思想家、政治家。他们要以社会为己任，以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金融文化建设能否成功，关键在此。
怎样成为勇于担当的金融家？这需要具备很多的素质，这个也可详见拙作《应对金融危机，需要一批“真人”》，这里我只提一个必须学哲学的问题。我个人粗浅的体会，学好哲学，一通百通。我今天讲了许多诸如形而上与形而下、躯体与灵魂、金融物与金融人、硬实力与软实力、德治与法治、谋技与通道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这其实都是哲学的命题，也可以说是“金融哲学”，哲学看似无用，实有大用。
说到哲学，我三天三夜谈不完，时间有限，到此为止罢。
谢谢大家！
延伸阅读来源：当代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