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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群众坐着,我们站着

2017-11-03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CFIC导读:

88 岁的邓小平 92 年南巡路过安徽,特意点名要见一个“年轻人”,他就是汪洋。

汪洋同志简历

汪洋,男,汉族,1955年3月生,安徽宿州人,1972年6月参加工作,197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学硕士学位。

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1972-1976年 安徽省宿县地区食品厂工人、车间负责人

1976-1979年 安徽省宿县地区“五七”干校教员,教研室副主任,校党委委员

1979-1980年 中央党校理论宣传干部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1980-1981年 安徽省宿县地委党校教员

1981-1982年 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

1982-1983年 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

1983-1984年 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

1984-1987年 安徽省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7-1988年 安徽省体委主任、党组书记

1988-1992年 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其间:1989-1992年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班党政管理专业在职学习)

1992-1993年 安徽省计委主任、党组书记,省长助理

1993-1993年 安徽省副省长

1993-1998年 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其间:1993-1995年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管理科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在职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1997.03-1997.05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1998-1999年 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

1999-2003年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其间:2001.09-2001.11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3-2005年 国务院副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正部长级)、机关党组副书记

2005-2006年 重庆市委书记

2006-2007年 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7-2007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7-2012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2012-2013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

2013-2017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2017-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七届、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88 岁的邓小平 92 年南巡路过安徽,特意点名要见一个“年轻人”,他就是汪洋。

呼唤改革的“娃娃市长”

1988 年 11 月,33 岁的汪洋出任安徽铜陵市代市长(后任市长),在电视上疾呼:

  • 要改变观念、解放思想!有人“养鱼怕偷”,就是不怕穷。

这句话放在今天,已经显得平淡无奇。但大家要知道,彼时“市场经济”仍然与“资本主义”划等号。作为市长在电视上如此呼吁,需要何等胆识?难怪当地政界及老百姓戏称他“娃娃市长”。

1991 年 11 月 14 日,《 铜陵日报 》发表文章《 醒来,铜陵 》。这篇写于 26 年前的文章今天读起来依然令人激昂,在当时就能提出投资效益、官僚主义、不作为、部门利益、层层审批这些问题,令人惊叹。文章所呼吁的市场观念、思想解放更是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改革的激情呼之欲出。

让我们先看一下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如平地惊雷般出现的《 醒来,铜陵 》原文,体会一把年轻汪洋的激情澎湃:


醒来,铜陵

当历史的脚步匆匆跨入本世纪最后十年的时候,每一个铜陵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自己。

十年磨“剑”锋自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铜陵人以“开山取宝、凿石求金”这一锲而不舍的精神,为铜陵生存、发展开拓出颇为辉煌的新天地……

同处一江景不同

然而,当我们拿起理性的放大镜,回顾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履痕时,便会在辉煌中看到不足、看到令人震惊之处:

1990 年与 1985 年相比,全市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产值增长了31.9%,但销售收入利税率却下降 2.85 个百分点,资金利税率下降 2.28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产值率下降 16.89 个百分点,留利水平下降 22%。无情的数字告诉了人们一个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即在“六五”末期效益水平已经很低的基础上,经过 5 年的艰苦努力,我市的主要经济指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惊人地下降了。

高速度为什么没有带来高效益?与沿江地市县相比,同处一江景不同。这是为什么?!1989 年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人均创利税,全国是 3851 元,全省是  2501 元,而铜陵仅有 1741 元。

我们还常常为铜陵“七五”的高投入而沾沾自喜,但殊不知,投入像一根“魔棍”,变化多端,既可以变为“宁馨儿”,又能够化为“丑八怪”。截至 1990 年底,市属地方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债务总额已高达 8.23 亿元,其中外债 3058 万美元。这些债务的 61.2% ( 5.03 亿元 )要在 1992 年以前还清。而 1990 年实际只还了 0.4 亿元,其中还有 0.15 亿元是靠免税还的。按照现有企业的盈利状况推算,我市每年的债务利息都难以全部偿还。高投入为什么没有带来高产出?

除此之外,不足和差距还有很多很多:产业结构仍不合理,产品的结构层次和质量档次仍然偏低;农业的保障体系相当脆弱,生产力水平亟待提高;各项事业的发展很不平衡……

对这些,一些有识之士心中充满了困惑与焦虑。铜陵为什么不能发展的更快一些?为什么不能解决别人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的问题?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当我们站在 21 世纪的门槛边,倾听着大江东去拍岸的涛声的时候,不能不深深地思索:怎样才能医治好我们身上的“疾患”,以健壮的体魄,去创造铜陵更辉煌的明天?!

剔肤见骨找病根

透视铜陵这个既健康又染疾的肌体,不同识见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诊断”。但是,一个最准确的诊断,已经由历史老人作出了,这就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观念未及时更新,精神还不够振奋,商品经济意识淡薄。这些“病源”互相渗透,彼此诱发,产生了阻碍我们前进的一个又一个“病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不强:有些部门和单位,以“自我”为中心,符合自身利益的事就办,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事就推。外地进城劳动力的管理,与此沾点关系的部门都抢着伸手揽,而集资修路建桥等,有关单位就拼命往后退。企业兴旺的时候,各个部门都想去捞一把;企业困难的时候,不少部门都撒手不管。还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处理工作以文件为中心,以条条为标准。有个企业为了优化生产布局,曾经打算将企业的内部结构作适当调整,但有关部门却从条条出发,不给配套政策,使企业调整无法进行。一个外商很有兴趣的微波炉项目,本应在铜陵落户,但这个说资金不落实,不能批立项,那个说没有立项不能给资金。各用各的文件,各持各的道理,扯皮扯了一年半无结果,外商一气之下跑到大连,人家半天就立了项。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表现在其他工作与经济工作两张皮上。文化、教育、卫生、宣传、组织、统战等部门部署工作,有不少可以也应当与经济工作相结合而没有结合,就在知觉或不知觉中影响了经济建设。某厂党委一位领导,在一次和主管部门干部交谈时,竟说“生产上的事我们一概不管”。在这样的干部心中,哪还有“中心”的地位?

商品经济观念薄弱:在商品经济已占很大比重的今天,我们相当多的厂长和经理至今仍在迷恋产品经济的“温床”:争保护、要计划有门,闯市场、搞经营无术,全然没有效益观念。麻纺产品严重积压,就是不能进行有效地推销和处理。有些企业,舍得花钱搞基建、盖办公楼,却不愿花钱抓技改,与经济发达地区形成强烈的反差。

就是抓技改,也是无头苍蝇瞎忙乎。某厂搞技改,投资几百万,试车几个月,产量上不去,成本下不来,报捷之声犹在耳边,却停止了生产。一查,原来是工艺、技术早已落后的项目。在农村,则有相当一部分人“种树怕吃亏、养鱼怕偷、办工厂怕倒、做生意怕骗”。这怕那怕,就是不怕挨穷受苦。商品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我们的一些企业,愿意花钱买轿车、搞装潢,就是不愿花钱培养人才,不愿接收大学生。现有的人才不敢用、不会用,外面的人才不给进,企业靠什么求生存、图发展?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但我们的一些经济主管部门和企业,市场观念十分淡薄。多数企业的销售工作十分薄弱,中央的政策不敢用,省里的政策不会用,市里的政策不知道用。市府( 90 ) 50 号文件对处理积压产品等问题,规定得很宽、很明确,可就是有那么一些经营者不学习,不研究,任其产品涨库积压。我市拥有的销售队伍数量,不说与江浙比,就同桐城县的 10 万销售大军比,也相距甚远。

精神状态不振作:从机关到企业,都有那么一些人,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目标不明,任务不清,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对于本部门、本单位在今后 3 年应该实现什么目标,今后 5 年能达到什么水平,采取哪些办法和措施,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心中无数,却泰然处之。一些干部“过糊涂日子当太平官”:坐机关的,不知道要研究哪些问题,搞好哪些服务;办企业的,不了解市场如何变幻,不懂得新品种怎样开发;搞农业的,讲不清粮食产量多少,水利设施如何,多少人温饱没解决。有一些干部,整天长吁短叹,畏首畏尾:处理积压产品怕亏损,开发新产品怕没市场,进行技改怕缺资金,处理不合格工人怕遭报复。还有极少数干部,或浑浑噩噩,或谋私钻营,有的竟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改革意识不浓:经济社会工作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但我们的不少同志,仅仅把改革叫在口中、写在纸上。大家都赞成住房制度改革,但适当提高房租、多住房子多拿钱,一些人就大叫大嚷受不了。公费医疗的漏洞众人有目共睹,但不少人又不愿承担改革的风险。在居民区进行安装有线电视的试点,受益者都说是件大好事,但一提要自己掏点钱,又说“这不能算是办好事”。都说分配不合理,但在企业实行质量工资制,又有人说技术低的工人吃了亏。“铁饭碗”都说要打破,但让违纪工人下岗,或作出处理,就有人四处说情。在他们的眼里,改革都必须对自己有利,个人不能作出任何一点牺牲。

对外开放观念差:铜陵位于长江黄金水道之旁,又是皖江开发开放四城市之一。

可我们的一些部门单位的领导、职工又是怎样对待开发开放呢?今年初,当南京市一位副市长率团来铜考察时,在城外转了一个多小时方才摸进城,其原因就是本市入口处连个起码的标记也没有!一位外商结束访问离铜时,要用美钞兑换人民币去结账,但有关人员正在学习,还说:“对不起,业务暂不办理!”一位意大利商人来铜陵住旅馆,面对积满灰尘的窗户、掉了螺栓的马桶盖和污迹点点的被套,他问道:“这像做生意的吗?”我市第一个较大的中外合资项目——金光延压加工有限公司,从立项到审查,从筹资到审批,前后费时近两年,盖了几十个公章,才得以上马。如果不是外商有耐心,这个项目早就告吹了。

以上形形色色的问题我们又没有及时正视它、解决它,才导致铜陵过去某些方面的落伍和现在某些事业发展上的裹足不前。

解放思想是先导

思想的解放常常是正确行动的先导。1978 年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赢得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赢得了全国 10 多年的大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经济要开放,首先思想要解放。开展“理思路、抓落实、奔小康”的大讨论,意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此,每一个铜陵人都应积极参与。当然,思想的解放往往需要进行痛苦的反省。鲁迅说过:“我常常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铜陵人,在大讨论中,都不应讳疾忌医,而应当勇敢地拿起时代的解剖刀,割除自己灵魂深处的一切毒瘤和病根。如果我们继续抱着僵化的思想、陈腐的观念、封闭的意识、萎靡的士气,那么,不是危言耸听,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十年接力赛中,我们铜陵将被别人抛得更远!

改革大潮澎湃。历史不允许我们再躺在产品经济上酣睡了。环顾神州,时不待人:沿海经济上去了,山东经济上去了,省内各城市也在你追我赶。每个有志的铜陵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怎样才能无愧于脚下这块浸满烈士鲜血的土地?!

醒来,铜陵!

  (原载 1991 年 11 月 14 日《铜陵报》,《经济日报》1992 年 1 月 4 日刊发,略有删节)


此文犹如平地惊雷,由这个贫穷的皖北山区传遍了神州大地。汪洋就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需要醒来的不仅是铜陵,还有整个中国。几个月后邓小平南巡发出改革最强音:

  • 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

  •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

  •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主政铜陵时,汪洋还对当地旧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打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且住房制度、用工制度、干部管理、机构设置等等都被列入改革计划,多家全民国有企业列入改革范围。 

当时《经济日报》采访了汪洋市长,及时写成报道。时任《经济日报》记者部主任的庹震(十九大新闻发言人)和值班副总编杨尚德决定组织大规模报道。1992 年初,《醒来,铜陵 》略作删节在《经济日报》刊发,并且策划了系列报道,庹震还把那组报道的切入口定为《醒来,不只是铜陵》,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这场大讨论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第一场思想大讨论”。

差点被朱镕基撤职

1993 年,38 岁的汪洋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后来,汪洋任安徽常务副省长分管财税工作时力推一项改革,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评价他“年纪不大、胆子不小”。 汪洋当时的建议是希望国家成立粮食风险基金,与当时中央的财政基金配套,为农民涨两分钱。那时朱镕基总理因为基金太多,反问汪洋,“这基金,那基金,现在基金还少吗?”并表示“谁再谈基金就撤了谁”。不过,朱总理后来还是说,“汪洋是不能撤的”。1999 年汪洋离开安徽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就是总理朱镕基亲自点的将。

激情打人

2006 年重庆遭遇特大旱灾,时任市委书记汪洋到农贸市场考察调研,菜农坐在地上回答他的问题,随行人员便态度傲慢地两次叫那位菜农站起回话。汪洋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从菜农箩筐里抓起一个大青椒,转身砸向该工作人员:

  • 今天我对有些工作人员不客气,干什么要群众站起来说话?我们是人民的公仆,站着的当然应该是我们!

主政广东,腾笼换鸟

2007 年 12 月 25 日,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表近两个小时激情洋溢的讲话,至少有 22 次讲到“解放思想”。

在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汪洋提出“滕笼换鸟”、“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等一系列新理念,引发全国关注。2012 年 5 月笔者写了一篇“经济转型的广东试验”,发表于 FT 中文网。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汪洋在广东的改革探索概括为以下几点:

1、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汪洋非常鲜明地表示,广东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作为未来发展主导思路。在汪洋的报告中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核心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等事关全局的重大关系;重点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并需要继续深化经济领域改革,需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2、淡化 GDP 指标。 诺贝尔奖得主森认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商品消费数量,更要关注人的自由的拓展、人的能力的提高、人的潜力的发挥。 要摒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性,从“以物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汪洋上任后提出建设“幸福广东”,以“幸福”期待 GDP 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他说,“广东现在不打经济仗了,江苏愿意超广东就超吧。” 5 月 9 日汪洋的党代会报告只有 1.6 万多字,报告全文没有用一个数据,只用十六分之一的篇幅来总结成绩。上行下效,这无疑有助于打破基层官员的 GDP 崇拜思维。

3、突破政治周期的狭隘观念。官员只关心自己任期内的事情,这是个体理性 。但如果官员都采取“击鼓传花”的做法,矛盾将不断积累。 汪洋谈到经济转型时曾说,“功成不必在我任期”。鉴于转型任务的长期性,官员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胸怀。 

4、直面既得利益的阻力。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塑,必然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对。 2012 年 5 月 20 日,《人民日报》刊登汪洋的文章《探索广东特色之路》,文章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说其艰巨,是因为利益格局调整的不容易,是因为‘自我否定’的不容易,更因为新路探索的不容易。比如,囿于传统利益格局,不愿转;不具备知识能力,不会转;体制机制约束,不能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

5、重塑激励机制。管理学上有一条原理:考核什么,就得到什么。对政府官员而言同样如此。 正如汪洋所说,“要更新观念推动转变,也要靠机制倒逼促进转变;要制定政策引导转变,也要学习培训学会转变”。要推动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就必须从改变官员的激励机制入手。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只有设计出符合官员利益的有效机制,才能使得官员成为改革的推动力,而不是阳奉阴违的阻力。

6、小政府,大社会。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势政府的主导作用,这一模式导致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不断加深。经济转型,要求政府转向“看不见的手”,退出经济活动,致力于维护法治和公平竞争。汪洋非常深刻地指出,“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首先要从政府头上开始。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强化民主法治,不能让权力‘寻租’扭曲市场经济。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决打破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问题,基本形成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制度框架。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影响,这一点确实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审批事项上。

7、观念突破。 我们要克服“政府万能”的思维巢臼,放权让利于民,让人民自己去追求幸福,这才是市场经济的真谛。汪洋指出,“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力…… 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只有把政府和人民的位置摆对了,政府才会接受社会监督,才会真正“为人民服务”。

汪洋在推动广东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正视社会问题,重申改革开放路线,直面既得利益的阻挠,强调通过体制改革引导转型,将口号转化成行动,摒弃 GDP 崇拜,“功成不必在我任期,”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革新政府观念, 建设“小政府、大社会”,这都是中国社会改革亟需的领导力要素。

2013 年汪洋在参加人大会议安徽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说:

  • 如果说 30 年前改革解决的是意识形态问题,那么现在就是利益问题,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需要全体下决心,必须要坚定信心。

本文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作者: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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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的汪洋,曾主笔《醒来,铜陵!》获大奖

籍贯安徽宿州的汪洋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汪洋同志曾在安徽工作多年,对安徽很有感情,他在安徽铜陵当市长时还亲自主笔一篇文章《醒来,铜陵!》,该文获得中国新闻奖特等奖。

汪洋曾在一次会上说:“我1988年在铜陵当市长的时候,财政收入“过亿不去”,只有5000多万。过去发大水的时候,安徽人到外地不愿意说自己是安徽人,现在可以挺胸抬头自豪地说,我是安徽人。”

汪洋以是安徽人为自豪,出生在安徽宿州的他无疑是一个很念及乡情的领导干部。安徽不但是他生养之地,更是他事业起步的福地。而他提到的“1988年在铜陵当市长”更是奠定了他长期改革事业的基石。

从17岁高中未毕业就因家庭贫穷而进入食品厂当工人,到26岁当副县(处)级官员、27岁县(处)级、28岁副地(厅)级、33岁地(厅)级、38岁副省(部)级、48岁官至正部,汪洋的仕途经历不仅“一刻也不曾耽误”,而且其在政治舞台上的出场也显得异乎寻常,可谓“一亮相就风华正茂”。

一位认识汪洋的人士如此评价:其升迁之快,与他本人严以律己、积极进取的做人风格密不可分。据称,在汪洋担任安徽省体委主任后,他的一位老朋友到合肥办事,想和他叙叙旧,汪当时已有自己的专车,却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接他。

不过,熟悉他的人表示,这远远不是汪洋性格的全部,工作中的汪洋表现出的超前思维和果敢作风,在他出任安徽省铜陵市长,真正开始主政一方时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他就任市长的1991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中国改革路线何去何从成为举国关心的话题。当年11月,身处安徽铜陵的汪洋亲自部署写作、把关、改定了《醒来,铜陵!》一文,刊发在《铜陵报》上,曾获中国新闻奖特等奖。

署名龚声的文章《醒来,铜陵!》,呼吁“改革大潮汹涌澎拜。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一场有关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轰轰烈烈地拉开,在整个铜陵激起强烈反响。

令人振奋的是,15年前在皖南山沟吹响的“解放思想”的号角,在15年后汪洋主政之下的南粤大地再次响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但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

汪洋当时在电视讲话中说:“要改变观念!有人养鱼怕偷,做生意怕骗,就是不怕穷。”这与此后邓小平著名的南巡谈话思想很接近,显示出汪洋敏锐的政治嗅觉。而铜陵的做法也引起了高层尤其是邓的关注。

当时《经济日报》驻安徽记者站记者敏锐地察觉了其中的改革锐意,采访了汪洋市长,及时写成报道。时任《经济日报》记者部主任的庹(tuo)震和值班副总编杨尚德慧眼识宝,决定组织大规模报道。1992年初,《醒来,铜陵!》略作删节在《经济日报》刊发,配发消息和评论,并且策划了系列报道,庹震还把那组报道的切入口定为《醒来,不只是铜陵》。其后,发表文章、通讯、评论、编后、编者按、图表、来信30余篇,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那场大讨论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第一场思想大讨论”。市长汪洋由此名震中国,被中央领导称为“有改革风范的少帅”。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看到《经济日报》的报道后,非常赞同汪洋的解放思想大讨论,随后亲临广东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从此,中国改革面貌焕然一新。有报道称,1992年邓小平南巡来到安徽合肥,接见安徽有关领导,时任铜陵市长的汪洋也被点名要求参加。

在安徽省工作期间,汪洋鲜明的施政风格,给当地官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称,汪洋的超前意识很强,在任常务副省长分管财税工作时力推一项改革,连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都说他“年纪不大、胆子不小”。

链接:醒来,铜陵!

当历史的脚步匆匆跨入本世纪最后十年的时候,每一个铜陵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自己。

十年磨“剑”锋自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铜陵人以“开山取宝、凿石求金”这一锲而不舍的精神,为铜陵生存、发展开拓出颇为辉煌的新天地:

——1990年与1978年相比,全市社会总产值增长3?郾5倍,国民收入增长2?郾6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郾7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郾3倍。1990年与1985年相比,在省辖九市中,我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幅度分别居第5位、第2位和第2位,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也居第3位。统计数字证明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铜陵在前进;

——“铜陵特区”已早为人们所淡忘,而淡忘的又岂止是这一名称:工业持续22年“单打一”采冶铜已被有色、化工、纺织、电子、建材五业并举、齐头奋进所取代;农业也不再是传统的种植业,而是农、林、牧、渔、工、商、运、建综合发展的大农业;铜官山下、天井湖畔,水、电、气管线密如蛛网,成片的厂房、住宅楼各呈风姿……这一切都寓示着一个新的工业港口城市正在孕育之中。

每一个铜陵人、每一个熟悉铜陵的四方宾客,都会为铜陵的飞速发展而自豪。人们知道,这10多年是铜陵建市以来最辉煌的时期,经济发展最快,城市居民受惠最多……

同处一江景不同

然而,当我们拿起理性的放大镜,回顾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履痕时,便会在辉煌中看到不足、看到令人震惊之处:

1990年与1985年相比,全市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产值增长了31.9%,但销售收入利税率却下降2.85个百分点,资金利税率下降2.2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产值率下降16.89个百分点,留利水平下降22%。无情的数字告诉了人们一个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即在“六五”末期效益水平已经很低的基础上,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我市的主要经济指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惊人地下降了。

高速度为什么没有带来高效益?与沿江地市县相比,同处一江景不同。这是为什么?!1989年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人均创利税,全国是3851元,全省是2501元,而铜陵仅有1741元。

我们还常常为铜陵“七五”的高投入而沾沾自喜,但殊不知,投入像一根“魔棍”,变化多端,既可以变为“宁馨儿”,又能够化为“丑八怪”。截至1990年底,市属地方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债务总额已高达8.23亿元,其中外债3058万美元。这些债务的61.2%(5.03亿元)要在1992年以前还清。而1990年实际只还了0.4亿元,其中还有0.15亿元是靠免税还的。按照现有企业的盈利状况推算,我市每年的债务利息都难以全部偿还。高投入为什么没有带来高产出?

除此之外,不足和差距还有很多很多:产业结构仍不合理,产品的结构层次和质量档次仍然偏低;农业的保障体系相当脆弱,生产力水平亟待提高;各项事业的发展很不平衡……

对这些,一些有识之士心中充满了困惑与焦虑。铜陵为什么不能发展的更快一些?为什么不能解决别人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的问题?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门槛边,倾听着大江东去拍岸的涛声的时候,不能不深深地思索:怎样才能医治好我们身上的“疾患”,以健壮的体魄,去创造铜陵更辉煌的明天?!

剔肤见骨找病根

透视铜陵这个既健康又染疾的肌体,不同识见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诊断”。但是,一个最准确的诊断,已经由历史老人作出了,这就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观念未及时更新,精神还不够振奋,商品经济意识淡薄。这些“病源”互相渗透,彼此诱发,产生了阻碍我们前进的一个又一个“病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不强:有些部门和单位,以“自我”为中心,符合自身利益的事就办,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事就推。外地进城劳动力的管理,与此沾点关系的部门都抢着伸手揽,而集资修路建桥等,有关单位就拼命往后退。企业兴旺的时候,各个部门都想去捞一把;企业困难的时候,不少部门都撒手不管。还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处理工作以文件为中心,以条条为标准。有个企业为了优化生产布局,曾经打算将企业的内部结构作适当调整,但有关部门却从条条出发,不给配套政策,使企业调整无法进行。一个外商很有兴趣的微波炉项目,本应在铜陵落户,但这个说资金不落实,不能批立项,那个说没有立项不能给资金。各用各的文件,各持各的道理,扯皮扯了一年半无结果,外商一气之下跑到大连,人家半天就立了项。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表现在其他工作与经济工作两张皮上。文化、教育、卫生、宣传、组织、统战等部门部署工作,有不少可以也应当与经济工作相结合而没有结合,就在知觉或不知觉中影响了经济建设。某厂党委一位领导,在一次和主管部门干部交谈时,竟说“生产上的事我们一概不管”。在这样的干部心中,哪还有“中心”的地位?

商品经济观念薄弱:在商品经济已占很大比重的今天,我们相当多的厂长和经理至今仍在迷恋产品经济的“温床”:争保护、要计划有门,闯市场、搞经营无术,全然没有效益观念。麻纺产品严重积压,就是不能进行有效地推销和处理。有些企业,舍得花钱搞基建、盖办公楼,却不愿花钱抓技改,与经济发达地区形成强烈的反差。

就是抓技改,也是无头苍蝇瞎忙乎。某厂搞技改,投资几百万,试车几个月,产量上不去,成本下不来,报捷之声犹在耳边,却停止了生产。一查,原来是工艺、技术早已落后的项目。在农村,则有相当一部分人“种树怕吃亏、养鱼怕偷、办工厂怕倒、做生意怕骗”。这怕那怕,就是不怕挨穷受苦。商品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我们的一些企业,愿意花钱买轿车、搞装潢,就是不愿花钱培养人才,不愿接收大学生。现有的人才不敢用、不会用,外面的人才不给进,企业靠什么求生存、图发展?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但我们的一些经济主管部门和企业,市场观念十分淡薄。多数企业的销售工作十分薄弱,中央的政策不敢用,省里的政策不会用,市里的政策不知道用。市府(90)50号文件对处理积压产品等问题,规定得很宽、很明确,可就是有那么一些经营者不学习,不研究,任其产品涨库积压。我市拥有的销售队伍数量,不说与江浙比,就同桐城县的10万销售大军比,也相距甚远。

精神状态不振作:从机关到企业,都有那么一些人,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目标不明,任务不清,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对于本部门、本单位在今后3年应该实现什么目标,今后5年能达到什么水平,采取哪些办法和措施,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心中无数,却泰然处之。一些干部“过糊涂日子当太平官”:坐机关的,不知道要研究哪些问题,搞好哪些服务;办企业的,不了解市场如何变幻,不懂得新品种怎样开发;搞农业的,讲不清粮食产量多少,水利设施如何,多少人温饱没解决。有一些干部,整天长吁短叹,畏首畏尾:处理积压产品怕亏损,开发新产品怕没市场,进行技改怕缺资金,处理不合格工人怕遭报复。还有极少数干部,或浑浑噩噩,或谋私钻营,有的竟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改革意识不浓:经济社会工作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但我们的不少同志,仅仅把改革叫在口中、写在纸上。大家都赞成住房制度改革,但适当提高房租、多住房子多拿钱,一些人就大叫大嚷受不了。公费医疗的漏洞众人有目共睹,但不少人又不愿承担改革的风险。在居民区进行安装有线电视的试点,受益者都说是件大好事,但一提要自己掏点钱,又说“这不能算是办好事”。都说分配不合理,但在企业实行质量工资制,又有人说技术低的工人吃了亏。“铁饭碗”都说要打破,但让违纪工人下岗,或作出处理,就有人四处说情。在他们的眼里,改革都必须对自己有利,个人不能作出任何一点牺牲。

对外开放观念差:铜陵位于长江黄金水道之旁,又是皖江开发开放四城市之一。

可我们的一些部门单位的领导、职工又是怎样对待开发开放呢?今年初,当南京市一位副市长率团来铜考察时,在城外转了一个多小时方才摸进城,其原因就是本市入口处连个起码的标记也没有!一位外商结束访问离铜时,要用美钞兑换人民币去结账,但有关人员正在学习,还说:“对不起,业务暂不办理!”一位意大利商人来铜陵住旅馆,面对积满灰尘的窗户、掉了螺栓的马桶盖和污迹点点的被套,他问道:“这像做生意的吗?”我市第一个较大的中外合资项目——金光延压加工有限公司,从立项到审查,从筹资到审批,前后费时近两年,盖了几十个公章,才得以上马。如果不是外商有耐心,这个项目早就告吹了。

以上形形色色的问题我们又没有及时正视它、解决它,才导致铜陵过去某些方面的落伍和现在某些事业发展上的裹足不前。

解放思想是先导

思想的解放常常是正确行动的先导。1978年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赢得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赢得了全国10多年的大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经济要开放,首先思想要解放。开展“理思路、抓落实、奔小康”的大讨论,意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此,每一个铜陵人都应积极参与。当然,思想的解放往往需要进行痛苦的反省。鲁迅说过:“我常常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铜陵人,在大讨论中,都不应讳疾忌医,而应当勇敢地拿起时代的解剖刀,割除自己灵魂深处的一切毒瘤和病根。如果我们继续抱着僵化的思想、陈腐的观念、封闭的意识、萎靡的士气,那么,不是危言耸听,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十年接力赛中,我们铜陵将被别人抛得更远!

改革大潮澎湃。历史不允许我们再躺在产品经济上酣睡了。环顾神州,时不待人:沿海经济上去了,山东经济上去了,省内各城市也在你追我赶。每个有志的铜陵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怎样才能无愧于脚下这块浸满烈士鲜血的土地?!

醒来,铜陵!

 (原载1991年11月14日《铜陵报》,《经济日报》1992年1月4日刊发,略有删节)

延伸阅读来源:财智堂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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